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思维是一种辨证思维模式，而非单独直线思维，无绝对的升和降，亦无绝对的寒和热，皆是在运动中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正如阴阳太极图一样，单独的阴、单独的阳都不能化生万物，同样升降、寒热……必须相互交合，方能化育新生，阴阳二气间要实现阴阳之交感，和谐而万物生。相互为用，互相融合。周学海《读医随笔》中说：“无升降则无以为出入，无出入则无以为升降，升降出入，互为其枢者也”。人体气机之升降出入，在对立平衡中把握统一，升已而降，降已而升；就人体内外气机交换方面，出入也要达到一种平衡，人体是一个比较复杂而精密的系统，人体本身可以协调自身维持一种平衡状态，平衡不仅表现在动态的平衡，同时还体现在在相互制约中维持平衡，这种平衡要通过其对立面不断地进行修正。因而脏腑功能的协调要通过不同方面的干预，升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于促使气机的上达，同时也为气机更好的降作准备。因而疾病的治疗中，要从两方面进行着手，单一的升或降并不利于机体整体的平衡协调，在对立中达到统一，进而实现机体的平衡。

古人构方也是辨证思维模式的体现，麻黄汤中以宣发肺气为主，同时佐以杏仁苦降，防治宣散太过，群方之冠的桂枝汤，桂枝的外散配合白芍的内敛，临床中调和少阳的小柴胡汤，亦为升降同施，仲景制方尚切如此，深知其中之玄机，故于制方中有所体现。金元时期刘完素，六气皆从火化，五志过及皆可化火，临床而言邪气最易化火，人体疾病的过程，很多时候是本气自病的观点，本气自病，阳气盛，从阳化热，本气虚，从阴化寒。临证诊病分清标本，本是人体的正气，标是人体为邪气，非人体之所有，人体系统的复杂性，要求我们在临床诊疗过程中，要以辨证矛盾的眼光看问题，标本邪气一致时，辨证治疗相对比较容易，若二者出现不一致性，则很容易给辨证用药造成一定的迷惑性。

机体自我调节的复杂性，决定我们认识疾病的复杂性，从理论上而言，诸病无绝对的虚，亦无绝对之实，皆是相互夹杂而为病，中医理论阴阳学说主要调控对立的两个事物的关系，为了使人体各脏腑间的关系更加趋于缜密完善，遂创立了五行学说，将人体生克制化皆纳于其中，使得人体更加精准。人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人体的各个部分都是密切联系的，治病必求其本，标本兼治应有所侧重，因本虚而致津液停聚者当治其本，因水饮蓄积而致功能失常者，当治其标，以肺脏为例，脏有寒热，邪亦有寒热，肺为储痰之器，肺恶寒，痰饮者当以温药化之，脏腑功能失常，无力温化水饮，饮郁而化热，热蒸其津，津伤液耗，亦可生痰，《伤寒论》重在辨证，示人以法，进而探寻疾病的核心病机，其治在本，脏腑机能恢复，邪气自然可除，这也是临床取得疗效的关键，然而临床中标证仍不可忽视，病理产物的祛除也有利于身体机能的恢复，当温则温，当清则清，观其脉症，标本兼治，寒温并行，悖反协同，方为至法。

中医学的各种辨证理论，根据其具体方法、目标及思维成熟度的不同，大致可以划分为方证相应、辨证分型、审察病机三个层次。这三个层次分别在不同维度上展开，彼此间又相互关联而互补，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中医辨证理论发展的过程与趋势。三个层次关系可概括为：症状是医者所诊察到的证与病的外在表现，症状不会在患者身上单独出现，而是由若干有内在联系的症状组合在一起构成证候，医者凭借经验据此遣方用药，即为“方证相应”。方证相应是辨证最底层的思维，也是中医辨证的基础，所有的治疗最终都可以还原为方证相应的表现形式。证反映了疾病某一阶段或某一类型的病变特征，各阶段或类型的证贯串并叠合起来便是疾病的全过程，而据此将某一疾病全面考虑划分为不同类型分别论治，即为“辨证分型”。辨证分型的思维层次无疑要比方证相应高级，因为其所面对的不仅是患者个人的临床表现，更须对疾病全程的特征表现有全面认识与综合判断。病机则是对多个不同维度辨证分型结果的综合，其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医者对疾病发生、发展与变化规律的理解与把握。故可以认为证候是病机的外在反映。病机是证候的内在本质，“审察病机”则为中医辨证最高级的思维形式。

中医学对于疾病辨证的历史发展，即是从方证相应到辨证分型，再到审察病机，这代表了中医学理论从疾病的个别现象走向普遍一般规律，从具体走向抽象的过程，是中医理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对于中医辨证思维的认识，有助于更加准确地理解中医理论，可为中医学之现代发展启迪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