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岁时候，我已稍懂人事，那时的事迹，印象最深，到现在还历历如在目前。
曾祖父葬在帝瓮背狼狗耍附近，曾祖母葬在云沙罗屋侧，祖父葬在文屋背，祖母葬在潮水上侧，又名大捅背。这些坟场离家很近，清明那天，父亲和堂叔天华、天良等，带着我去扫墓。每到一所坟场，父亲必对我说："这是某祖父，那是某祖母，你要记着。"当时我正欲知先祖的事迹，遂问父亲："太公在生时候，是干什么事业？"父亲似乎为我的说话所刺激，他叹了一口气，才说："由你太公（我之曾祖）到你阿公（我之祖父），都是耕田掘地的，长年辛苦，都是探朝无晚（俗语两餐不继的意思）。生时却十分和平，对叔侄及邻村的人，都十分和蔼，很得乡人敬爱。到我手上，也是一样穷，有钱的人家，未到二十岁就早早娶亲，我到二十九岁才娶你母亲回来，当时仍要向人家贷借三十千钱方能成事。而今养你们姊妹兄弟，也是很辛苦的，所以你要听话听教。"我忽然又想起别的事情，又对父亲说："阿哥（乡间有称父母为哥嫂的，大约因为宝养儿女关系）！怎么隔邻人家拜山（扫墓），穿起长衫戴着红须帽，坐轿坐马来，而我们却要行路呢？明年，阿哥照他们这样，好吗？"父亲象讨厌我的多嘴，发怒似地说："小孩子！不要多管人家闲事，你不知道，我们是穷家呢！"我真不知道父亲为什么会发怒。父亲说了两句之后，态度似乎回复和蔼，他对着天华叔和我说："你们长大之后，努力去做世界，就可以坐马坐轿来拜山了。"这几句话，我永不会忘记。到现在，还好象是在耳边似的。
到曾祖父坟场，我十分高兴，因为在坟场上可以纵目远观，下瞰原野，罗镜、太平两支流，横在眼底，如两条白带，村落树林，星罗棋布，一簇一簇的很是好看。我指着这些景物问父亲或天华、天良叔："这是何村，那是何庄？"他们便会远远指着告诉我，这是罗镜，那是太平，这是我们的家，那是外婆的村。后来，每到扫墓，我总愿意在曾祖父坟场多留一些时间，眺览这广阔的远景。
这天扫墓，大约行有四、五十里，六岁的我，自然跑不得这么远的路程，由天华叔抱我走了约十里左右路程，黄昏时候，才回到家里。母亲在家已煮好了晚饭，她见我们回来，便很欢喜很关切地问我："肚子饿了没有？"我见着母亲，便扑到她怀里，撒娇地说："肚饿不要紧，我的脚却是走痛了。"母亲马上替我洗身，洗完身才食晚饭。
跑了几十里路，十分困倦，我很快就熟睡了。可是到半夜醒来，感觉不大舒服，头在作痛，口在作渴，即起身爬到床头，叫唤母亲："阿嫂，我要粥水！"母亲摸摸我身体，她说："你有点发热，不要吵，好好地睡。"母亲起来给我一碗粥水。第二天早晨，我的头好似给什么箍着，痛得非常厉害，口亦干枯，周身象火烧一般热。我没有起来，在床上哭。父亲便来抱我，他见我周身发热，便抱我到光亮处察看我的病状，母亲见父亲抱着我，便说："大约又诈娇吧！"父亲既知医理，平日尤以小儿科最拿手，他知我是真病，很怪责母亲刚才的说话。他命令似地说："小孩明明有病，你不关心，还要乱说。快点抱他回床，不要给风吹着！"母亲听说我真是病，倒着急起来，赶紧从父亲手里接抱我，立刻放到房里床上。父亲说我是出麻，即开药方，教家姐拿药方到罗镜买药。我听说要饮苦药，很是害怕，一声不响睡在床上打算。不久家姐买药回来，母亲立刻拿去煲。一刻工夫药煲好了，母亲用碗盛上来，要我饮。我看着这碗又黄又黑又发臭的苦东西，即发急啼哭，咬着牙齿不肯饮。父亲见我不愿饮，怒气冲天，大声喝责，母亲则劝诱着说："饮过就好了！"这碗黄黑苦药，终于被威吓强迫饮下去，这臭苦味的确难受。第三天早晨，我还是发热，周身起着小红点，连眼也睁不开，心里非常难过，躺在床上只是哭。父亲见我这样，很温和地对我说："虾毛仔（我的乳名）！你是出麻，不要紧的。你不要哭，好好地安睡在床上，过三五天就好了。"母亲也是用同样的说话来抚慰我。不多时我又熟睡了。我这样时哭时睡地躺在床上过了三四天，红的小点渐渐隐去，也不见发热，再过三四天，已和平常一样，麻病算好了。可是父亲又说，要替我们种痘。
三月中旬，有一天，父亲带了一位生客到家里来。生客和父亲差不多年纪，姓名不知道。父亲招生客坐下，就叫我和家姐来，父亲说："你们今天种痘，大姐先种。"我听说种痘，莫明其妙，只站着看那生客，看看父亲，又看看母亲、家姐和堂叔天华。我见家姐站在母亲面前，不知什么时候已将衫袖卷到膊上，露出两条洁白的手臂。那生客走到家姐面前，执着一张雪白锋利小尖刀，他捉着家姐的手臂，笑微微地说："不要怕，不会痛的。"他把尖刀在家姐的臂上乱刺，刺一下，家姐的手就缩一下。我看见这种情景，知道不是好玩，便推说小便，溜出门口，向大华山直跑。父亲发觉我跑开，便着天华叔追出来。我跑到大华山脚，已筋疲力竭，才给天华叔追到，他轻轻地把我捉住，一面对我说："种痘是不会痛的。如果你不听话，不回去种痘，将来出了天花痘，就会花面。满面痘皮的人，是多么丑怪，到那时，即使你有钱娶老婆，都不会有人中意你，嫁给你。"天华叔这样说了一大堆，我虽然有点怕痘皮，却也不情愿这样就回去。天华叔见我不怎番蛮，便抱我回来。他们见天华叔抱我回来，大家都说："不会痛的，快过来！"母亲便从天华叔手里接抱着我，也和家姐一样把我的衫袖卷起，父亲捉着我的手，天华叔捉着我的脚。我虽然吵闹，但也无法挣脱。尖刀刺到臂上，当时略觉微痛，恍若给大蚁咬着一样。种完之后，我仍然不服气，不管什么，一面骂痘师，一面又飞跑出去。母亲见我跑去，亦不追赶，她说："你怎么这样蠢笨，我煲有虾米粥，阿姐快要食完了，你系精乖的，就快些回来。"我听说有虾米粥食，就赶快跑回。当我回到厨房时候，的确，有一煲煮好的虾米粥，家姐已在取碗装粥。母亲说："你们食了虾米粥，明日的痘，就出得很好了。"家姐素来痛爱我，她还未先食，见我回来，便笑微微地问我："种痘痛不痛？"我说："好似大蚁公咬着一样痛。家姐！你痛不痛？"她说："有点痛。"我们姐弟两个便欢天喜地的一同食粥。
过了两天，我们种的痘发作了。两条手臂上刀尖刺过的地方，都红肿发痛，身体微微发热。再过三四天，红肿的痘已不觉痛，只觉发痒，也再没有若何异状，母亲叮嘱不可用手抓破。到了十天之后，我们的痘已痊愈了。
夏天到时，我终日和隔邻差不多年纪的小孩﹣﹣黎静火、黄火仔、黄乌佬等，三五成群，在附近玩水玩泥沙，过日极易。不久是大暑前后了，家家都准备割禾。
我家耕有两担种田，有一亩田是祖父遗下，但父亲娶母亲时已典当给人，每年纳利，田仍归自家耕。其余的田，都是向人家批来的，母亲周年都是五更起床，夜深休息，终日做着苦工，数十年来如一日，没有一天间断过。即使在最忙的六月，也不会雇请工人帮做，只有和邻近的邻人互相驳工，你帮我做，我帮你做。父亲有着兽医、医药、地理、裁缝等业务，虽然有时会帮母亲做田地工作，但帮的时候也很少，所以我家两担种田的耕植工作，都是母亲一个人独当。母亲从无推诿怨恨，对父亲很是尊敬，有时也会责怪父亲太过痛爱我们。她说："做父亲的对儿女若是痛爱，是纵骄儿女，最不好的，会耽误儿女的终身。"当母亲这样责怪父亲时，父亲从不发气，也不会说什么。
我家割禾了，母亲特别纷忙，家姐也无一刻空暇。她虽然还未到十岁，却已帮着母亲做成人的苦工插、割禾、水、挑草、煮饭……，她都做得来。那时煮饭工作，就是家姐一个人担任，我有时也帮烧火煮饭，及做其他轻微工夫。家姐极勤慎，食完早粥午饭，放下碗又到田间帮母亲割禾，从不推懒。我则跟母亲、家姐到田间去玩水捉田鲤鱼（乡间利用水田养鱼，春间下鱼种，多属鲤鱼，割禾时已大，有三四两重）。每捉得一尾，都非常高兴。这些鲤鱼，就是我们最美味的，而且是收割时唯一的菜肴。回家时候，我也跟着母亲、家姐挑几束禾草。乡间生活，特别艰苦，虽然终日苦做，而三餐都是稀粥和芋薯夹着食。即使是富有之家，每日也只有一餐是饭。但在春耕及上下两造收割时候，则无论贫富，正午一餐，都是食饭。我家这几天割禾插田，也得饱饭几餐。但是不几天割插完了，我家又要再捱稀粥了。但为食饭，这件事，我却给母亲骂一顿。
割插完毕之后，已是立秋，天气转凉，玩水玩泥沙，已感到无甚兴味，没有得玩，时常会想到食这方面，事实一天三顿稀粥芋薯，也太不充亲次一天，而母亲却象是若无其事。有一天，我的确不能忍受再食这些稀粥芋薯了，便对母亲说："阿嫂，隔了这么多日，怎不煲一餐饭给我们食？"母亲听了，不甚欢喜，而且很生气地说："呵！你瞰排场（俗语阔绰）！有粥你食，都算好了，你还想食饭！如果食了这些谷，恐怕连粥都无得你食，到那时就要乞食了！"我当时见母亲生气，就不敢再说，只肚里寻思，母亲为什么这样怪，煲一餐饭都不肯呢？
我们这样一餐粥一餐芋薯度日，不久又到八月十五中秋节了。有钱人家，都忙着挑食品向亲戚故旧送节，大路上一担一担的往来如梭。我家贫寒，亲戚也非富有，送节自然不象人家大担来小担往那样阔绰。可是因为父亲在乡间行医，平日疗治过不少乡人，因而也收到不少乡人馈赠的鸡鸭和月饼（乡间人情，病者请医生疗治痊愈，在这年的中秋节，必买食物给医生送节，以示感恩谢德，普通是送两盒月饼，有钱的就多送一对鸡或鸭，那就了不得的出色）。我家平添几支鸡鸭和十几盒月饼，我和家姐都很高兴。
到八月十六，姑母来了。姑母年年在这天必来一次。姑母对父亲极其亲切，痛爱我如珠如宝，她每次来都带着饼食及别的东西给我。我也很爱姑母，她来的时候，我总不愿意她回去，有时我随她到她的家里住十天八天。姑爷对我亦十分亲热。姑爷姑母还没有孩子，他家虽非富豪，却比我家裕如，常会少少的帮助我家。
立冬时候，全垌一片金黄色，下造禾又得收割了。母亲要父亲添购农具，准备割禾。到开割那天，母亲什么都准备了，她给我一把镰刀，要我跟着去学割禾。食了早粥，我便跟着母亲、家姐到田间，这是我第一次学习。母亲教我用右手执着镰刀柄，用镰柄的别一枝勾集分散低垂的禾穗，然后用左手把已勾集的禾穗握着，翻手用镰刀在离泥近处正对成束的禾穗用力一拉，禾穗便给割断。这简单的工作，一学就成功了。割了一日，不觉得怎样辛苦。母亲见我能够割禾，异常欢喜。到第二天，母亲对我说："虾毛仔，你能帮我割禾，做完工之后，每日煲一餐饭给你食。"我听母亲这样说，欢喜极了，天天都跟着母亲、家姐一同割禾。有时和家姐比赛，看谁割得快，但家姐比我长三岁，我总是赶不上她快。这样割了七八天，就割完了。时间逼着来，割完禾跟着要种麦，那时用不着我做，只母亲、家姐多忙几天，就将麦种完。
在屋里摆着五六担谷，已经晒干风净的了。但这几担谷不全是属于自己，大部分还要送给田主老爷，因为我家是佃农呵！父亲和母亲秤了几担风净的谷，赶着送去给田主，因为如果送得稍为迟缓，田主老爷们便会如狼似虎地到来催促。假使今年欠他一石租，到明年就无田可耕了。所以父母都很怕田主，永不敢欠租，一种完麦，即刻将晒干风净的谷拣上好的送去，永不敢欠租得罪田主老爷。
麦种了，租送了，但耕牛冬天的草料，也得贮备。乡间住屋狭小，没有贮放禾草的房，贮草的办法，就是架禾草棚。四周竖四条石柱或木柱，中央竖一条丈多长的木，在石柱或木柱横上几条木，排成一个井字，然后把禾草用禾叉叉上去，堆起来象一座小山，这样就可以保存禾草至相当时间，不至败坏；系牛棚下，它可以避雨，亦可以自由取食。架禾草棚时候，最少要两三个人帮忙。这天必煮糯米饭磨豆腐。帮忙的人，是不用给工钱，只是饮食。我家人手少，架禾草棚，请二三位乡邻帮忙，很快就架好了。架好了禾草棚，一年耕种的苦工，算是做完了。但母亲不给自己空暇，她与家姐还要去探山草。母亲很是壮健，力能挑司码秤一百二十斤重，家姐虽然年纪小小，也能挑三十多斤。母亲和家姐每天都挑百多斤草回来，有时将多余的草，挑到石灰窑铺去卖，百多斤也换得二、三百钱，这是母亲的打算。
当母亲、家姐上山时候，只我在家里看门及抱达锴弟，我终日在门口附近与邻家儿童放纸鸢，放孔明灯，有时打拐捶（乡间儿童游戏，以长尺余的木棍为拐捶，四五寸长的为拐指，置拐指于地，以捶扑之起，击之远，轮流击出，计远近以为胜负）。那时虽然过了中秋，但我们正醉心于放孔明灯。有一天，各儿童都没有找到纸张，我将父亲两本药书拿来做，做好之后，试放，却给火烧掉，十分可惜。父亲回来，找不到药书，问我是否拿去，我直说拿去做孔明灯给烧了。父亲生气极了，他骂我为何要拿药书去做孔明灯，他到处在找东西，找到一支竹枝；我见父亲这样恼怒十分害怕，但又不能跑开去，遂向父亲认错："求阿哥恕我一次，下次不敢。"父亲愤怒极了，他不以我幼稚无知，即用竹枝打我，竹枝抽到身上，疼痛异常。父亲一支手捉住我，逃又逃不得，只有哭喊乱跳，父亲从来未有此次愤怒得这样厉害，竹枝一起一落，抽得我周身疼痛，那时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只有望着母亲希冀她来解救。可是母亲并不劝阻父亲，也不来抢救，只看着我微笑，而且说："好！好！打得好！"我真恨极了。后来天良叔才来劝阻，替我说情，他抢去父亲手执的竹枝，父亲这才恕了我。是晚我总是哭，连粥也不食。到第二天早晨，父亲再教训我，他说："以后倘若仍不听话听教，要比昨晚打得更厉害。"打过一次的我，想起还怕，只得再对父亲认错："以后不敢如此了。"
寒天到来，我们穷到连棉衣也没有，我只穿着破补双重的三件单衣，怎能抵御割肉刺骨的北风，只得终日与邻拾树枝检干草根来烧火堆，烘火取暖。除此之外，我则常常带着火笼（竹织一篮，中置一小瓦盆，盛火炭俗称火笼），搂起前面破衣，将火笼推入里面，这样就不畏寒冷了。我们穷人家，如果没有这火笼，真不知怎样度过这隆冬寒天！
十二月廿七、八两天，人人都说新年快到了。父亲母亲都很忙，说是办年货，买了些纸宝香烛回来。到二十九日，又说年会猪（乡间习惯，大家做一个会，平时科谷或科钱，贮放着等到过年时候则买猪来分肉，叫做年会猪，我家每年都做一份年会），父亲分得四、五斤猪肉回来。年三十晚说是团年，父亲母亲都十分高兴，我和家姐更不必说。辛辛苦苦做了一年工，这天是最兴闹的了。父亲到罗镜买了些冬蠔粉丝回来，母亲则忙着鸡拜神。晚餐时，除了饭之外，还有白切鸡，卤猪肉，煎豆腐，煮粉丝……最特色是冬壕煲猪肉，这一餐菜肴，比平时节日多几倍，算是一年最丰富的了。我和家姐食得很高兴。临睡时候，母亲还在做这样做那样，她拿着红绳穿钱，她说："你们明早要同你阿哥给我拜年，我给你们这个'利事'。但是到天早你们不要乱说话，过年要讲好话，不得说死说生。"我听了很欢喜，想着明天过新年，棵"利事"。
【蔡廷锴（1892年4月15日—1968年4月25日），字贤初，出生于广东罗定。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早年参加同盟会。曾参加第一次北伐、讨伐桂军沈鸿英及东征讨伐陈炯明等战役。后任国民党军第六十师师长。1930年任第十九路军副总指挥、军长。1932年率十九路军进行一二八淞沪抗战。同年被蒋介石调往福建“剿共”，任十九路军总指挥、福建绥靖公署主任。1933年11月，同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等在福州成立抗日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任人民革命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失败后流亡海外，宣传抗日救国。1935年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大同盟，为最高负责人之一。抗日战争时期曾任国民党军第六集团军副总司令、总司令，两广边境司令，在两广指挥作战。1940年因受蒋介石排挤而去职。1946年与李济深等在广州组织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1948年1月在香港参与发起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被推为中央常务委员、财务委员会主任。1949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1964年12月至1968年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是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二、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民革第一、二届中央常务委员，第三、四届中央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