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叙述第56装甲军的作战之前，首先需谈一谈军人和政治领导在观点上的截然不同，因为这要比实际意义上的一场装甲兵突袭重要得多。

在发起进攻的前几日，我收到国防军统帅部的一份命令，即后来为众人所熟知的“政治委员命令”。它的主要内容是，所有被俘的红军政治委员均应当作布尔什维克思想工作者，予以枪决。政治委员的国际法地位是非常值得怀疑的，他们确实不能算作军人。譬如，对于派到我身边作为政治监督人的德国省党部头目，我也很少把他们看成是军人。同样，也不能承认这些政治委员具有像医务人员、随军牧师或战地新闻记者那样的非战斗人员身份。他们的任务是对苏军指挥官在政治上进行监督，与传统的军事斗争观念迥然不同。

但是，不管如何看待政治委员的国际法地位，在其被俘后不问青红皂白就地枪决的做法，也与军人的意识和感受不符。像“政治委员命令”这样的命令，从根本上说不能算是军事命令。军队一旦奉命执行，不仅玷污了军队的荣誉，也将挫伤军队的士气。因此，我们不得不向上司报告，在我所属范围内将不执行“政治委员命令”。在这一点上，我与我下属指挥官们一拍即合，并在本军的行动中保持一致。我的上司也完全赞同我的观点。很长时间以后，大家才清楚地认识到，“政治委 员命令”带来的唯一后果就是促使政治委员们要求其军队战斗到最后一个人；只是到了此时，撤销这一命令的努力才终于见到成效。

可供我们准备的时间很短，此间我们的军司令部在因斯特堡设址。 我与我的副官施佩希特上尉则住在城外因斯特堡医院的主治医生维德瓦尔德博士的别墅中。维德瓦尔德夫妻盛情款待了我们，他们的热情在东普鲁士人中有口皆碑。在这个富有教养的家庭里，我们度过了美好的一天。

我特别喜欢回忆在此期间结识的一位老护林员。有一次，我们在一个风雨交加的晚上训练归来，这位老人给我们端上滚热的咖啡；早晨还为我们做了一顿地道的东普鲁士早餐，使我们的疲劳一扫而光。主人还神采飞扬地谈论他驯养的鹿，说起他服兵役时的经历。

在发起进攻的前几天，我们是在离边境很近的伦肯骑士封地度过的。这里的种马场在整个东普鲁士闻名遐迩。马场主人冯·施佩伯预备役骑兵上尉已经上了战场。伦位于一片美丽的森林中，当我们刚到达这里时便看到一排种马。这里的景致如画，充满和谐，对我们来说似乎是一个吉兆。

我们祖国边境的一角，也是我们在德国领土上最后一个宿营地，竟会如此美丽！当我们驱车经过主人宅第时，看到一位妩媚动人的年轻姑娘，她正在用力地擦洗阳台，一条花头巾裹着一张俊俏白净的脸。我的一位随从情不自禁地低声惊叹：“啊！这里的一切都 那么漂亮！”

于是，他走进这所房子，想打听这位姑娘的情况。原来我们搞错了，这位年轻姑娘就是马场主人施佩伯骑兵上尉的夫人。她执情地招待了我们。女主人不久前刚刚生下一个男孩，于是我便被邀请做了孩子的教父。这样，我便与这个家庭建立了联系，从战争爆发直到战后一直没有中断。她丈夫在前线打仗期间，女主人自己照料着整个家和种马场，直到苏联人到来时，她才不得不逃离这里。

现在，这位 “年轻姑娘”与她的丈夫和7个孩子一同生活在莱茵河畔的埃尔特维勒。当我1953年从英国监狱获释回国后，她用一杯著名的上等葡萄酒欢迎我，只有懂得莱茵河畔葡萄酒的人，才能品出它的醇香甘美。

6月21日13时，军司令部接到命令，明晨3时开始进攻。大势已定！

由于梅梅尔北部森林地带可供本军支配的地域过于狭窄，我们只能投入第8装甲师和第290步兵师，对苏联边境阵地实施突击。第3摩托化步兵师留置在梅梅尔以南地区。

我们的进攻在边境只遇到微弱抵抗，当面之敌似乎是战斗警戒部队。但不久便遭遇苏军由一个永备发射点构成的阵地的阻击。时近中午，第8装甲师才从梅梅尔北部突破苏军阵地。

苏军给我的总的印象是，虽然我们对前沿的苏军部队并未达成突袭，但苏军统帅部大概没有或尚未估计到我们的进攻，因此未能将后方强大部队统一协调地投入战斗。

苏军的展开究竟是防御性的，还是进攻性的？对这个问题曾有过许多不同看法。根据在苏联西部地区集结的兵力，以及驻在比亚韦斯托克和伦巴格强大的坦克部队来看，苏联或迟或早是要采取攻势的——这也是希特勒对苏联开战的理由。但另一方面，从6月22日苏军的兵力部署来看，并没有立即实施进攻的意图。

我北方集团军群当面是苏军伏罗希洛夫集团军群，共29个步兵师、2个坦克师、6个机械化旅；伏罗希洛夫只投入7个师用于边境地区的防守，其余兵力尚在深远后方的绍伦、科夫诺和维尔纳，部分兵力甚至在普列斯考——奥波奇卡地区（即斯大林防线）。苏联的另外两个集团军群（铁木辛哥和布琼尼）在纵深成梯次配置，但在其边境地区也投入强大兵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