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憋在潘法官心里多年的事，这件事他从来没有跟别人说过。他说即使跟别人说，别人恐怕也很难相信。

可直到现在他还是会梦到他，五十几年了一想起这位副班长，他心中还感到十分悲切。他一直不知道自己该不该讲出来。

1969年1月17日下午4点，连队大会刚结束，突然从士兵帐篷里传出三声沉闷的枪响。

我还以为是有敌人偷袭，第一个冲进了帐篷，结果眼前的场面把我吓呆了——

刘云生用他自己的冲锋枪，顶住自己的胸口，自杀了。

三颗子弹对着胸部和心脏连着点射，连身后的帐篷都打穿了，胸口血流如注。

我急忙扶住他，大喊着叫他一定要挺住，马上送他去医院。他睁眼看见了我，两眼眨了眨，然后就闭上眼睛。

一切抢救都来不及了，刘云生就这样在我的怀中停止了心跳。

枪声惊动了整个连队，连长、副连长也都赶来了，震惊之余，都不明白他为何自杀，更加深了对他的误解。

别人不理解他，我理解，他是我最好的兄弟。

我必须为他做点什么，才对得起他对我说的那些秘密。

我跟刘云生都是援老抗美先遣连的战士，两个都是副班长。

只是我才18岁，刚刚入伍半年多，他23岁，是个入伍五年的老兵。

我俩虽然在一个连队里面，但分属两个排，平时也就打个照面，没咋说过话。

其实我一直都挺敬佩他的，虽然他当兵五年了还只是个副班长，但那是因为他不善表达，以他的能力，如果善于表达一点，活跃一点，早不止现在这个位置了。

刘云生的军事才能是很可以的，枪打得很准，执行任务的时候也特别勇敢，总是主动冲在前面。

就比如，我们在老挝第一阶段的任务里，到楠乌河被美军飞机偷袭轰炸，送走8个受伤战友后，连队就安排他所在的一排担任尖刀排，首先渡河，搜查敌人，为后续部队打开局面。

按理一般这时候都是班长打头的，但他就自己冲了上去，跟班长说自己体力好，到前面去，如果发现敌人了就第一个扑上去。

后来大部队都过去以后，有个战士身体不太好，掉队了，刘云生还主动帮他背枪。

他就是这样，虽然不善言辞，但都落实到行动上了。

而且他平时纪律也特别严明，比较严肃，干什么都是以身作则。一个班里12个人，班长就是负责军事训练，副班长就是管内务卫生、纪律这些。

所以，他做这个副班长是非常称职的。

我和他不一样，我能这么快当上副班长，一是第一阶段的任务中表现英勇，立了功，更重要是我有点文化，连长看重我。

我要当好这个副班长，还得好好向他学习才行。

援老第一阶段任务圆满完成，后续由援越筑路的中国后勤部队第5支队组成筑路指挥部，率4个工程大队，云南省第一民工总队以及防空、警卫部队共20000人，入老挝担任筑路任务。

老挝地处原始森林，地形复杂，基础设施落后。大部队进入老挝，推土机也只能将公路推成简易的茅草路，汽车还是无法行驶，在前方施工的部队又急需粮食。

于是在1969年1月4日的下午，我们连队接到命令，要将一批大米、粉丝、盐巴、罐头等物资，从边境苗寨运送到施工部队所在的孟约。

全程大概60公里，我们扛着几十斤的物资，要穿过原始森林急行军，力争一个晚上就到达目的地。

这趟任务，让我和刘云生结缘了。

当时老挝正处于旱季，按理说是不会下雨的，但是原始森林里面气候多变，我们没走几步路大雨就落下来了。

我们走的骡马道，一遇到雨就跟稻田一样，全是烂泥巴，尤其里面还都是石头和沙子，我们在里面走一晚上，很容易就把鞋和脚都泡烂了。

走着走着我就看到前面刘云生坐在路边，手里提着一双完全烂掉的鞋，当时部队条件艰苦，坏了的鞋也不能扔，拿回去补补还能穿。

再看他的脚上，竟然没鞋，他这是要光着脚去追赶部队呀。

在原始森林那种气候里，受伤可不是小事。

第一阶段任务时，我脚就被弹片擦了一个小伤口，当时没当回事，结果伤口感染蔓延，差点整条腿都废了。所以我就长了记性，这次还特意把备用鞋拿出来挂在背包外面，就为了方便替换。

刘云生想要光脚负重急行军，肯定是不行，我赶紧对他说，必须穿鞋，脚受伤了还怎么执行任务。

再看，他的背包上也没有备用鞋，不知道是没带还是打包在里面，不舍得穿。我就把自己背包上的胶鞋递给他，让他穿上。

刘云生平时就性格内向，不咋说话，这会儿看我递给他的鞋，就一直推辞，我知道他不好意思穿。

战友间的感情是比较特殊的，一起训练，一起执行任务，关系可能比家人还亲。遇到困难，彼此帮一把是很正常的。

别说是一双鞋了，真上战场，命都舍得给。

看着害羞的刘云生，我催他：“快穿啊兄弟！”

可能是“兄弟”两个字打动到他了，也就不再见外了，把我的鞋穿上，他个头比我大，好在我的备用鞋也大，他穿着正合适。

虽然一路追赶大部队，没怎么来得及说话，但我能看出来，他很高兴交到我这个朋友，我也很高兴我能帮到他。

一路急行军，天亮时大部队到达目的地，把粮食交给兄弟部队。

连队穿行在雨林里扛运粮食

中午休息的时候，刘云生约我走一走，聊聊天。因为昨晚的那双鞋，我俩的感情拉近了不少，投缘。

他这会儿约我，正中下怀。我刚刚当上副班长，特别想向老兵学习。

我们俩走到林中草地刚坐下，他还没开口，我就主动和他说，你要教教我，怎么样能管好班里的战士，怎么能让他听话，全班一条心。

他看我是真心请教，犹豫了一下，告诉了我一个秘密。

刘云生问我，认识丁胖吗？

我当然认识，苗族兵，长得矮胖矮胖的，每次见面都问我要吃的，我就把压缩饼干里的糖果留给他。

而且，就是刘云生班的兵。

他望了望旁边没有人，压低声音跟我说起这个丁胖的事。

我们第一阶段任务完成以后，连队就驻扎在叫孟赛的地方，旁边就是一个老挝寨子。

为了搞好和当地老百姓的关系，同时也能打探情报，部队时常就组织我们到寨子里去做好事，帮老百姓收拾卫生、修房子、看病什么的，他们就特别感动，特别喜欢中国的部队。

尤其我们随身带的清凉油，在他们寨子里特别受欢迎，寨子里缺医少药的，他们都管这个叫万金油，说能治百病。

过去老挝被法国殖民的时候，法国的殖民军一到，就要当地人派女人去服务他们，他们走了以后，一些当地妇女就怀了孕，生下了许多蓝眼睛、黄头发的小孩。

这个丁胖呢，看人家姑娘漂亮，就老是忍不住盯着人家看。

我们部队出国作战纪律是很严格的，要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坚决爱护老挝人民的一草一木，更不允许和姑娘谈恋爱。平时无论执行任务还是外出，都必须两人以上，不能单独行动的。

而丁胖呢，知道外国军队要女人服务，言辞中就特别向往。刘云生了解他的这个心理，所以平时就对他特别留意。

有一次丁胖背着枪约班里一个老乡战友到河边洗澡，到了河边却没下河，两个人就在边上用苗族话聊起来了。

刘云生以查岗的名义跟过来，他们以为刘副班长听不懂苗语，就没当回事，继续肆无忌惮地聊天。

他不知道，刘云生虽然是汉族，但我们这个连队有16个民族，为了更好开展工作，刘云生早已暗暗学会了不少少数民族话。

只听丁胖说，我们这个兵当的太苦太累了，你看外国军队多好，有女人服务，我真想跑到外国军队去当兵。就是看得太紧了，不准单独行动，只好忍着。

从此刘云生就对丁胖更加注意了，时时刻刻盯着他。

部队睡觉，都是一个班一个通铺。刘云生都会故意把丁胖安排在中间，他自己不是睡在他旁边，就是守在门口，就是为了防止丁胖有逃跑的机会。

不好直接跟他谈这个事情，怕起冲突，只能在生活上关心他。知道丁胖比较好吃，刘云生把自己的压缩饼干、罐头这些都给他了，想通过这些来感化他。

老挝人民在寨子里劳动（来源于网络）

我一听，吃了一惊。丁胖这种，按我们当时的话讲，叫问题战士，不是小事。

我问刘云生，这么大的事，他咋不报告连长和指导员呢？

他就跟我说，他考虑到三个原因。

一个是不想害了这个战士。像丁胖这种情况，一旦说出来，那是很危险的，肯定要受到严厉批评的，还要押送回国，很可能就是一辈子的污点。

再一个，我们当时部队宣扬要创造四好班子、五好战士，如果丁胖这个事情说出去，是会影响整个班的荣誉的。

还有就是，刘云生不想给连长和指导员增加负担。我们连队执行任务很紧张，就算跟连长他们说了，眼下也不会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刘云生说，自己的兵，就是要自己带好，要引导他，使他走向进步。

我听完特别敬佩刘云生的这份责任心，这种担当，他对丁胖做的这些，一般人是绝对做不到的。

刘云生现在跟我说出这个秘密，是希望我也能尽职尽责地管理和团结自己班里的战士，对待有问题的战士，不能一味地批评别人，这样别人也会受不了的。

他说，当领导的，要细心观察战士的思想动态，以身作则感化他们。

这点我很赞同。

经过丁胖的事后，我们俩的关系更加亲密。

有一天晚上，正巧轮到我们两个人站岗，他负责东边，我负责南边，相隔大概40米远。

那晚本来一夜都平安无事，天蒙蒙亮的时候，突然，一个黑影朝我走过来，越靠越近。我努力定睛一看，只见是一个人，蓬头垢面、衣衫褴褛，应该是附近寨子里的百姓。

人是从刘云生的方向过来的。

我们这里是军队警戒区，平时别说是晚上，就算是大白天，我们也是严令禁止老百姓进入警戒线的，就怕混入敌特。

我在心里暗自责怪刘云生，怎么会这么不小心把人给放进来了，万一这人是敌人假扮的，那我们就都危险了。

那人越靠越近，我赶紧拉枪机，冲着他喝道：“口令！”

对方没有回答，继续朝我走过来。

就在我扣动扳机准备射击时，这人突然踉跄了几步，倒在地上了。

我一个箭步冲上去，看清对方是一个老人，面色苍白，嘴唇止不住地抽搐。他的两只脚猛蹬了几下，马上没了动静。

一个老挝的百姓死在了我们的营地里，这可不是小事。何况对方还身份不明。

安静的营地一下忙碌起来。先派了两个排，第一时间将护送的专家和首长转移。

转移的时候还得小心不能让附近的老百姓知道，要给敌人造成我们还在这里的假象，以防敌人突袭。

另外找来连队里面的少数民族战士，和我们专门的翻译王平一起，组成临时小组，由指导员带队，准备应对面对当地百姓的工作。

我们当时就猜想，寨子里肯定是有敌特混入了，这个老人很可能就是敌人派来的，他们可能会进一步煽动百姓过来围攻我们。

果然，差不多半个小时以后，从寨子里面跑出来200多名男女老少，个个手持梭镖、扁担、木棍，还有背着弓箭的，对着我们就是一顿愤怒的叫骂，抗议说我们打死了老百姓。

连县长也赶来了。

得亏我当时没来得及开枪，老人身上没有弹孔。

僵持中，老人的妻子也哭着赶过来了。

还好，她对我们很信任，说我们不会害她丈夫，其中一定有误解。

过去几十年老挝一直很落后，百姓生活很苦，我方部队来了，又是修路又是治病，帮他们极大地改善了生活，老人就总对他妻子说，中国的部队都是好人，他们来了我特别高兴。

县长派人跟着老人妻子回家，去调查线索，很快妻子从枕头底下翻出了老人的遗书。

原来，老挝的右派军队真的找过老人，因为他是云南人，逃荒过去的，会中文，右派军队诱劝他加入，利用语言优势，伏击中国来的军队，承诺他打死一个人就给1000美元，还给他发了一把手枪。

老人知道我们是来帮助他们的，表示不同意。其实他还有另一份心思。

按照老挝的风俗，人死以后是实行水葬，用一个竹排或者麻袋，把尸体丢进河里。老人不愿意水葬，他希望妻子能按照国内的习俗，用一口棺材将他安葬。

但他老挝的妻子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老人如今年纪大，病也多了，就很怕自己死后也是被投入河里，于是下了决心，自己在家里喝了毒药，打算死在我方警戒区，希望能帮他入土为安。

按照老人遗书指定的位置，我们找到了右派给他的那把手枪。连长和指导员都松了一口气，群众也很快散开了。

老人自杀之谜总算是解开了。

为了满足老人的遗愿，连队特意派人砍了一棵红椿树，给老人做了口棺材，抬到妻子家里，让她安葬丈夫，老人的妻子和儿子都对我们特别感谢。

老挝军民列队欢送我们

事情虽然过去了，但我心里一直藏着一个疑问。那晚刘云生为什么会那么轻易地就放老人过去？

他跟连长说是搜了身，发现老人身上没有携带武器，以为只是一名要去打鱼的普通百姓，所以就放他过去了。

这话表面听起来没有问题，但我了解刘云生，这里面绝对有隐情。

一般百姓打鱼都是在大白天，绝不可能那么早，天才蒙蒙亮就来。

我寻了机会单独找刘云生，直截了当地问他：“刘兄，你跟我说实话，那晚为什么放那个老人进警戒区？幸好最后有惊无险。”

他冲我笑笑，终于说出了实情。

原来那晚老人过来哨位的时候，他就已经断定老人是敌特。

那个点过来，就是认为天刚亮的时候战士疲惫，是最松懈的时候，所以执行任务来了。于是他就假装打瞌睡，没有搜身直接放老人进来了。

当然老人一经过以后，他就立马跟踪上去了。他知道下一个哨卡是我，他原想跟踪老人过来，然后与我合围，活捉敌人，也算是给我们俩创造一个立功的机会。

他也没有想到，还没等我们接近呢，老人就自己倒在了地上，接着出了这么一档子事儿。

我听后吓了一跳，赶紧就批评了他。这个行为实在太冒险了，把他放进来，万一袭击了我们，那我们两个怎么可能脱得了干系呢！

这件事刘云生虽然做得莽撞，但我也理解他想带我一起立功的急切心情。

我们都知道里面的利害关系，也就一起守住这个秘密了。

刘云生迫切想立功，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能顺利入党，这样退伍以后也有个比较好的去处。

当时我们连队马上就要补充新兵了，相应地，就要有一批老兵退伍。

退伍是按年龄算的，那时候我们一般服役期是两三年，像刘云生这种当了五年兵的，算是相当久了。因为我们是作战部队，新兵赶不上，所以才出现这种情况。

这一次退伍，无论怎么说，刘云生肯定是在名单上了。他心里不想离开部队，但是也没有办法。

关于退伍以后分配工作，刘云生心里也没底，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的入党预备期还没通过。

过去的预备党员时间比较长，如果能在退伍前正式入党，那到时候分配工作，地方上都会抢着要的。

为他入党的事，我还私下跟连长提过，连长表示按照他平时的表现，成为正式党员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我那时候年龄还小，才十八九岁，个人对这件事情并没有那么看重。我就想，反正不入党也不影响升职嘛。

然而我万万没有想到，这件事后来会给刘云生造成那么大的影响。

老人自杀的事情才过去没几天，刘云生这边又出了问题。

那天下午1点钟，也是刘云生站岗。突然从他那边传出一声枪响，连长以为有敌人偷袭，赶紧就带兵赶过去了。

结果到了一看，只有刘云生一个人在换岗的路上，其他站岗的哨兵也没发现有任何情况。

连长就问刘云生怎么回事，他低着头，看起来心情不是很好，就说是一不小心枪走火了。

连长松了一口气，随即又严肃地批评了他，说：“你这个老兵是怎么当的，犯这么低级的错误，不觉得脸红吗？”

刘云生一直也没有出声，我在旁边看着，很想问问他到底怎么回事，但他冲我使了个眼色，我就知道这里面肯定另有隐情，只是现在大家都在不好说。

他一个那么重视荣誉的人，现在当众被连长责骂，而且又在争取入党的关键期，我心里多少有些担心他。

第二天，也就是1969年的1月15号，连队再次接到命令，要护送云南省勘察大队的35个专家技术员，从孟赛到老挝和泰国的交界处。

这次任务职责很重，而且面对的敌情复杂，去的人多，目标也容易暴露。

接受任务以后，全连干部战士群情高涨，纷纷写请战书，好多已经决定退伍的老战士也都交了请战书，请求留下来，完成任务以后再退伍。

这时候连队补充的新兵已经到了，正在进行我军宗旨性质教育，同时对老兵的入党转正问题，也即将进行党务会议讨论，这里面就包括刘云生。

我原以为一切都应该是顺理成章的，没想到第二天下午，党小组会议结束以后，刘云生沮丧地找到了我。

原来在党小组会议之前，连队已经正式决定了刘云生退伍的事，然而他入党的事，还要三天后才公布结果。

确定退伍当天，他们一排举行了党小组会议，其实就是一次日常会议，我们平时也是要定期开小组会议，在会上互相进行批评与反思。

会议的第一个流程，就是让入党预备期快到的同志陈述自己一年来的表现，汇报自己做了哪些成绩，然后其他同志针对他提出建议和要求。

刘云生在做完陈述以后，班长首先发言，说希望刘云生到地方后，继续发扬党的先锋模范作用。但最近他的革命斗志稍有衰退，表现在这次执行任务，没有写请战书。

接着另一个战士党员直接问，刘云生同志，你是不是觉得你退伍了，这次任务就与你无关了，用不着写请战书了？

“你看二排、三排、炮排的退伍老战士热情多高，其中马爱全老战士写了三次请战书，坚决要求留下来参战。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就应该马上回去过安乐窝的日子，心安理得了！”

还有同志继续开炮，说是不是忘了二排副排长陆嘉庆是怎么牺牲的？他本来可以不参加援老抗美的，组织上都已经批准他回家结婚了。但他拒绝了，坚决要求出国作战，结果为了老挝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

“人是需要有这种精神的，而你却连请战书都不写……”

那时候国内正处于“特殊时期”，政治斗争比较激烈，这种氛围也影响到了部队里面，大家就对刘云生批评得比较严重，言语也很刻薄。

刘云生痛苦地跟我说，他是觉得连队新兵都上来了，自己写了请战书也不可能让他去，所以才没写。

他说他只是不喜欢这种形式主义。

激动之下，又跟我说起了另一个惊人秘密。

“那天我枪走火，你还记得吗？”他问我。

我当然记得，不过当时连队批评他以后并没有追究，我不懂刘云生此时提起来是什么意思。

他摇了摇头，对我说，那天他并不是走火，是故意放出的一枪。

那天，刘云生到寨子里为一个老人打水。本来队里规定是不能单独行动的，但因为接水的地方不远，他就让其他战士留在寨子里打扫卫生，他一个人扛着竹筒去了。

等他接满水准备返回寨子的时候，突然从树林里蹿出一个人，拦腰就将他抱住了。他丢下竹筒，转身就要拉响枪机，结果他看到一位穿傣族裙子的漂亮姑娘，正笑吟吟地看着他。

见四下无人，姑娘热情地介绍起来，说自己是土司头人的女儿，家里很有钱，她在寨子里观察刘云生很久了，觉得他高大帅气，就想和刘云生结婚。

刘云生一听吓得不得了，这是严重违反纪律的，当场就拒绝了。

按照当地的土司制度，头人的儿子、女儿的确是可以任意抢婚的，被他们看上的人一般也都不会拒绝，因为头人在当地的威望很高，条件也最好，被他们看上反而是福气。这些我们在进老挝之前也都知道。

但是对方不依不饶，说按照他们寨子里的规矩，以她土司头人女儿的身份，是可以抢男人的，这里抢婚不犯法，所以硬要刘云生答应他。

刘云生，他的确长得比较精神，个子也高。且不说他，就是我们整个部队的精神面貌也是要比当地的军队好许多，平时我们走在路上，都会碰到有姑娘、妇女过来看。

大家都是一二十岁，正是最好的年纪。

我在老挝和战友们的合照（后排左二）

但这涉及到纪律问题，刘云生是一点不敢马虎的。他找了个理由摆脱姑娘纠缠，赶紧离开。

结果等他换岗的时候，这个姑娘的哥哥又找上来了。

刘云生只好又将部队的纪律跟她哥哥讲了个透彻，对方听得云里雾里的，见刘云生软的不听，就打算来硬的，说要到部队去要人，总之非得把妹妹嫁给他。

刘云生情急之下没有办法，只好拿出枪机，冲着天空扣动扳机，这才吓走了对方。

我听得一脸吃惊，万万没想到刘云生还有这样的奇遇。

同时我也对他的做法表示了赞赏，他不顾一切坚守住了部队的纪律，是很了不起的事。

结果刘云生愤恨地对我说：“你看，我连面对土司姑娘，都果断处理了，没有给连队造成麻烦，但是他们还质疑我，还给我提意见，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我就接受不了。”

他的苦恼我心里理解，他那么在乎荣誉，尤其还有同志拿陆副排长的事跟他作对比，他心里肯定更不好受。

最重要的是，再过三天就要公布他的入党结果了，以那天小组会议上的态度，刘云生悲观地认为，他很可能入党无望了。

如果真的不能入党，那他退伍以后的工作就没有着落，他觉得自己活着都没了意思。

我太年轻了，没有理解里面的厉害关系，还在大喇喇地安慰他，说不入党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末了，刘云生递给我一颗水果糖，跟我说：“小潘，以后我们再也见不着面了。”

我说不会的，等到地方以后你给我来信，我去看你。

他又重复一句，“真的，我们再也见不到面了。”

现在想想，我真后悔，当时居然没有意识到他这句话的严重性。

1月17日，全连举行了对退伍老兵的教育工作会。

结果会上依旧没有提预备党员转正的事。下午4点，大会刚结束，突然从帐篷里传出三声沉闷的枪响。

我还以为是有敌人偷袭，第一个冲进了帐篷，结果眼前的场面把我吓呆了。

刘云生用他自己的冲锋枪，顶住自己的胸口，自杀了。

三颗子弹对着胸部和心脏一扫，瞬间血流如注，连身后的帐篷都打穿了。

我急忙扶住他，大喊着叫他挺住，马上送他去医院。他睁眼看见我，两眼眨了眨，然后就闭上了眼睛。

我抱着他就开始掉眼泪，哭喊着你怎么这么傻嘞。

一个鲜活的生命就这么突然结束了。

对于刘云生的死，我一时间无法接受，就跟连长主动提出，夜里要去守着刘云生的尸体。我担心原始森林里的野兽会把他叼走。

晚上在树林里，我守着他，眼泪不停地流。

我一直在后悔，悔恨自己没能及时挽救他的生命。现在他就这么走了，我觉得作为朋友，必须得为他做点什么。

战士自杀的事情在部队里面是非常严重的，大家会觉得是怕死、不想打仗，这是损害军人荣誉、非常耻辱的一件事情，影响程度相当于叛国投敌。

我生怕连队把刘云生自杀的事情也按这样处理了，那他一辈子的荣誉就都毁了。

凌晨连长过来查哨，我主动跟连长说了我的想法。

刘云生是我们的好战友、好同志，他执行任务一向坚决，作战也很勇敢，纪律方面也是部队里面的模范。

当然我也说了，不管怎样他都不该不珍惜自己的宝贵生命，这是错误的。但是人无完人，我希望连队按照他整个的功劳和表现来看，可以算他因公牺牲，按烈士处理。

连长听后也接受了这个建议。剩下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妥善处理他的尸体。

部队马上又要出任务，时间紧，条件有限，但最好还是能让刘云生入土为安。

思来想去，连长就当着我的面，给勐腊县支前办公室打了电话，请求他们送一口棺材过来。

对方一听说是要安葬烈士，答应得很积极，天亮以后棺材就送来了。

我目送他“回家”但心里还是很难过，他还很年轻才23岁。

刘云生的事情还是给连队里造成了不小的影响，指导员承认是自己工作失职，后悔对战士的思想工作没有做到位。

其实刘云生入党的事一早已经定下来了，大家都一致同意，只是还差三天最后表决而已。

当时国内正处在特殊时期，我们这里大家普遍文化程度又不高，说话直来直去的，思想工作不到位、甚至有冒进的地方。

这种行为刘云生也不是个例，光我就听说过好几次。

一个战士有一个战士的想法，怎么做好战士的思想工作，确实很考验人。

我第一次向刘云生请教的话题，就是怎么带好一个班，管好班里的每一个战士。

当时，他给我举例说了班里的问题战士丁胖，刘云生想用的方法，是感化对方。

这很符合他的性格，但却不见得是最有效的。

刘云生倾其所有，甚至讨好丁胖，但对方依然习性不改，总想逃到外国军队去。

失望之余，刘云生就下过断言：“如果没了我的管教，丁胖一定会出大事。”

果然不出所料，刘云生离开没几个月，丁胖诱骗了一个姑娘逃跑，被捕后屡教不改，最终以叛国罪判处了死刑。

又是一出悲剧。

刘云生虽然不是英雄，但记录他的故事意义很大。

潘法官说，战士的战斗不只是表现在冲锋陷阵、浴血奋战上。

思想上、纪律上，也是一种战斗。

这场战斗打不好，就会痛失刘云生这样的好战士，就会让丁胖这样的问题战士带来无穷后患。

思想工作重要，但它又最难做。同一件事，不同思想的人，看的结果千差万别。

要把不同思想的人，统一在一个维度上，冲着一个目标去努力奋斗。不论是部队，还是团队，都不是容易的事。

记得《礼记·大学》中的有那么一句话:“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意思是说，从天子到老百姓，都要以修身为本，不断地更正自己的思想。

谨记。

编写：佳汇 霞姐

（图片由讲述者提供，文中人物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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