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二十年代末，我们只有7,000门火炮，而且主要是轻型火炮。高射炮、坦克炮和反坦克炮完全没有。到1928年我们只有1,394架军用飞机，大多是老式的，约有100辆坦克和装甲车。军队的摩托化能力很差。到1928年末，军队只装备有350辆载重汽车，700辆轻型汽车，67辆履带式拖拉机。要知道，在1928年以前我国还没有汽车制造工业和拖拉机制造工业。

但是，在这一段时间里，帝国主义强国正大力扩张其军事力量。一旦发生战争，例如英国每月可生产2,500辆坦克，法国可生产1,500辆，它们的空军有几万架飞机，它们的部队正迅速实现摩托化。一句话，我们不久以前的（和潜在的）敌人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相比，在武器装备方面已远远跑在前面。

对比一下这些数字，反复想一想，我们同资本主义世界开始竞赛时，历史客观地给我们规定的起点，相差有多大的距离呀！于是，我们很自然地产生了强烈的爱国主义自豪感，我们为自己的社会制度感到自豪，依靠这种制度我们赶上并超过了，而且是在极短的时间内超过了在军事上最发达的世界列强，我们为我国的人民和军队感到自豪，他们后来打败了最强大的帝国主义敌人。

很清楚，只有建立起发达的工业才能供给红军和海军现代化的武器装备，只有工业化才能保障苏联的国防能力。技术应能决定一切。我们当时的军事领导人对这一点都有明确的认识，对未来战争的性质和特点都有清晰的概念。

早在1925年，M.B·伏龙芝在他向俄共（布）中央一月全会所作的关于军事改革总结的报告中曾指出：“我认为，我们许多同志，特别是那些在国内战争前线呆过的同志，大概还持有我们国内战争时期所形成的看法。我坚定地认为，这种看法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未来的战争将不同于国内战争。当然，它将带有国内阶级战争的性质，从这个意义上讲，将有白卫分子站在敌人一方，而在我们敌人的阵营里又会有我们的同盟者。

但是，从技术、从作战方法上看，未来的战争将不同于我们国内战争。我们将同具有最新式技术装备的强大军队作战，如果我们的军队不具备这些新式技术装备，那么，前景对我们会是非常非常不利的。当我们决定国家对防御的全面准备这一问题时，必须考虑到这一点。”

……1930年春，我们从高干深造班回到自己的部队。

我指挥骑兵第2旅一年多，应当承认，这一段工作使我学到许多新东西，使我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增加了不少知识。

1930年末，听到消息我可能被任命为工农红军骑兵监察部的 助理。虽然骑兵监察部的工作当时在骑兵部队中享有很高的声誉，但是，我承认，听到这个消息我一点也不高兴。因为我和我们师相处太熟了，我认为我是这个和睦的萨马拉人家庭的不可分离的一员。

但是问题已经决定，我必须收拾行李准备去莫斯科。说实话，所谓收拾也就是一件军大衣加上几套换洗衣服。我们全家的东西一只箱子就够装了。我们这些人当时也没有什么家什，这在当时看来是很正常的。

一天晚上，K.K·罗科索夫斯基打来电话，告诉我已接到莫斯科的调令。他问我：

“你得多少时间可以准备好？”

“两小时”，我回答说。

“我们不能就这样让你走”,K.K·罗科索夫斯基说，“要知道你是第7师的老兵，我们要好好欢送你一下。这是第2旅全体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的共同心愿。”

我听了，当然，很受感动。

几天以后骑兵第39 团和40团的全体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举行宴会，师首长也参加了。同志们对我说了许多热情赞扬的话，这些话都发自内心，使我终生难忘。

第二天一早，在我准备启程以前，我再一次到各分队同战士和指挥员告别。

我还到明斯克去了一下，这是我非常喜爱的城市。在这里我住了八年，我非常了解热爱劳动、善良的白俄罗斯人民。我眼看着白俄罗斯成功地治好了两次战争留下的累累伤痕。

晚上，我同妻子A·基叶夫娜（已故）和两岁的女儿艾拉动身去莫斯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