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河南有民谣曰：“河南四荒，水旱蝗汤”。水旱蝗属于天灾，而汤灾，则是人祸。这个人祸，就是国民党军政大员汤恩伯给河南人民带来的祸害。近代以来，历任河南党政军长官，名声狼藉无出汤恩伯之右者。

汤恩伯

四、杀人如麻，留下绰号“汤屠夫”

1938年夏季，汤恩伯部即退居中原地区，他以河南叶县为巢穴，以安微临泉、界首及郑州等战略要地为前哨，统治河南及皖西北、鲁西、苏北等地长达6年之久，耀武扬威，摆出一副“中原王”的架势。

当时河南省主席李培基，成为替他专办兵差的“小媳妇”，稍不如意，即遭训斥。时人相传河南省政府“处于三强二大之間，比童养媳还要难以讨好公婆。”所谓“三强”，是指蒋鼎文（以洛阳为中心的一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以老河口为中心的第五战区司个长官，将豫南划入其势力范）和汤恩伯。所谓两大，是指河南省政府的民政厅长方策和教育厅长鲁涤平。这两人都是大有来头的蒋记国民党的中央委员，省主席对之也是礼让有加。而在“三强两大”之間真正难伺候的，还是湯恩伯。李培基常说：“只要是汤恩伯电話打来，我就浑身发抖。”地方官府对汤恩伯尚且畏之如虎，况老百姓乎？

汤恩伯是个血债累累的杀人魔王，他的座右铭是：“要有菩萨心肠，要有屠夫手段！”

1932夏，汤恩伯率八十九师由武汉出发，参加“围剿”鄂豫皖红军。部队到达黄安，汤恩伯以后方运输困难为词，下令“就地征购”，纵兵向老百姓勒索、掠夺粮食、财物。汤恩伯说什么鄂豫皖边区赤化已久，民即是“匪”，要根绝“匪患”，必须采取非常手段。所谓“非常手段”就是在苏区实行“三光政策”。 “三光”实施的程序，先是抢光，继之以杀，有时也是抢、杀同时进行。

按照国民党的法令，军队团以下无杀人权。但在鄂豫皖苏区，汤恩伯部不仅团长可以杀人，营长连长同样也可以杀人。甚至一个班长外出，见到人亦可先斩后奏。整个鄂豫皖广大的边区，经汤恩伯等国民党军队的大肆抢、杀、烧，已变得满目荒凉、人烟绝迹。除了穿军服的人以外，几乎看不到其他的人。杀光以后，又继之以烧。烧屋对直接放火的人，究竟没有什么实惠，不如抢杀那样有利可图 。汤恩伯的八十九师在郭家河、团树岗等地区烧毁了几处市镇和村庄以后，下级军官及士兵均不愿再放火烧屋，苏区的房屋才没有被大量烧毁。

汤恩伯在黄安三角地突围之后，捕捉所谓“匪军散兵”及当地自卫队200余人，明知其中有百分之六十是老百姓，也全都交给师部工兵营营长门长春，挖一地窖，将200余人全部活活埋掉。在哭声震地之中，汤恩伯手指着一个约十岁的小孩，狞笑着说：“到底是小孩害怕些!”

1932年冬，在豫南新集附近，汤恩伯集中所部各团、营，将各自抓来的共党“匪谍”100余人，全部交给工兵营，用机枪扫射。其中被指为“罪大恶极”的20余人，又一人一穴，就地活埋，并叫剑子手一面下土，一面继续审问口供，逼交“共匪”名单及枪支隐藏的线索。

1944年春，汤恩伯自叶县去洛阳途经临汝县，該县县长左宗廉将临汝镇居民闫老五一案报请批示，他接过案卷，即批上：“就地枪决”四字。

五、勒索百姓，贪污成性

汤恩伯驻扎在河南的部队多达40多万人，军粮用度全从地方勒索。1939年国民党政府实行田赋征实的搜刮政策之后，使湯恩伯及其所部有了更多贪污的借口。他们借征实之名，派部队到四乡搜刮，搞得农村鸡犬不宁。1941年至1943年河南大早，农民已无法生存，相率逃荒。逃荒农民最多的泛东区，青壮妇小全部逃荒去了，未能逃走的残病老弱留下的一点点粮食，也被湯部匪兵不顾其死活尽行抢走。1941年，由漯河到周口的大道两侧的麦田中，每隔八步、十步，即有饿殍尸体体数具，无人收殓，被野狗争食，以至肠肚流于地上，惨不忍睹。

除了搜刮老百姓，汤恩伯更是利用职权，大搞贪污腐化。

武装走私，大发国难财。汤恩伯以补充军饷为名，抽调大批人员，成立专门机构，从事投机买卖。汤恩伯集团在界首设立“四省边区物资管理处”，派出大批人员，深入敌伪区，分途向上海 天津等处采购货物，转运到大后方抛售，再由后方套购物资转去资敌。如此轮番往返，市利千倍。

汤恩伯与军統特务头子戴笠合伙在界首成立了”财政部货运分处”。打着“对敌經济作战” 、“对敌抢运物资”的旗号，进行武装走私。戴派人在美国印制了巨額华北日占区的“联钞”和汪精卫汉奸政权的各种伪钞，成批地运到界首，分发给经济特务携带到日占区去抢购套购物资，不论布匹、油盐、五金、百货，一律高价收购。湯、戴还勾结汉奸张岚峰（伪军长），由张岚峰在日伪占领区用美国印制的假“伪鈔票”，去骗取当地商人、居民和日本人、朝鲜人经营出售的物资，然后转售给湯、戴，以表现其对“党国的效忠”。据文强了解，当时界首货运分处，经常有150辆以上的载重车无分昼夜，川流不息地来往于川陕豫道上。湯恩伯仅通过其同乡葛天一人搞的金条，折成现洋就有500万元之多。

汤集团的另一财源，是在自己管区内的水陆交通要道，私设关卡。周口设有船舶管理处，泛东、泛北设有好几处检查站。这些站卡的罪恶危害，除了走私资敌、勒索商民外，还被敌伪利用，日伪间谍利用经商机会，不断地混入防地，刺探军情，使日寇对中原国军布防一清二楚。

伪军长张岚峰（右）

上行下效，汤恩伯属下的暂九军长霍守义，令他的军需高凤鸣在阜阳勾结县田赋管理处，向該县人民强索已过年度的军粮（在1943年度还要1942年度的军粮）约20余万斤。尔后复征用民间小车辆由皖北双沟运至敌占区盗卖，再叫他的军需到漯河买金条。汤恩伯属下的第十九军军长陈大庆，1942年交卸时，将该部存储在叶县兵站仓库的70余万斤军粮，盗卖肥己。汤恩伯属下的暂一军军长王毓文驻皖北董家集时，指使其军需处长与十九集团军兵站分监骆东潘勾结，向地方征集军粮，然后串通汉奸军长张岚峰将军粮运到敌占区出售，再买盐回来，从中谋取暴利。

克扣军饷，中饱私囊。国民党中央政府对汤集团的经费，按编制十足发给，但汤对各部队的经费则要一一核实，清查人马，一再点名，才可领取。这核下来的数字，除法币充作军饷的不算，即军粮一项，每月就被核去了200万斤以上。如果再加上马秣，为数更巨。每月扣除各军的人马空额，多者六、七千人，少者亦达一两千人，一遇作战伤亡，甚至整团整团地空着好几个月，一文未发。这些被截留的军饷，都在“抗日经费”的名义下转移到了汤恩伯的腰包里。汤恩伯的下属军官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内，利用掌握的金钱物资，各搞一套。盗卖军粮的风气，下自连长，上至各军师旅团长，成为公开的秘密，甚至被服、马匹、通讯器材，乃至于武器弹药，也在盗卖之列。他们的秘诀是，东西卖出之后，只等枪声一响，便以作战消耗一律报销。

大兴土木，祸害百姓。汤恩伯借口对日作战，强迫老百姓挖掘深沟。深沟工程北自郑州附近起，东至开封，再向南到周口附近为止，两道复线长达千余里，而且要求每段深沟必须与公路系统及临时的军工筑路相联系，形成纵横交错沟壕交通网络。深沟附近百里以内的青壮年农民，都被抓去奴役。

当地老百姓不愿将施工区内的房屋被拆毁、林木被砍伐，祖坟被迁走，汤军头目借此进行敲诈迫使許多老百姓出钱纳贿，地方上的保甲长也乘机勒索，坑苦了中原百姓。由于1944年4月日寇进攻中原，湯恩伯强迫老百姓开掘的沟渠及联络支线没有完成就停工了。汤恩伯强令掘成的深沟，在作战中并末生效。日寇在进军之前，早己将地形侦察明白，战车绕过深沟挺进；实在不能绕过的，也早已做好了越沟方案，只要用一部坦克填在沟里，然后从坦克顶上架设钢板，后续的战车即可通行无阻。郑州、洛阳、叶县是日寇进攻的重点目标，迅速地归于沦陷，湯恩伯构筑的“千里邗沟”,除了劳民伤财又能起什么作用呢？

汤恩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在叶县等地大兴士木修建什么”中正学院”和“政治学院”。1943年，湯恩伯在叶县的大树头村附近，假招收沦陷区流亡青年之名，要建设“中正学院”、“政治学院”等学校，学院的修建材料，全部都在叶县周边的十余县征用。最初征用的材料多不合规格，又一再地重征，不但附近的祠堂、庙宇、古迹名胜等建筑物多因此而被毁，连许多民房住宅，也都被拆毁。当时河南民间流传这样一句話：“屠夫要盖房子，連龙王宫都要拔掉。”湯屠夫恶名远扬，连小孩夜哭，一说到“汤屠夫来了”也会马上止哭。

（资料来源于文强、吴绍周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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