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我军瓦解敌军，起义，投诚，被俘，三者之间，有明确的性质区别和确定原则，不是随便定的。

起义，必须是决心转换政治阵营的主动行为，这是最基本的要求。长春滇军六十军，是主动和东野围城部队联络，决心投向解放军，因此是起义。而新七军是在抵抗无望情况下被迫缴械，是投降而不是起义，曾泽生主动起义，对国民党来说就是叛变，新七军李鸿则是被迫率军投降，这就是蒋介石说的长春守军“曾叛李降”。

投诚就是投降的客气说法。解放战争中，对投降的国民党军，一般都使用投诚。

被俘，是在战斗中被对方活捉。被俘不是主动投敌，有很多情况是失去了抵抗能力，如伤重被俘。俘虏是什么？俘虏就是放下武器的敌人。

淮海战役歼灭黄维兵团，廖运周的110师在战斗发起前投向解放军，是火线起义。黄子华的23师是在战斗已经进行一段时间后被迫放下武器，属于投诚。黄维等人在突围逃跑中被活捉，是被俘，身份是俘虏。

开不开枪抵抗是个标志，特别是解放战争中，枪一响，造成我军伤亡，这时候没有什么起义，放下武器只能算投降，顽抗到底被活捉，就是战俘。所以经常能看到双方接洽时我军指挥员提醒对方，别交火，开枪可就不好办了。

投降和被俘，对于国民党基层官兵来说，过来后待遇相差不大。但对于蒋介石来讲，这是一个很要命的问题，被俘可以是身不由己，举白旗投降性质可就变了，严重违背他一贯要求高级将领做到的“不成功便成仁”，是绝对不可接受的。《中华民国战时军律》第四条就是：降敌者死刑。当然，事实和要求差距很大。

解放战争国民党军队最大规模的起义投诚发生在大西南，90万被消灭的国民党军队中，起义投诚占了一大半。最先起义的是邓锡侯刘文辉潘文华卢汉等老川军和滇军，其次是非嫡系和嫡系。当然，无论是起义还是投诚，都是在解放军强大军事压力下才可能出现，这就是为什么要采取军事打击为主，政治争取为辅。

对于国民党将领来说，起义意味着“背叛党国”，在大势已去的情况下，总要为个人、为手下的出路着想，什么杀身成仁，没有多少人再去想。只是由于对解放军的政策不了解，担心受到制裁的不在少数。

裴昌会是西安绥署副主任，第五兵团司令，蒋军攻占延安的“功臣”，他在西北战场和解放军频繁作战，给西野造成过不小伤亡，作为非嫡系将领，却一直不被蒋所信任。在德阳起义后，贺龙的一句话，就让他解除了担心，贺龙首先问候老朋友，两人抗战时在洛阳一战区开会就认识，贺龙紧接着说：战场上打死人不算数。

贺老总简单一句话，说出了解放军的基本政策，也是一个军事伦理，那就是交战中造成对方军人死亡，是不受追究的。

事实上，只要没有杀害俘虏，伤害群众沾有血案，以及破坏战地资材，根本就不用怕算账。有的自媒体描述个别国民党将领的遭遇，这东西得查案底的，那么多地方干部和群众被杀，手段极为残忍，都是谁干的？只要有群众举报，共产党是靠群众政策吃饭的，怎么可能不处理，这和战场上造成解放军多少伤亡没关系，陈明仁傅作义哪个给解放军造成的伤亡小了？

当时被压缩到成都平原的蒋军，在二野和华北18兵团的包围中瓦解速度之快，出乎蒋介石的意料，胡宗南前脚逃到海南岛。后脚各兵团就开始起义，七个兵团里嫡系众多，杂牌中不乏有些很能打的番号，三十军军长鲁崇义是老西北军出身，目睹抗战以来这支台儿庄的有功部队被一步步压缩编制，分割使用，一部分被扔到临汾，一部分被扔到太原，东挡西拼，被消耗的差不多了，不可能为蒋殉葬。只是阴错阳差，成了最后起义的西北军余部，三十军的老军长是吉鸿昌。

18兵团司令李振，1948年带着65军从华东来给胡宗南助战，65军是粤系部队，比胡部的所谓主力战斗力强，曾经和马继援82军误战一场，马家骑兵没占到便宜。扶眉战役65军遭歼灭性打击，退到成都附近时已经军心动摇，这时叶剑英从广州捎信儿给李振，两人在大革命时期是上下级，告诉李振要起义赶紧，不然就晚了。李振遂向鲁崇义靠拢，两军抱团儿防备胡军，李振怕解放军不守信，坚持要见刘伯承司令员，后来是二野参谋长李达亲自和他通电话，才放心部署起义。

杨虎城旧部38军，有一部分早就由孔从洲等将领带着起义了，即民主建国军38军。留下来的38军被中央系渗透控制的很厉害，此时穷途末路，军心大乱，偏偏有个军长李振清，不听兵团司令官的命令，带着5000多人钻进了川西大山，非要再比划一下，贺龙多次让裴发电促其归队，承诺现在回来仍可算起义，李振清不听，裴昌会请解放军给点军事压力，结果李振清和解放军一交火就扛不住了，不得已放下了武器，下山才知道解放军只是一个团，所谓前指总指挥就是个团长，害的38军主力177师本来是起义，现在只能算投诚。

胡宗南扔下部队逃走后，指定李文接手指挥权，李文是胡亲信，北平和平起义时是四兵团司令，中央军嫡系高级将领被傅作义送走，回到胡宗南部重掌军权，这不是从解放军掌握中逃走，而是和平起义的必要策略，为的是减少对傅作义起义的干扰。李文要顽抗到底，在邛崃一线和二野部队激战一场，结果被穿插分割，溃不成军，不得已只好举手缴械。刘伯承司令员给军委的报告写的是“俘敌约五万并生擒李文”。

西南军区对李文是相当照顾的，西南军大的高级研究班是为起义将领办的，李文也被允许进去学习，因为学员完全自由，才让他有不辞而别经香港潜回台湾的机会。此时蒋介石正对胡宗南丧军失地大为恼火，胡系人马受此牵连，李文只混了个高参的虚职，后来当了一家糖业公司的顾问，按其“忠贞劳苦”，似不该受如此冷遇。

川军对蒋没有好感，刘湘的部队不挂蒋介石像，杨森的二十军起义时军长是杨汉烈，起义后主动要求追击胡宗南部队，刘文辉更是准备迎击胡部主力。刷了一辈子码头的人，在袍哥人家面前不灵了，扬名巴山蜀水的范哈儿军长起义后，负责改造部队的是另一支起义部队，解放军50军，起义部队改造起义部队，轻车熟路。

大西南战役是以少打多，“附其侧背，断其退路，勇猛追击”，蒋军兵无斗志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二野从湘鄂，18兵团从川北，各军一日夜行军都在120-180里，这种吃苦耐劳的意志力，国民党哪个军也做不到。至于互相勾心斗角争功邀宠，看看那时的解放军是怎么给国民党打样的：成都战役结束，规定由18兵团接管城市，二野各军一律不得进入成都，因为一野18兵团刚改隶二野，老部队要让，于是最后进入成都的是18兵团所部和四野50军。之后进军西藏也是如此，18兵团62军已进驻西康，离西藏最近，二野18军仍要从川南走到西康，再进军西藏，艰苦任务应由老部队承担。

向这样的军队起义投诚，还不理所应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