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兰瑞典放弃中立,四大颠覆性变化引爆世界格局,也对中国的国际和地区安全环境产生重大影响。
一个电话标志着国际关系将走向新的格局。5月14日芬兰总统尼尼斯托打电话告知普京,芬兰将正式加入北约。瑞典也将会与芬兰同道而行。
芬兰总统尼尼斯托与普京
军靴终于落下,芬兰瑞典加入北约的意义远远大于事件本身,这一事件标志着世界格局正在发生颠覆性的变化。中国是一个大国,必须要从全球大格局来看待它对中国的影响。
第一大颠覆性变化:国际关系由之前淡化向现在强调东西方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对立的时代转变,中国将被迫面临挑战。
又是一次战争成为开启一个时代的标志。
在两德统一、东欧剧变和苏联华约军事集团解散的国际政治军事背景下,1990年海湾战争的爆发和迅速结束,开启了一个时代:以东西方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对立为标志的冷战彻底结束。
海湾战争是大国合作的一个典型范例。在海湾危机期间,安理会表现出空前的一致,其主要原因是苏联已无力充当伊拉克萨达姆的“后台老板”,中美建交进入第十一个年头,其他几个大国在这一事件中的也利益一致。安理会中的大国一致原则在和平与发展的主题下得以实现。
1991年海湾战争之后,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因素的淡化成为东西方关系中最关键性的变化。同年底苏联解体,国际关系进入了一个不以意识形态划线和对立的新时期。
2022年俄乌战争再次成为世界进入以东西方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对立为标志的时代。
俄乌战前,在美国两党和理论界,占主流的声音是:中美之间竞争存在着意识形态的因素,这是一场不同体制的竞争。中美关系变得更加紧张的可能性不会轻易消除。
俄乌冲突正在改变当前全球局势,其中之一是华盛顿的很多焦点都转而集中在“中俄轴心”(China-Russia Axis)等类似说法上(尽管曲解和抹黑中国的中立立场,但是美国和西方理论界正在形成倾向性的观点),这让美国和欧洲,以及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亚太国家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国际间更加聚焦关注中俄如何合作、欧美和少数几个亚洲国家如何合作等问题。
今后在美国的主导和力推下,拉帮结派搞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联盟与反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联盟的斗争将成为国际关系的一条主线。世界格局也会因此发生变化。这次不同的是,俄罗斯主动加入了这场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争斗。而中国仍然坚持不以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来划线和搞对抗。
第二大颠覆性变化:国家安全观发生逆转,由综合国家安全观再度向单一的国家安全观转变,它会改变西方大国对华关系的战略思维、也会给中国周边国家的安全观念带来新的变化。
俄军直接以军事暴力手段改变乌克兰、乌克兰由危机发展为全面战争、美国北约对俄罗斯发动“一场局部战争式的世界大战”、瑞典放弃200多年的中立政策与芬兰一道加入北约,这些事件叠加在一起,使整个世界关于国家安全的思维方式再度发生转折性变化。由之前应对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和在一些“跨国界”问题(诸如经济、环境、人口、非法移民、毒品走私等非军事安全问题)的综合安全观,再度转变为以军事威胁为中心的国家安全观。
要知道,前苏联解体后,世界难得地享有了一段暂短的和平,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不断向前发展,国家间相互依存的程度进一步加深,国家安全的概念和性质也跟着发生了变化,由冷战转而强调“较少军事性而多经济性”、“较少单边而多合作性的”安全观。
以俄乌战争和瑞典芬兰放弃中立地位为标志,在对东方的交往中,西方世界的国家安全观再度转向以应对军事威胁为核心的安全观。
芬兰瑞典加入北约后俄罗斯面临的战略困境
第三个颠覆性变化,世界安全机制由相互保证的多边安全再度向单边集团安全转变,美国会在亚太地区组建各种层级军事同盟或联盟针对中国。
冷战结束为世界带来了新的安全机制。这个机制最核心的要点就是安全的不可分割性,一国的安全不能以牺牲他国的安全为前提。它在理论上提出了禁止国家使用武力解决争端或至少限制使用武力,和在必要时使用集体强制措施制止侵略。
为了能落实这个理想中的机制,在美国和北约的主导下,欧洲、亚欧国家签订了一系列的条约,想要建立起来一个条约制约下的国际新秩序。这其中包括美国、英国和俄罗斯对乌克兰安全保障《布达佩斯安全保障备忘录》和美国对俄罗斯保证北约不东扩的承诺。
结果我们都看到了,缺乏对处于领导地位国家或优势地位国家以权谋私的制约机制,这个理想国中的相互保证多边安全机制受到了大国利益的不断侵犯,最终失败了。
在俄乌战争和瑞典芬兰放弃中立地位之后,世界安全机制将再度滑向单边的地区性集体安全机制。区域性的军事联盟会在世界热点地区不断出现,成为一种常态。
第四个颠覆性变化,大国关系的调整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由之前是在总体国际形势稳定与和平的情况下进行的转变为现在是在国际形势失稳和有可能全面冲突的环境下被迫进行调整。在大国关系调整过程中,由之前的合作大于冲突转变为现在的冲突大于合作,对国际安全问题上看法的差异性越来越大,共同点越来越小。中国将面临美国全球和全方位的战略挤压。
这一个颠覆性变化会带来四个结果:
一是大国强权政治色彩会越来越浓厚。美国和北约重回大有不将俄罗斯、中国国家搞垮“誓不罢休”的执念。俄乌战争使得大国关系再次发生重大危机。大国之间开始探讨建立类似冷战时期“战略伙伴”关系,这种“战略伙伴”关系带有军事同盟的色彩,往往是针对第三国的。
二是在解决地区冲突或国内冲突中,在大国关系复杂和利益相互交织甚至矛盾尖锐的地区,大国将会采取积极干预政策,尤其是在利益攸关地区,还会实施危机升级策略,不惜推动和直接打一场代理人战争。
三是二战以来所形成的大国均势将会被打破,尤其是俄罗斯军事力量所支撑起的东西方战略平衡,由于俄乌战争,将会被打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战略优势的天平将会倒向美国和北约。
四是大国关系走向与世界新秩序将在大国均势的解体和更新过程中逐步形成。未来的国际秩序,是“多极权力均势”模式、“单极主导型”模式、“全球村”模式、“文明冲突”模式,还是“两极”模式、“三极地缘经济”模式等等,都处于高度的不确定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