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在饮食生活上节制欲望的帝王将相、封疆大吏不知凡几，大禹品尝了美酒后毅然禁酒，“仪狄作酒，禹饮而甘之，遂疏仪狄，绝旨酒，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国者。”

越王勾践为实施其复国计划，“食不重味，衣不重采。”汉文帝休养生息“躬履节俭，侧身行仁，食不二味。”飞将军李广“得赏赐辄分其麾下，饮食与士共之。

翻检史册，这一类的记载不可胜纪。那些廉洁自律的官员，不管他们是本着什么目的，出于什么动机，能够做到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实属不易。

对于仅靠俸禄过日子的官员来说，如果他们也挥金如土，生活奢侈，则会被朝野物议，为千夫所指，因为他们骄奢的资本必定来自于贪赃枉法、权力寻租、假公济私。

老百姓之所以对清官极力讴歌，主要原因就在于清官能克制自己的欲望，过着清贫的生活，生活基准向下看齐，与他们保持同一个水平线上，而不是四十五度角仰望天空。

在中国历史上，每朝每代，都有那么一些两袖清风的官员从饮食入手，管好自己的嘴巴，为后人竖起了一座座清正廉洁的标杆。

公孙仪是战国初鲁穆公手下的丞相，经书上说他：相鲁而嗜鱼，一国尽争买鱼而献之，公仪子不受，其弟子谏曰：“夫子嗜鱼而不受者，何也？”对曰：“夫唯嗜鱼，故不受也。夫即受鱼，必有下人之色，有下人之色，将枉于法，枉于法，则免于相，虽嗜鱼，彼必不能长给我鱼，我又不能自给鱼。即无受鱼而不免于相，虽嗜鱼，我能长自给鱼。”

堂堂一国的丞相爱吃鱼，这就为谋求进身之阶的人提供了机会，公孙仪是个明白人，深知拿了人家的手短，吃了人家的嘴软，千里之堤毁于蚁穴，这次收受了人家的鱼，下次就会人送来金钱美女豪宅，自己就会被他人绑架，成为他人谋取私利的机器，防微杜渐，扎紧篱笆，必须从小事做起。

《后汉书·羊续传》记载了悬鱼太守羊续的故事，羊续比谁都清楚，一旦肠胃被人攻陷，心被俘虏也就为期不远了，病从口入，这个病不光是身体上的，也包括精神上、心灵上的。

明朝清官于谦对羊续惺惺相惜，曾赋诗赞曰：“剩喜门前无贺客，绝胜厨内有悬鱼。清风一枕南窗下，闲阅床头几卷书。”于谦也是以清廉著称，他认为名节是人世间最可宝贵的东西，“名节重泰山，利欲轻鸿毛”，“但令名节不堕地，身外区区复何求。”如何保全名节呢？他的体会是清心寡欲，生活简朴，“大节还须咬菜根”。

号称“冷面寒铁” 的浙江按察使周新担纲浙江司法后，有一个求官的人手提礼盒前来拜见，放下礼盒就走了，打开礼盒，里面装的是烤鹅一只。虽然明朝官场流行割鹅开宴，烤鹅也谈不上是什么重礼，但在周新眼中此举和行贿百金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

他命令人将这只烤鹅高挂在大门之上，并标上了行贿者的名字，以后只要有人前来拜访送礼，周新就指着这只鹅，告诫送礼者不要重蹈覆辙，于是，再没有人自讨没趣了。

被康熙皇帝誉为“清官第一，天下第一廉吏”的于成龙，在富甲天下的江南担任总督，每日粗茶淡饭，少食鱼肉，餐桌上尽是萝卜青菜，当地人给他起个外号叫”于青菜”，主仆无茶可饮，采槐叶充之，天长日久，衙门后的槐树被采摘得枝朗叶疏，苟逢灾年荒岁，以屑糠杂米为粥，将节省下来的粮食赈济饥民。”天下第一廉吏“绝非浪得虚名，于大人当之无愧。

清代著名清官汤斌，为官多年，两袖清风，家无恒产，在担任陕西潼关道台期间，俭以修身，廉以养德，一日三餐多是清水豆腐汤，其信念“为政清白像豆腐汤，生活简朴像黄连汤，于世道人心则像人参汤“广为流传，人送雅号”三汤道台”，当地几位秀才还专门写了一副对联：”两袖清风，百姓爱怜当局者；一身正气，三汤可配后来人。”

清代学者戴远山曾撰过一副对联：“诗堪如画方为妙，官到能贫乃是清。”能贫就是安于贫穷，以艰苦朴素、勤俭节约为荣，以铺张浪费、奢侈挥霍为耻，不为金钱所惑，不为物欲所动。尤其是身居高位的人，如果不能在饮食等细节上克勤克俭，一味地放纵自己的欲望，就会在肉山酒海中沉沦。

早在先秦时代，几乎所有政治失德的统治君主，都有饮食过度这一罪状；几乎所有的政治腐败或国家灭亡，都有饮食奢侈放纵的原因归咎。

王安石做宰相的时候，儿媳妇家的亲戚萧氏的儿子到京城，前去拜见王安石，王安石请他一起吃饭。此事在曾敏行的《独醒杂志·卷二》里有记载：王荆公在相位，子妇之亲萧氏子至京师，因谒公，公约之饭。翌日，萧氏子盛服而往，意谓公必盛馔。日过午，觉饥甚而不敢去，又久之，方命坐，果蔬皆不具，其人已心怪之。酒三行，初供胡饼两枚，次供彘脔数四，顷即供饭，傍置菜羹而已。萧氏子颇骄纵，不复下箸，惟啖胡饼中间少许，留其四傍。公顾取自食之，其人愧甚而退。

中国人素来讲究持家须俭，待客要丰，家里来了客人，“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王安石位极人臣，并非是不懂人情世故的冬烘先生，只是他平日里在饮食方面不甚在意，才使得前来抱大腿的亲戚大失所望，一个能压抑住吃的天性的人是断然不会有贪欲的，在精神上也不会有可以撬动的缝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