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18日，日军在沈阳发动了“九一八事变”，1932年1月28日，日军在上海发动了“一二八事变”，在中华民族到了危急的时候面前，中国的知识分子应该怎么办？当时宁波的一个知识分子叫陈训慈，他写下《知识分子如何准备大难》一文，以他的角度回答了这个问题。

陈训慈(1901-1991)，字叔谅，宁波慈溪官桥村(今属余姚三七市镇)人，历史学家、图书馆学家。1924 年毕业于国立东南大学,历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译、中央大学史学系讲师、浙江大学史地系教授。1932 年任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先后创办《文澜学报》、《浙江图书馆馆刊》、《图书展望》、《读书周报》、《抗敌导报》等。抗日战争期间，主持组织抢运馆藏古籍善本，为保《四库全书》之周全费尽心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第一至六届浙江省政协委员，民盟浙江省委顾问，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浙江省博物馆图书资料室主任，浙江省历史学会理事、顾问，浙江省地方志学会顾问等职。著有《五卅惨史》、《世界大战史》、《晚近浙江省文献述概》等。

《知识分子如何准备大难》这篇文章，发表在1932年12月出版的《浙江省立图书馆月刊》第1卷第10期上，全文转如下，以飨读者。

1932年是结束了。这正是非常的一年，是我们中国经受空前凌辱非常大变的一年。

痛苦地承受了“九一八”以后的深重的外侮，这一年的开始就经历淞沪（指上海“一二八”事变）的惨劫。经过悲壮的一番抵抗，终于忍痛停战，谈判，屈服。始终地隐忍，退让，迁就，信护国联，国联尽是走迁回曲折的路，到头来只发表了一篇所谓《李顿报告书》，而日内瓦的空气日趋恶劣。义勇军力战经年，到了年终，敌人攻热之声益紧，榆关已传惊耗，平津也战兢戒备。呼喊，抗争，会议，责望，都没有多大效果, 1932年就这样的闭幕。

这样一年多排演的活剧，不是已明显地表示妥协与退让已不可能，而大祸随时有爆发的危机吗？军缩会议没有成绩，国际的形势日益危急。

第二次的1914年，不久将要到临，已不是理想家的杞忧，而成为多数人的预想。

在即将到临的大难之中，知识分子将贡献些什么？在大祸未作之前，知识分子将作怎样的准备？

知识分子再不能将大局倾危的责任全推到实际政治家的身上，自己抱着冷笑怨望的态度，或高唱不负责任的讥评。我们应认清在实际政治上的人物原多是知识分子，他们已犯的错误,正是我们可犯的错误。只有我们切实自责，才足以稍赎我们已犯的罪过，减少政治家的错误，救出国家的危机。现在已不是相互责难的时候，而是相互认过推心、相与共赴大难的日子了。

知识分子更不应鸣高自负。民族的屈辱至此地步，每一个人都有责任，任何人都没有自负或超脱的权利。

知识分子尤不应混沌苟安，或再图生活的舒适奢靡，甚至于颓废纵恣。大难迫在眉睫，我们应准备节俭刻苦，决不能再谋个人的安逸。

我们当为国家自救之总目标，对国家各谋适当而有益的靖献。

学政治科学的人应研究指导战时政治的措施，地理学者应设计国防与用兵的方略，历史学者应阐释过去的战史，作因应的资鉴。工程学家应以各种工程的原理尽量广其应用，尤其是交通运输、日用必需品的制造、农产品之增加生产等，气象学家也可从气象预告上成为军事与生活的助力，尤其是军事化学、军械构造等学术技能，在此时应急起直追地迎头赶上，以谋大祸到临时的应付。此外，教育家也应及时自奋，准备战时教育的特殊而有效的措施，如民众教育之宣传普及方式与学校教育之应急设备与训练，在此时皆宜及早研究，在战时更应加紧自效。至于文学家怎样以伟大的情绪与笔墨、艺术家怎样以图画或音乐，给民族战争的精神以渲染播扬与点缀，也是未来一种当然的义务，有待于今日的准备。

这样经过非常变化的一年以后,非常的大祸，虽然不易测知其方式与范围，已有必然到临之势。知识分子在以往受国家社会的尊视，同时却因因循苟安或虚妄，有负于国者已多。在这大祸之中，不是你躲避悲叹之日，而是你奋发靖献自效之时！

为了准备这样大义所在不容旁贷的责任，知识分子在此时亟应有深刻的自觉与加倍的努力。他们应发扬前人所谓经世实用的精神，他们应负起觉民救人的责任，他们应养成质朴刻苦的生活习惯，他们应取消一切冷淡、怨诽、叹喟、责难等消极无聊的态度。

有人鉴于政治太缺乏学术的指导，因此主张大学教授与工程师参加政治，倡言“士政为中国民治之正轨”(《时代公论》六期)。有人以为执笔的人平时自命不凡，到沪战中无一事能做，以为“执笔的人应该没落”(《文学月报》第二二号)。有人鉴于士之史的演化，以为他们犯了许多错误，士流决不能包办政治(《读书月刊》一卷十一号)。

我们对于这些不同的主张都表示同情。我们虽然承认知识分子以往常供人驱使，犯了许多过失，但在非常时期，毕竟还是有其神圣的使命。他们不能包办政治，但是他们应为国家一切事业的忠实的服务者，尤其在大祸到临之日。他们再不能自附于资本家，以一人驾驭于多数之上而不做事。他们应自比于宣道师，化一人的精神于人人，一人能做数人事，竭其精力以供国家与民众的驱策，以完成其自救、救国的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