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座次表”形成的潜规则，是指座次表上各位头领位置先后的依据，这里要讨论的座次表，实指经过三任梁山领袖多达六次排座次中依据的原则，以及每次排定座位规则的变化规则。

1.声望高低，是决定座次先后的重要条件。晁盖号为“托塔天王”，武功逊于声望，仗着“仗义疏财”的美名，荣为梁山第二代领导人。更有甚者是宋江，论武功平平，论相貌一般，但是“及时雨”的美誉，令天下英雄折服，甘愿马首是瞻，成为梁山第三代领导人。

又如卢俊义上梁山之前，无一丝功劳，仅仅由于“他是北京大名府第一等长者”，而且还是“河北三绝”，初到梁山便坐了第二把交椅。次如公孙胜“名闻江湖，善能用兵，有鬼神不测之机，呼风唤雨之法”，他便名正言顺地排在了第四位。再如，柴进是典型的孟尝君，扶危济困，闻名于江湖，其位置自然靠前。

2.出身名门，是排座次考虑的因素。虽然陈胜、吴广曾无不扼腕疾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但事实是英雄自古便问出身，门第显赫自然是梁山排座位的考虑因素。这一因素主要体现在关胜、柴进、吕方、郭盛等人座次的排列上。

关胜，后来居上位列第五，马军五虎将之首，居于林冲之前。关胜有此殊荣，看似是由于其“幼读兵书，深通武艺，有万夫不当之勇”的将才而致的，与门第无关，其实不然。

论武功，与关胜媲美者为数不少，比如屈居其后的林冲；论功劳，关胜明显逊色于林冲，“从对梁山泊的忠诚尽责和在创建梁山事业过程中的突出贡献说，林冲远胜于关胜”。 而关胜的位次却前于林冲，这主要是因为他是“汉末三分义勇武安王(关羽)的嫡派子孙”。

身为北宋开国功臣呼延赞之嫡派子孙的呼延灼，位居梁山第八位。柴进，乃北周皇室之后，其祖与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为结义兄弟，世代享受皇恩。家世不可谓不煊赫，尊居梁山第十位。

但与关胜相比，呼延灼、柴进亦黯然失色。可见关羽在北宋，尤其是宋徽宗时代，被统治者与社会各阶层包括市民阶层的推崇之高。门第显赫，作为排座次的关键因素，是符合封建正统思想的。

3.上山前身份、职位尊卑，关系到座次的先后。入伙之前的身份抑或职业也是宋江安排座次要考虑的因素。职业不光明，地位卑微者位次自然靠后，如时迁绰号为鼓上蚤，职业是扒手，做的是见不得人的勾当。

虽然他身怀绝技，飞檐走壁、偷窃技术高超，为梁山做出了不小的贡献，例如盗窃徐宁的铠甲，为赚取徐宁入伙破呼延灼连环马阵立下了汗马功劳；不辞辛劳，往来奔波刺探消息，但其名次却遥遥在后，仅次于白胜列为倒数第二。

另一同类者如段景住是偷马贼，排在七十二地煞末位。时迁、段景住排名在一百零八的倒数第二与第一，与其小偷的职业在宋江心目中的地位不无关系。

入伙前身为官府中人、军官出身的好汉，排名自然靠前。被黑暗势力逼上梁山或战败投降的朝廷低级军官(包括教头、都头、统制、知寨等)，共有二十一人，其中列入“天罡星”谱的有十一人，占军官人数的一半还多。

各方面情况都与武松相仿的鲁智深，虽与宋江无私交，却位为步军大将，排次十三。而武松虽与宋江有过交情，但位为步军第二头领，座次为十四，居鲁智深之后。这是因为，之前鲁智深曾为提辖官，而武松仅仅是“都头”的缘故。除这两名外，其余也都排在四十五名以前，这说明宋江对这些人都是很看重的。

在晁盖时期，第三次排座次，花荣与秦明武艺相当，因花荣是秦明内兄，而尊为第五位仅次于林冲。但最后排座次，秦明被列为五虎上将第三位，而花荣未被列入；秦明天罡星排名为第七位，花荣位列第九位，中间隔了一个呼延灼。究其原因，花荣是个武知寨，官职在秦明、呼延灼之下，这使得花荣屈居秦明、呼延灼之后。

《水浒传》勾勒的梁山王国，并非是无等级尊卑之分的乌托邦社会，更不是物质高度发达、人性高度自由的共产主义社会，而是一群义勇兼备、命运相近、志趣相投的社会底层市民的非法组织。

水泊梁山内外的社会文化是一致的，首领宋江、晁盖、卢俊义等人皆是封建文化的产物，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腐败政府的迫害或对其不满而被迫抵抗，然而他们的思想未发生任何异于儒家思想的变化。反之，却鲜明体现了儒家的伦理纲常，讲求等级观念，长幼有序、尊卑分明，这从梁山座位次序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