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蒋介石在大陆最后的日子里，接见了一个神秘人物。他在11月18日日记中写道:与白鸿亮会面。其对西部战线之敌情及地形判断甚为正确。
西部战线，这里指的是解放军正在进行的西南战役。
接着，白鸿亮这三个字，以极高的频率出现在蒋介石的日记里，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有百次之多，蒋介石对此人的夸奖和赞赏，与对黄埔嫡系将领的偶有涉及形成鲜明对照。
白鸿亮，即前侵华日军二十三军参谋长富田直亮的中国名字。白，是要对抗红色革命；亮，是以诸葛亮自喻。此人虽仅少将，对于蒋介石来说，却是国民党兵败大陆之际的作战智囊。
此时的国民党军队已经到了最终崩盘在大西南的紧要关头，蒋介石急迫问计于这位当年的对手。从日记推断，白鸿亮所提出的解放军战略企图及进攻路线，一定比他手下的那些黄浦生有见识的多。
白鸿亮接触蒋军以后，即感觉情况堪忧：他们对于敌情的掌握极端不足，甚至可以说到了幼稚的程度。“军队的士气明显低落”，且“指挥官的意志也颇为脆弱”。
他给蒋介石提出建议：四川守是守不住的。只能组织力量出击，以攻势行动击破解放军的钳形包围。这个建议肯定实行不了，因为国民党军队打进攻战是需要很多前提条件的。何况此刻西南聚集的嫡系部队虽然不少，但多是残兵败将，天险都守不了，还谈什么进攻。白鸿亮也未必不知道，这样说，是劝蒋介石早做打算。他也成了目睹蒋介石政权最后逃离大陆的旧日本军人。
解放西南，投诚起义的国民党军队有90万之多。想必蒋介石对他这句“指挥官意志脆弱”感触颇深。
帮助国民党打内战，白鸿亮是来打前站的，早在上海解放后不久，蒋介石就决定招募旧日本军官帮助他重整军队。三年解放战争下来，国民党空军基本完整，海军大部尚存，陆军已被打的残破不堪，偏居一隅必须重整陆军，只靠美援是没用的，也靠不住，美械部队覆灭的很惨。
蒋介石本人有很重的日本情结，他的从军生涯始于日本，连他的日记里用的都是火曜日，水曜日，而不是中国习惯的星期一，星期三。东京振武学校的经历被他日后填写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可窥其心结。
蒋介石选择日本旧军人的标准，第一条就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或陆大毕业，还有一条是反共坚决。不过，符合这个条件的高级别日军将领俱为战犯之身，或已伏诛，或蛰伏不出。这种事或目标太大，合适的没几个。如日本军队中公认的所谓“中国通四杰”，板垣征四郎和土肥原贤二已被绞死，矶谷廉介在监狱关着，唯一能顶着国际舆论选择的是岗村宁次。
岗村宁次是蒋介石、何应钦、汤恩伯等人硬保下来的，是国民政府免于起诉的侵华战犯。“白团”是日本秘密军事顾问团的简称，白鸿亮是“白团”头目，背后把握全局的，实际是岗村宁次。岗村给初到台湾惊魂未定的蒋介石发来了慰问电：“对于阁下确保台湾、长期坚持下去，并且在时机到来之际反攻大陆这件事，全都深信不疑，并且深深祈愿着阁下的成功。”
无论对于日本政府，还是东京盟军司令部，“白团”都是违法的。波茨坦宣言第六项中，明确写着“永久排除军国主义者的权力以及势力”，战后管制下的日本，禁止战犯、前军人和参与战争的其他人员担任公职。1946年，日本政府正式发布了《公职追放令》，除了政府公务派遣，日本人不能出国。
但是国民党派出的驻日代表，与岗村宁次募集来的日本军官，秘密签署了一份赴台”工作“的盟约。
盟约书开头的署名栏，依照签名顺序是这样的：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驻日代表 曹士澄
受聘者代表 富田直亮
担保人：岗村宁次
这其实就是一份不折不扣的佣兵合同。 这些旧日本军人为什么愿意去台湾？表面的说法是为了报答蒋介石的“宽大为怀”，蒋介石在1945年8月15日发表的那份“以德报怨”的声明，使众多日本军官免受牢狱之灾，甚至掉脑袋。
老鬼子泷山回忆。他在南满鞍山机场担任第104战队飞行队长时，曾经召集当地官民讲话，说虽然我们此刻正与蒋介石的国民党作战，然而，这只不过是兄弟之间的阋墙罢了；我们真正的敌人，理应是苏联和美国才对呀。
他的话传到了国民党这边。让蒋介石记住了这个人，到台湾后享受到了高规格礼遇。泷山所提出的“兄弟阋墙论”，在中日战争期间，屡屡被日本和中国两地的中国通以及日本通提起，国民党内的亲日派，被日本称作“知日派”，这个论调也是亲日派的口头禅。
所谓报恩是名义，实际情况是，战败后的日军军官生计没有着落，找工作非常难，加入“白团”的这些大佐、中佐级军官，有的务工，有的回乡种地。而蒋介石开出的佣金非常高，且待遇优厚。这才是老鬼子们如蚁附穴、召之即来的现实原因。
这份佣兵合同规定。国民政府给予白团成员和原来在日本军队原等级相当的待遇（薪金），同时保证提供成员自日本出发之日起至归国为止的一切衣食住行。台湾方面应支付白团成员的动身费为团长20万元，团员8万元。给予家人的安家费“自缔约至回到日本本土为止”，一个月应给予3万元，并在契约期满离任之际，保证支付5万元的离任费。当时（1950年，昭和二十五年），大学毕业生的平均起薪是3000元，因此，白团成员的待遇极具诱惑力。鬼子也要养家糊口。
白团在台湾呆了整整20年，人数最多时有80多人。
尤其在于，检讨大陆失败的原因，蒋介石认为“军事教育及高等教育的失败，乃是最大的根本败因”。这句话不管是否切中要害，至少从军事教育上，是对“黄埔至上”的全新反省。对蒋介石而言，富田事实上已经相当于“总顾问”，白团开设的初级班和高级班，是对国民党中央军校和陆军大学教育的改造升级，退台后的国民党军军官，几乎全部接受了白团的重新训练。
32师是蒋介石倾力建设的“模范师”，目标是让白团帮助训练成“日本近卫师团一样的”部队，白团日本教官的观感是：“这支军队的成员，从十四五岁的年轻小伙子到50岁以上的老兵，全都混杂在一起。当相关人员向白团介绍说“这就是台湾的精锐之师”时，白团的成员不禁为之哑然。”
白团眼里的官兵是这样的：“我发觉眼前的这些人，其实只是不曾获得好好接受教育的机会罢了。”说士兵没受过教育也就罢了，鬼子教官这里说的是“官兵”，嫡系国民党军官可都出身中央军校。
“至于士官素质方面，该师的士官在个性以及体力方面，都跟士兵一样并不算差，但是指挥以及教导的技能，则只相当于旧日本军的上兵程度而已。”这与孙立人的说法完全相同，孙立人说他给日本教官讲，我们的士官没有受过养成教育，只能军官亲自带。
“第32师的官兵都表现出相当的感激之情，但是他们对这些教官教导的内容的吸收进度，仍然是如匍匐前进一般缓慢。”孙立人也讲过32师的匍匐行进离训练标准太远，30公尺就爬不动了。看来对此同样印象深刻。
相比军事技能训练，蒋介石更加重视日本军队的精神训练。
蒋介石去台后成立的"革命实践研究院”军官训练团，都是这些日本教官在讲课，蒋介石是破天荒亲自听课的，他在日记中大加赞扬：
“白鸿亮总教官的武士道课程，对学生而言有如照亮黑暗的一道光芒，令人深感欣慰。”（1950年10月7日）"在将富田的讲课和自己对武士道的观察结合之后，蒋介石得出了一个结论，他在10月9日的日记里，写下了这样一句话：“轻生乐死，乃武士道之真髓。”
联系到蒋对手下高级将领”临危成仁”的不厌其烦，当能理解他为何喜欢听武士道讲座，国民党嫡系高级将领和杂牌军比起来，的确是“烈士缺货”，特别是抗战时期。
白团成员还说到了参加培训的方先觉：”方先觉曾于1944年在与日军的作战中遭俘虏，不过后来却巧妙地逃出了牢笼，并获蒋介石亲自授勋。这位方将军在野战中表现得相当勇敢，同时也有相当优秀的实绩，但其战术方面的知识却显得十分贫乏。对于这件事，我到现在还记忆犹新。最初，我试着要他针对阵地攻击之类的战术问题作答，但结果却是一塌糊涂，完全不行。最后，我只好画一张地图，再画一个大大的箭头指着说要从哪里攻击哪里，靠这样的方式来诱导他。”
蒋介石雇佣白团的期望，就是借助日本军人重塑国民党军官的精神力。问题是，装备、编制、战术、乃至军服，请别人教，模仿别人也就罢了，精神力这东西是能学来的吗？作为对手的日本军官，你说他们是愚蠢也好，武士道疯狂也罢，但作战中都是死战到底。而方先觉不管打的如何出色，总归是投降了，和对手一比，气就短了一截。蒋介石请白团来锻造敢死精神，也是无可奈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