提起赵秉钧，现代人知之者甚少，可是在100多年前的中国，他却是一位呼风唤雨、叱咤风云的人物，当过民政大臣（警察归民政部管）内务总长、内阁总理、直隶都督，可不是一般的牛人。

赵秉钧

从书童到国务总理的人生道路

赵秉钧是河南省汝州人，出生于1859年2月3日，自幼家境贫寒，父母早亡。机缘巧合，他被当地县令看中，留在家中做书童，因其聪明伶俐，做事干练，深得县令疼爱，教他读些诗文，以为立身之用。

河南汝州赵秉钧故居

1878年赵秉钧考秀才未中，便投笔从戎，发誓要建功立业，光宗耀祖。从军后，跟随左宗棠所部楚军，长途跋涉，进驻新疆，在平定阿古柏之乱中立下功勋，被录用为勘划中俄边界的小吏。

1883年，在伊梨任勘划中俄边界办事员，因工作优异，晋升为巡检。1889年改捐典史，分发直隶省。1892年补新乐县典史，专司办案缉盗。

青年时代的赵秉钧

此时，恰逢袁世凯在小站练兵，赵秉钧便辞去东明县小吏之职，追随袁世凯到小站新军中做事。袁世凯用人之长，命他专攻侦探、警察两门，以备他日所用。从此为与袁世凯相交甚密。

在袁世凯提携下，步步晋升。1899年调署天津北仓大使，不久捐升知县，充直隶保甲局总办，兼统率巡防营。1901年11月，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驻保定，认为赵秉钧“智勇兼优，长于绳捕”，遂委其创办巡警的重任，并为其奏保知府加盐运使衔。

1903年3月赵秉钧调任天津南段巡警局总办。1905年，清廷成立巡警部，任命徐世昌为尚书，赵秉钧为右侍郎。

1909年1月，袁世凯被罢官回籍，赵秉钧也被解职，闲居天津。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袁世凯东山再起。11月，袁世凯任内阁总理大臣，赵秉钧成为内阁民政大臣总揽警务。

1912年2月12日，清帝宣统被迫退位。3月，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唐绍仪为第一届内阁总理，赵秉钧为内务总长。6月，唐绍仪辞职，陆征祥组阁。8月，陆征祥遭国会弹劾，称病请假，赵秉钧代理内阁总理，9月正式任职内阁总理。

意气风发赵秉钧

1913年5月，因卷入宋教仁案，称病辞职，回津赋闲。7月16日，袁世凯批准其辞去总理职务，第二天又被任命为步兵统领兼管京师巡警事务，旋兼北京警备司令。1913年12月16日，赵秉钧被任命为直隶都督，翌年2月兼任直隶民政长。1914年2月27日，赵秉钧病逝，终年55岁。葬于河北易县清西陵。

赵秉钧之墓——荒冢一堆草没了！

赵秉钧在新疆平乱的作战中曾在大风雪中被困三天三夜，所幸被援兵救出，但是身体损伤严重，终生不能生育。后将自己兄弟的一个儿子过继为嗣。

赵秉钧在其不算长的一生里，也为历史长河留下了“斑斑点点，几行陈迹”。

创建中国现代警察制度

清末成立巡警部，尚书徐世昌主持部务，徐世昌与赵秉钧都属于袁世凯为首北洋集团，所以部内所有机要事件徐世昌都交予赵秉钧处理，“巡警部尚书徐世昌对他(赵秉钧)极为信任，该部的机要大权均掌握在他手中” 。

清末的警察

赵秉钧创建警察制度，起始于袁世凯任直隶总督时，当时赵秉钧出任保定巡警局的总督。在此期间，赵秉钧任阅读了大量上海书局翻译的外国警察制度的书籍，大大增长了见识。后来赵秉钧与日籍警察参考了东西方各国关于警察建设的制度，拟定了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部警务章程，同时创立警务学堂。

赵秉钧根据袁世凯的指示，开始创办巡警队伍。他与袁世凯的日本顾问三浦善传一起，参照日本及欧美成法，拟定警务章程，创办保定警务学堂，选募培训巡警，建立起一支500人的巡警队伍，并设立巡警局，维护保定社会秩序。这是中国现代警察制度开端。

庚子事变后，八国联军占领京津。《辛丑条约》有条款规定天津县等地不得清政府驻军。于是袁世凯令赵秉钧在小站新军中挑选1500名即将退伍的老兵，将他们培训成为警察，接管天津治安。

1903年3月赵秉钧调任天津南段巡警局总办，聘请日本警官伊藤次郎为帮办，原田俊三为顾问，创办天津侦探队，后改名探访局。同时还开办了天津警务学堂，聘请外国教习，编译外国有关警察的书籍，订立课程，培训警察，并伤令各巡警局官兵，分班进修培训。赵秉钧将津保两处警务学堂合并，在天津成立北洋巡警学堂。此后又在各州县设立巡警传习所、巡警局，建立全省巡警网。经袁世凯奏准，赵秉钧免补知府，以道员留原省补用。在此期间，铁路巡警总局在北京火车站建立，共有2000余人，负责京山铁路的警务工作，受天津南段巡警总局的领导。

1905年，赵秉钧为巡警局拟定章程十二条，建立健全警察组织制度。同年9月，他带领天津侦探队队长杨以德及200名警察赶往北京，侦破五大臣出国考察爆炸案。

巡警部三巨头，左一赵秉钧

在天津期间，赵秉钧不但将天津的治安管理的挺好，他还在天津筹建了中国最早的现代警务系统，创建了天津侦探队和天津警察学堂。

赵秉钧要求他的警察队伍“既可以服务与管理群众，也能够防患未然、排解纠纷，警员性情温和、朴实，举止端正，做事严谨。”

当时常驻在中国的泰晤士报记者曾亲眼看到，在北京的马路上，中国警察帮助一个推粪车的老汉将翻倒的车子扶起来。在另一事件中，一个德国士兵驾驶马车堵塞交通，又不服从指挥，“中国警察便把他抓起来，押进了警察所。”

清末的警局

赵秉钧在巡警部存在的一年里，对巡警部警务积极奔走，出力最多。巡警部初创，各个方面都是从头开始，赵秉钧凭借着自己在直隶地区所办巡警的经验，逐步完善着京师的巡警建设。庚子之乱后，清政府设立内外城工巡总局，主掌京师警政事务。巡警部成立后，首要的任务就是完成对内外城工巡总局的接收和改组。京师是国家的中心，京师巡警办理的好坏会直接影响到全国巡警的办理。所以巡警部很快就完成了对内外城工巡总局的接收和改组。内外城工巡总局改为内外城巡警总厅，统领内外城所有巡警事务。

赵秉钧在巡警部虽官居右侍郎，但依旧“事皆亲躬经理，时常便服外出，私行考察一切” 。赵秉钧凭借着自己的十几年的巡捕经验和西方巡警制度，努力经营着京师的巡警事务。自赵秉钧办理京师巡警事务，京师“劫持日少，绺窃日稀。”不仅京师的盗劫减少，社会秩序改善，而且京师巡警制度亦也日臻完善。

丙午官制改革，清廷改巡警部为民政部。民政部的设立是在原巡警部的基础上扩建而成，民政部的人员还是巡警部原班人马，巡警部尚书徐世昌继任民政部尚书，巡警部左侍郎毓郎继任民政部左侍郎，巡警部右侍郎赵秉钧继任民政部右侍郎。赵秉钧在民政部的任上，继续加强对北京的控制，“奏请以天津和保定抽调巡警官兵千余人进京，将北京城区划为数十个小区，遍设机构，分级管理”。在加强对北京的控制的同时，其触角开始延伸到地方层面。1906年，清廷同意民政部意见，在各省设立专司以掌警务，于每省省会设巡警道一人，专掌警务。

全副武装的警察

1907年，徐世昌由民政部尚书改任东三省总督，在徐世昌出任总督任前，慈禧召见徐世昌问以民政部事宜，慈禧“问赵某人才如何？”徐世昌奏道：“赵秉钧精明干练，在天津创办警察为直省冠，此次蒙恩特简，尚能竭诚尽瘁，以图报称。”慈禧听了徐世昌的奏报，便说：“如此便好。”

徐世昌离任后，肃亲王善耆“授民政部尚书”，因赵秉钧多年在巡警部、民政部积累的权威，使得肃亲王善耆的尚书地位有时颇感自危，由此可见赵秉钧在巡警、民政部内的地位。

鼎力支持袁世凯南北议和

赵秉钧以其警察天才深得袁世凯的赏识, 在直隶创办巡警, 成绩卓著, 成为袁氏之股肱。袁世凯被黜之后, 赵秉钧也被撤职闲居天津,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共进退。

袁世凯在洹上荡舟

辛亥革命爆发之时, 赵秉钧正在河南彰德洹上村为袁世凯祝寿, 参与了袁世凯东山再起的谋略。袁世凯复出后， 为了保证京师安全, 遂命赵先入北京, 利用其在巡警界的潜势力, 布置一切。袁世凯在北京就职内阁总理大臣之后, 赵秉钧入阁成为民政长。

起初, 赵秉钧并不赞成和谈, 他看到袁世凯应诏即起之时, 信誓旦旦:“制胜不敢诩操胜券, 但有报国一日, 断不至有北犯之虑。惟祝京师镇静, 根本稳固, 无论外省如何变乱, 均尚可图也。”

赵秉钧进京初期的一切活动, 完全是在配合袁世凯镇压革命党的政策。他认为，与其最后不能和革命党达成协议, 不如尽早给予沉重打击, 使其彻底溃败。否则将导致各地暴动蜂起, 势将一发不可收拾。

但是, 随着局势的发展, 袁世凯改变了对革命党兵戎相见的策略,并向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明确表示, 愿烦英公使从中调停。赵秉钧对袁世凯的政策调整, 心领神会, 由支持镇压革命党, 支持袁世凯南北和谈。

这期间，赵秉钧立了大功：

严密监视皇亲国戚、王公大臣。由于袁世凯没有按皇族设计的路线对革命党进行严厉镇压, 转而采取与南方革命势力议和, 立即招致激进皇族亲贵们的不满, 并开始怀疑袁世凯包藏祸心, 置大清朝于不顾, 说袁世凯是曹操、王莽一类的人物, 包藏祸心。

在南北议和正式开始之初, 由于议和是在不公开的状态下进行的, 议和代表唐绍仪先向袁世凯报告, 然后袁世凯再向清廷奏报, 所以载沣、载涛等对不能及时了解掌握议和信息十分不满, 多次聚集袁宅,要求公开议和往来电报。遭袁拒绝, 几起冲突。

随着南北议和的深入, 民主共和被提上日程, 这更使皇室和年轻诸亲贵难以容忍。于是出现了宗社党, 他们秘密号召和组织满族激进人士, 向袁世凯施压甚至提出暗杀, 这使袁世凯十分狼狈, 左右为难。其在接见外国驻华公使时, 多次流露过其处境的艰难。

当时，北京城谣传八旗士兵要杀尽汉人，一时间人心惶惶。赵秉钧果断采取措施，将八旗兵调到城外，撤出旗籍巡警，以减免捐税等办法确保商店营业、戏院开演，迅速恢复了北京的社会秩序。

1912年1月，袁世凯遭炸弹袭击，即借故不复入朝，内阁奏折及请旨等事项，均交由赵秉钧及梁士诒、胡惟德办理。

孙中山与袁世凯在北京会面，赵秉钧亲自到北京火车站迎接

1912年1月19日，赵秉钧代表袁世凯参加御前会议。他在会上提出解决时局的主张：“革命党势力甚强，各省响应，北方军不足峙。袁总理欲设临时政府于天津，与彼开议，或和或战，再定办法。”他的主张遭到王公大臣强烈反对。赵秉钧当即以“如不采取此法，袁内阁将全体辞职”相威胁，然后拂袖而去，众大臣面面相觑，呆若木鸡。会后，赵秉钧向袁世凯献策：将诸皇族尽驱入宫，派部队把守紫禁城及各王府，监督出入。赵秉钧说：“醇王是位读书人，固不足虑。恭王有勇有谋，请先除之。”消息传出，溥伟即离京避祸，其他王公大臣也噤若寒蝉。

向南方革命党人示好，传递和谈诚意。 为了表示和谈诚意，赵秉钧主动联络、游说同盟会元老拉关系，秘密释放政治犯汪精卫等人。赵秉钧等北洋集团要人的笼络下, 汪精卫不仅致函京师内城警厅章宗祥等, 谢不杀之恩, 与袁大公子袁克定结为异姓兄弟, 而且还与袁世凯心腹幕僚杨度在天津成立国事共济会,发表共同宣言, 力主南北和谈。

汪精卫照片

赵秉钧利用其在京师的特殊身份和权力, 通过释放政治犯, 获得不少革命人士的同情, 然后又通过收买笼络等手段, 迷惑了一些未知事实真相的革命党中下层人物, 使他们听命和服务于南北议和的大局。

袁克定照片

赵秉钧还与其他北洋要人经常汇聚北京锡拉胡同袁宅, 秘密筹划各种应对时局之策, 并通过自己的努力, 向皇族亲贵进行劝导, 使之接受和谈的事实, 并挫败诸亲贵反对和谈之行动, 有力地支持了袁世凯总统梦的达成。

卷入扑朔迷离的民初第一大案——宋教仁遇刺案

1913年初，国会选举揭晓，国民党获胜，袁世凯致电宋教仁，邀其北上北京共商国是。宋教仁从老家桃源动身，经长沙、武汉沿江东下，到上海、杭州、南京等地视察党务，当时，国民党在选战中接连获胜，凯歌频传。宋教仁在各地演讲中批评时局，抨击袁世凯和赵秉钧“自掘坟墓，自取灭亡”，并说出“我们再起来革命”的话。在南京的演讲言辞更加激烈，把袁世凯说得一无是处。当时有人提醒宋教仁，再这样公开抨击下去，可能会招来杀身之祸，但宋教仁若无其事地笑笑：“无妨，吾此行统一全局，调和南北，正正堂堂，何足畏惧？”他一直沉浸在国会选举获胜的亢奋中，甚至还吟诗“海门潮正涌，我欲挽强弓”，对未来组阁充满希望。

3月20日，宋教仁从上海车站出发，欲北上进京。当晚10时许，黄兴、廖仲恺、于右任等人到月台为宋教仁送行。当宋教仁一只脚跨进车门时，突然一名穿黑呢绒军衣的男子拔出手枪。据现场目击者回忆，“突于宋君背后闪出一人，出手枪连发三出。第一出中宋君右肋，斜入腹部；第二出向黄克强身边掠过；第三出从吴君颂华胯下而过，幸未伤人”。凶手趁乱逃走。黄、于等人七手八脚将宋教仁送到附近医院。因伤势严重，流血过多，23日凌晨，抢救无效，“国民党教父”宋教仁与世长辞。

3月23日，即有人向租界巡捕房报告区犯行迹，巡捕随即在举报人及国民党要人的指引下，将指使杀人的帮会头子应桂馨（又名应蔓丞）和杀人凶犯武士英辑拿归案，并在应桂馨家中搜出其与政府内务秘书洪述祖、总理赵秉钧的往来电报原件及底稿多件，其中有1月14日赵秉钧致应桂馨电：“密码送请检收，以后有电，直寄国务院可也。”有1月26日应桂馨致电赵秉钧：“国会盲争，真相已得，洪回面祥。”国民党将证据公诸于众，并认定系赵秉钧背后指使。洪述祖逃往青岛租界避难，武士英于4月20日暴毙于看押场所。不久，策划暗杀宋教仁的凶手应桂馨越狱逃跑后，被袁世凯派遣侦探郝占一将刺死于京津车上。郝刺死应后，不能守口如瓶，反而到处吹牛。袁引以为患，授意陆建章把郝调到陕西，将郝也杀死。

在所有宋案证据当中，直接出自赵秉钧之手而将其牵连进案情之中的，只有赵秉钧给致洪述祖、应桂馨的两件信函和送给应桂馨的密码电本一册。国民党人和当时众多舆论，根据这些“证据”，以及对其所谓欲“长保”权位的动机分析，加上洪述祖是内务府秘书，断定赵秉钧是杀宋幕后主使。

但是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赵秉钧是宋案主使。事实上赵与洪的关系并不融洽， 赵致洪函完全与对付国民党无关， 赵函送应桂馨密码电本，也是公事行为，并无对付国民党之目的。

赵秉钧是被当时及后来人“误”为宋案主谋，而非事实上之宋案主谋。

应桂馨照片

那到底谁是刺杀宋教仁的幕后主谋？这个问题成为百年悬案，据各方研究，认为有四种可能：

其一，袁世凯主谋

这是影响力最大的一种观点，理由是宋教仁代表的国民党在大选中获胜，将组建起一个不受袁世凯控制的内阁政府，再选举他人为大总统，通过这种方式将袁世凯赶下台，从应桂馨那里搜出的大量电文构成了对这种推断的证据支持。另外，袁世凯曾有使用刺杀手段达到政治企图的前科。如1885年11月建议朝鲜国王使用刺杀手段除掉朝鲜开化党领袖金玉均，1911年通过段祺瑞买凶刺杀了北洋第六镇统制吴禄贞等等。

此种观点的可疑之处，主要在于按当时形势，虽然宋教仁代表的国民党在大选中获胜，但袁世凯向来不把这种政治活动当回事，他注重的是实力，是兵权，军队还在他手中，他不太可能认为宋教仁对他有太大的威胁。相反，宋教仁主张的各方合作对袁世凯还有利。

其二，袁世凯手下擅自行动

此种观点认为是赵秉钧、洪述祖“揣摩上意”，做出了刺杀宋教仁的安排，而袁世凯实际上并无这种意图。在宋教仁被刺杀前，洪述祖曾向袁世凯提出：“总统行政诸多掣肘，皆由反对党之政见不同，何不收拾二人，以警其余”，袁世凯的态度是：“反对既为党，则非一二人之故，如此办法，实属不合。”

此种观点的主要证据，是赵秉钧、洪述祖与应桂馨有大量电报来往，且在电报中提到了“毁宋”，但这个毁，在当时的意思并不是从肉体上消灭一人，而是毁谤声誉。

其三，国民党内激进派所为

当时的国民党是一个在宋教仁努力下，由同盟会和其他几个组织刚刚组合成立的新生政党，内部成分混杂，政见不一，对宋教仁所主张的同袁世凯合作，建立内阁制政府，党内反对者大有人在，如国民党元老马君武（第一批同盟会会员）就曾与宋教仁发生激烈争吵，甚至还打了宋教仁一耳光，将其眼角都打出血来，并斥骂宋教仁在出卖革命，出卖同志。

马君武照片

国民党也经常搞刺杀，他们曾策划实施过多次刺杀事件，比如1906年杨卓林谋刺两江总督端方，1907年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1910年汪精卫谋刺摄政王载沣、1911年李燮和、陈方度谋刺广州巡警道王秉恩，等等。在宋教仁遇刺前一年多，袁世凯曾遭刺杀，刺客中就有来自于同盟会外围组织的成员（张先培，共和会北京分会会员）。

其四，黑帮势力所为

刺杀宋教仁的凶手武士英是受应桂馨直接指使。应桂馨是一个江湖人物，上海黑帮界的大佬，同国民党元老陈其美关系密切，他在辛亥革命期间表现活跃，承担过接待刚归国的孙中山的任务，为此还自掏腰包，付出巨款，算是革命有功之臣。孙中山后来任命应桂馨为总统府卫队司令，兼庶务长，但随即就以贪污伙食费为由被开除。应桂馨召集黑帮势力，另行成立中华国民共进会，自任会长。不久又与洪述祖打上关系，被袁世凯招到麾下。

洪述祖曾命应桂馨搜集关于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的“劣迹”，以供袁世凯所用，应桂馨则称他掌握了许多这方面的证据，但是要拿大钱来换，洪述祖提出先交一部分证据上来以供核实，应桂馨拿不出来，转而给洪述祖发出密信，提出：“欲为釜底抽薪法，若不去宋，非特生出无穷是非，恐大局必为扰乱”——这个去宋，毫无疑问就是要刺杀宋教仁了。

武士英暴死后，“二次革命”爆发，还关在监狱中的应桂馨无人理会，他后来越狱逃走。“二次革命”失败后，应桂馨又跳出来向袁世凯讨要赏金，在某次嫖娼时遇到军警巡查，他当众高声告知：“我乃民国首功，又杀宋教仁之功首，现在政府将予我上将，并酬勋二位及国库证券百万，今我逸兴遄发，乐此以消永夕，于汝何事？”两天后，他在列车上被刺身亡。

赵秉钧是被袁世凯派人毒杀的吗？

赵秉钧在直隶都督任上突然死亡的，外界颇多猜测。

说法一：赵秉钧之受袁猜忌，不单是因为刺宋案，而是早就伏因于袁东山再起，人京组阁之时。当时袁在彰德，动身人京前，谋士云集，共商大计。赵在众谋士中是袁最亲信的人。袁特地邀请赵进卧室密谈，谋取清而代之的策略和步骤。赵献的计谋，袁一一心领神会，莫逆于心。最后，两人仿照群英会诸葛亮与周瑜的故事，各写四个字互相对照。赵写的是“两利俱存”，袁写的是“两面威吓”。两人所写大意相同，而赵的四字涵义更深。袁因此感到赵的谋算在自己之上，从此，虽然一面靠赵为智囊，暗中却防赵一手。这时，杀机已经隐伏下来了。

说法二：据赵的心腹刘某之子刘松庵事后追述：有一天，袁忽然派人送赵丸药两粒，对赵说：“总统听说宫保有病，送药来。”

赵听后大吃一惊说：“我没有病。”

来人道：“没有病也要吃药。”说时声色俱厉，并从腰下抽出手枪相向。

赵知道难逃毒手，仓惶四顾，喊道：“你们拿水来，让我送药。”这时，赵还存万一希望，期待左右有健儿出而相救。

来人又从腰下拿了一个水壶出来，说道：“水已经备好了。”直等赵吞下丸药后，才扬长而去。

赵服药后，急派人叫刘某来托以后事。

赵死后，袁因刘某并未参预刺宋案的机密，授意后任直隶都督安插以暗差美缺，终老其身。

此说，另一版本是：民国大名士章士钊在他的《书赵智庵》（赵秉钧字智庵）一文中说，赵秉钧平日里喜欢吃葡萄，袁世凯便派人将毒汁打入葡萄内，葡萄的色味仍完好无异，然后将葡萄送给了赵秉钧。因为袁世凯有送部下食物的习惯，赵秉钧因而没有警惕这些葡萄，他吃下葡萄没多久，顿感腹痛，急起入厕，大泻不止。家人见他久久没有走出厕所，前去查看，结果发现他已经死在了厕所里。

章士钊说此内幕源自许静仁亲口所言。许静仁与赵秉钧一样，也是当时的警察头子、袁世凯鹰犬。章士钊甚至怀疑，在葡萄里下毒这样的阴招，或许就是徐静仁给袁世凯出的点子。

说法三：宋案发生后，应桂馨向袁世凯索要暗杀宋教仁的酬金和被许诺的官职，袁世凯派人将应桂馨杀死。赵秉钧对袁世凯这种言而无信的行径颇为不满，一面私自发电通缉暗杀应桂馨的凶手郝占一，一面当面抱怨袁世凯说：“你这样做，以后谁还敢给你办事?”袁世凯表面上对赵秉仍保持和气，又将赵秉钧改任为直隶总督。但他在心态上已对赵秉钧产生了反感情绪。

说法四：突发脑溢血死亡。据自称赵秉钧之孙的赵纯佑在1998年5月1日在一封信中谈及此事：“至于死因更是众说纷纭。有说中毒的，有说厨人置毒的，有说派医投毒的，有说役者投毒的，有说在葡萄中进毒的，有说吃蛤士蟆的原故，有说是吃羚羊角的原故，有的说摔倒床前口吐白沫，有的说倒在厕中，有的说死在督署(赵秉钧死前在天津任直隶都督兼民政长)，其实是死在家中床头内侧。”“先祖卒于1914年2月27日，实为2月26日亥(时)末子(时)初，应为阴历二月初二。因督署秘书长于27日始电报袁总统，原电谨称‘腹泻头晕，厥逆扑地’，并无七孔流血而死。后人作传，妄加枝叶，引人猜疑袁(世凯)因涉有加害之嫌，指为北洋集团离心之始。其实他是死于中风，即今所谓脑溢血，倒卧于内寝室床头侧旁，这是当时家属亲见，并无吐血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