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敌人又从中央苏区调来了李抱冰第53师和鲍刚独立第46旅，在永新与莲花之间构筑碉堡封锁线。军委强调所谓阵地防御战略，我们也到处修碉堡。主力被派去修工事，地方武装也去修工事。如永新埠前区少年模范队有三个连，两百多人，都有枪，有战斗力，但全部去修工事。碉堡修好后，同永新城的敌人对峙起来。

第五次反“围剿”后期，敌人对苏区层层包围，严密封锁，占据苏区中心永新、钱市、石灰桥和里田等地，我主力与几方面的敌人对峙，他攻我顶，我攻他顶，堡垒对堡垒。敌人子弹多，有重武器，我们没有，伤亡大而战果小，整个战局越来越被动。省委及后方机关被迫转移到石灰桥南牛田去了，我军主力集中于石灰桥东南山区，很难机动。

我因子弹少，不愿和敌人对抗，有时对进攻之敌顶一下，也带着战术上的取巧心理，并非大计。6月下旬的一天中午，永新、钱市几方面的敌人向我进攻，我看打不出好仗，没有时间请示军委、省委，就离开永新地区，翻过南山到牛田一带和省级机关一起行动了。

当时，我的心情是很沉重的，红军总应该打胜仗，可这两个月为什么仗总打不好？离开了基本根据地，今后如何办？但我又想，天无绝人之路，总会有办法的。省委和省军区开会，对局势进行研究，决定向遂万泰和井冈山地区发展。

7月18日至19日，我们围攻五斗江，7月23日围攻衙前。这一带都是山区，包括拿山、关背在内，地域广，回旋余地大。如果工作做好了，我们是可以不走的（指后来的西征）。但是，由于“左”倾路线的错误，实行过“左”的社会政策，如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损害富裕中农利益，对“反水”农民不注意争取，对知识分子也以其成分作去留使用标准等。这样，就使群众情绪对立，增加了我们工作的困难。

特别是1929年1月红4军下井冈山后，对井冈山原来的“绿林”武装领导人后来成了共产党员的袁文才和王佐，作了错误处置，使湘赣苏区长期背了一个大包袱。当时，我们想恢复井冈山，可是上山后，老百姓都躲起来了，不和我们接近，井冈山的恢复工作，没有实现，我们的活动范围没有扩大。

7月下旬，中央命令我们西征。这时，我们确实十分困难，必须突围转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