汀州是闽赣边南面——武夷山区一带较大的城镇，过去我们不敢打，一直向南走就是想避开这里的敌人。现在清楚，汀州敌人战斗力并不强，完全可以打。
第二天打汀州，3纵队为前卫，2纵队、1纵队跟进，由于南方山区小路只能走一行，行军队伍拉得很长。我们在后边才走了二三十里，就远远地听到前面打枪，还没赶到，敌人就垮了。2、3纵队追击，我1纵队只是跟着走，没有捞到仗打。
汀州比大余、宁都更大、更好。从1928年退出郴州以后，我还没有到过这么大的城市哩。部队在汀州得到了很大的补充，每人发一套新军装，还发了绑腿和八角帽。说到帽子，有个笑话：下井冈山时，很多人没有帽子，我们就把打土豪弄到的布做包头，缠在头上，有蓝的，有白的，有绿的，缠得宽宽的。听俘虏说，他们在四都坪同我们打的时候，看到我们这副打扮，十分害怕，边打边跑，吓得腿都发软了。
到汀州以后得到蒋桂战争爆发的消息。这里还有段插曲：我们从广昌向南走时，赣敌张与仁旅来追。在距壬田一二十里的黄柏圩，我们的后卫尖兵和敌人接上了火。双方保持接触。快到中午，敌人突然集合，回头向北去了。侦察员向军部报告，军部也不知是怎么回事。到汀州后得知蒋桂战争爆发的消息，才明白张与仁旅为什么回头向北。
军阀混战是红军发展的大好时机。3月20日，前委在汀州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利用这一有利时机，以赣南、闽西二十余县为范围，大力开展游击战争，发动群众，建立苏维埃政权，并“由此割据区域与湘赣边界之割据区域相连接”。
这时，我们得知彭德怀、膝代远率红5军到了赣南。4月1日，红4军回师赣南到达瑞金与红5军会合。接着，两军一起到于都县城，并在于都东门外河滩上召开了4军、5军第二次会师庆祝大会。滕代远主持会议，毛泽东、朱德、彭德怀、陈毅都讲了话。而后，彭德怀率红5军回湘赣边区，毛泽东率3纵队，朱德率1、2纵队与军部，在赣南分兵活动。
大概是4月中旬，军部率1、2纵队攻打宁都。上次进宁都，守敌赖世琮不战而退，这次也是这个民团头子却不走了，率领他的六个连坚守宁都城，我们围了六天六夜，没有攻下来。
宁都城墙有两丈高，还有外壕。我们两千多人，从四面把城围起来，我率2支队从西门进攻。我估算了一下，城墙有九里长，旧中国一里是570米，九里就是5310米，我想，这么长的城墙有三千多个跺口，五六百人是守不过来的，就采取了一个办法。靠近城西门外约百米处有一幢火砖砌的铺子，上下两层，后面还有些住房，也多为两层，我让士兵在下层挖了不少枪眼，从枪眼处可以看到敌人，也可以射击，我们的枪眼小，敌人不容易看到我们。
上层有窗，更好观察射击。
开始几天从枪眼向城墙上打枪，吸引敌人的火力，并不强攻。等到第六天，我估计敌人也麻痹了，锐气已过，就令部队停止打枪，准备了一些长梯子放在铺子边，然后让一些赣南兵对着城墙喊话。敌人见我不打枪，又跟他们拉家常，也停止打枪，有的还站起来看。我见城墙跺口处站了很多人，下令“快放”！二三十支枪突然射击，敌人受到袭击昏了头。我又指挥早已准备好的进攻部队，拖起梯子，靠近城墙。敌人还有反应过来，见我军已登上垛口，便纷纷向两边逃跑。
我们占领了城西门，向两边延伸。各部队也纷纷爬城而上， 攻下了宁都城。这是红4军下山以来第一次攻下的有敌人据守的州城。
这个战法，我是从《三国志》上学来的，曾国藩说过：“诸葛武侯之攻陈仓……，初气过锐，渐就衰竭。”此次我为进攻者，可反其意而行。在攻城前，先包围，弄清城壕深浅、城墙高低，准备好过壕和登城工具。我根据军部指示，开始几天从容作准备，万勿“初气过锐”。准备好了，不在早晨、黄昏、夜晚攻击，而在将近中午，敌人不注意的时候，一鼓而进，登上城墙。
打下宁都城，四周都有当地党组织领导的游击梅花点，军部决定在这里大力发动群众。
在宁都住了几天，我们又转向福建。这时，福建的游击战争已经开展起来了，与我们第一次去时情况大不一样。红4军转战闽西，三打龙岩，捷报频传。但这时前委内部发生了一些争论。自从大柏地战斗后，我们都打胜仗，形势很好，红4军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争论，当时我不明白。后来回想起来，起因是打下宁都后，前委决定恢复4军军委，由刘安恭担任军委书记。恢复4军军委对于加强党的领导，本来是件好事，但是，新上任的军委书记刘安恭主持军委会议，做了 条规定，让4军党的最高组织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这个决定一提出，许多人就议论纷纷，下级怎么能决定上级的权力范围呢？6 月初，在湖雷开会就争论起来。那时党内不忌讳争论，党的文件、党章都规定党内实行民主集中制，党员对问题有看法，在未做出决定之前，可以自由讨论。
争论的焦点开始是要不要设立军委的问题，以后又引发出了许多问题，如对出击湘南的看法，对坚持井冈山斗争和赣南游击的看法，对4军各种制度、政策的看法，而争论最大的是“党应不应该管理一切？”“要不要一切归支部？”以及有没有流寇主义和军阀残余等。6月中旬，我们在新泉住了七八天，连以上尤其是支队、纵队干部天天开会，老是争论那几个问题。这中间，林彪和刘安恭起了不好的作用。
“七大”前林彪给前委写了一封信，意思是有前委就不要军委，还说设立军委“这是个无耻的阴谋”。我们读了后都不高兴。要不要军委，是组织形式上的问题，哪里说得上是“无耻的阴谋”?
刘安恭采取的一些做法也很不合适，如他“把4军党分成派”，并且说成是拥护和反对中央的两派。在争论发生后，又提出用“完全选举制度及党内负责同志轮流更换解决纠纷”。这些论调更助长了争论。一时间，由下而上，大家议论纷纷。如：对“党管理一切、一切归支部”的提法有意见，认为支部不能管得太细。“党管一切”和“党管理一切”有没有区别？指导和领导有没有区别？行政上的事，管得那么细，有什么好处？等等。
1929年6月19日，第三次打下龙岩后，红4军在龙岩开了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会议由时任4军政治部主任的陈毅主持，各支队干部和士兵代表四五十人参加了会议。陈毅向大会作报告，毛泽东、朱德都发了言。大会在通过《红军第4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决议案》后，选举了新的前委，毛泽东、朱德、陈毅、林彪、刘安恭、伍中豪、傅柏翠及各纵队的士兵代表共十三人为前委委员，陈毅为前委书记。
在选举前委书记时，大多数代表投了陈毅的票，我也在内。为什么大家选陈毅而没有选毛泽东或朱德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