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山里转了好几个夜晚，仍无法确定部队去向，我们分析，部队如果存在，人数一定更少了，因此在河西是难以立足的，再往西走更是不可能。在讨论中，十多个人一致认为，部队如果存在，只能东归回陕北。于是我决定往东追寻。 在东进追寻大部队时，我们又同搜山的敌骑兵遭遇了。我们赶紧抢占了一个小山头，与敌对峙。敌人冲了几次，都被我们击退。但是，众寡悬殊，打到傍晚，我们只剩下三个人，一个是原第二六四团一营的张排长，一个是一位小战士，名字我都记不住了，只记得都是四川人。我们的子弹只剩下几十发了。 天黑以前，敌人又冲了一次，我们的子弹越发少了，给突围带来了新的困难。我们最后从牺牲的战友身上再次搜罗，也只搜到三十多发子弹。我先拿的是一把盒子枪，只剩四发子弹，后来我拿起一支步枪，也只有十多发子弹。 天完全黑了。我们三人从山上观察敌人的灯光，看准了敌人的缺口，就往没有灯的地方摸去。没有想到被敌人的游动哨发现，消耗了一半的子弹，又被迫退回山顶。看来敌人看守极严。半夜，我们三人商量，决定改变策略，干脆从敌人灯光多的地方往外摸。 果然如我们所料，有灯的地方敌人反而松懈一些，我们竟摸出了他们的包围圈。但正当我们高兴的时候，我被敌人的马具绊了一跤，紧跟着敌人就追击过来。我们一路狂奔，将剩下的子弹全部打光，我的四颗小枪子弹也全放了。没有子弹的枪，就变成了吹火筒。 我们三人在狂奔中跑散了一个，那位小战友丢失了。我和那位张排长像乱碰的苍蝇一样，瞎跑一气，分辨不了东南西北。拂晓以前我们决定躲藏起来，等天黑以后再走。我们钻进一处石缝躲藏起来。傍晚，我们又饥又渴，爬出了山洞，到处找水喝，谈何容易！祁连山根本找不着任何溪水。我们只得挺着饥渴的身子，胡乱朝着一个方向前行。 由于方向迷失，结果我们又回到了昨天晚上被包围的地段，竟找见了跑散的小战友，但他已牺牲了，敌人的子弹穿透了他的心脏。我们两人把战友的尸体放在一处天然石坑里，又敲击了一些乱石和泥土掩埋了起来。我们打扫了一下战场，一粒子弹都未弄到，于是我们决定把枪支砸碎，同战友的尸体一同埋了。经过这一番劳累，两人都筋疲力尽。 我们坐在战友的坟边，相对无言。一方面，是因为心情不好，用沉默控制着自己；另一方面，是因为饥渴和劳累，无力说话。 "走吧！"张排长说了一句。于是我们根据北斗星所指的大致方向朝东追寻部队。我们认为往东寻找，即使追寻不到大部队，也可以到达中央所在地陕北。 我们两人沿着祁连山北麓，躲躲藏藏往东行进。在山里过的基本是野人生活，穴住野处，吃食野菜野草。我们不敢白天行走，更不敢离开山边，向老百姓讨吃的。敌人搜山的骑兵不时出现，大路上到处设有哨卡。 敌人封锁了各交通要道。偶然发现放羊的羊倌告诉我们，敌人见到说"蛮子"话的人就抓。所以更不敢往大路上多行半步。在山里听不到部队的任何消息，担心会不会全军覆没，心情凄然难受。 大约走了十多天，我们突然遇见了第二六四团团长李大海同志。他告诉我，整个第二六四团在梨园口一战全垮了，大部队存亡与否也不清楚。他认为经梨园口冲击，如果部队还存在的话，在河西是难以立足的，东行一方面是为了碰部队，另一方面就是往陕北奔。 李大海同志在川陕根据地时是红四方面军有名的训练标兵，曾受过总部的嘉奖，打仗也很勇敢。他当团长时刚过二十岁。 我们三人结伴而行，钻沟越梁，走了将近一个月。后来觉得躲躲藏藏，行动太慢，决定白天也赶路。这样，为了减小目标，三个人又分散了，我和大海为一路，那位排长单独行动。分散以后，我们两人逐渐往山外运动，沿祁连山北麓东行。 在永昌西边的山里，我们碰见一处私人开的小煤窑，有几十名窑工。我们决定在那里躲几天，待机再走。 窑里工人回族、汉族都有。我们在那里帮他们劳动，只混一口饭吃。呆了二十来天，敌人要巡查煤窑的风声突然传来，窑工们都为我们的安全担心。 李大海同志斗争经验丰富，他担心窑上有人与敌通气，于是决定迅速离开。在我们动身的时候，有一位四川口音的窑工主动提出把我们送到北边的长城边，并告诉我们，延着长城东行就可到达陕北。他说从北路走，比南路安全。他还说，他一听我们的口音就知道我们是"去年西去的红军"。原来他是嘉陵江上的船工，为我们红四方面军划过船。红四方面军离开川东以后，国民党找过他的麻烦，他才逃到甘肃避难的。因此他对我们很了解。我现在还记得他姓李。 这时，天气已转暖，我们把穿的羊皮短袄同窑工们换了破棉短袄。我们三个人晚上离开了煤窑，出了山，径直往北走。如果顺利，当晚就可抵达北边的长城。但出山没有多远，就遇见了敌人一队骑兵。四川老李同他们交涉，说明我们是窑工，老板派我们去镇上驮运镐把的。但敌人骑兵说我们是"蛮子"，像"匪军"，就把我们三个人带进一处大村子，在那里过夜。那一小队骑兵似为后勤兵，马上驮了不少粮食和羊肉一类物资。晚上他们用一名哨兵监视我们，令我们铡草喂牲口。李大海与我们商量，必须在天亮以前逃掉，四川老李也赞成，他说："不跑就没有命了。"深夜，乘监视的哨兵疲乏松懈之际，我们故意进进出出拿草提水，乘机悄悄地溜出了村子。但我们刚出村，敌人就发现了，枪声击破了夜空的沉寂。四川老李止住我们继续逃跑的方向，急忙把我们重新领回村里。一进村，他就从地上揭开一个盖子，下面却是一个直筒洞口，他命李大海赶紧下去。李大海下去后他又把我往洞里推，但下不去了，洞小，只能蹲大海一个人。老李赶急盖好盖子，拉着我走到另一处，又揭开一个盖子，下面又是一个洞，这个洞很大，我们两个人都下去了。下去后，他从里面将盖子盖好。 我们藏身的洞原来是北方人贮菜的菜窖。北方人在入冬以前，家家户户都要贮存冬菜，好的人家可以吃到第二年的四五月份。菜窖都挖在房子的外面，窖门与地面几乎相平，不熟悉北方生活的人是不会知道下面有窖洞的。四川老李熟悉那里的生活习惯，所以一眼就能发现窖门。如果不是菜窖的掩护，我们都会重新被抓住。因为在平原上，敌人用手电一照，可以非常容易地发现逃跑的人，所以，如果继续逃跑，是很难避开敌人骑兵的追捕的。老李懂得这些，才把我们重新带进村里。 在窖里躲藏大约两三个小时，听不到外面的动静了，老李爬出去，准备叫大海到我们的窖里来一处藏。他揭天盖子一看，窖是空的，没有人，这使我们很着急。他可能是找不见我们，又不知道我们的情况，就独自跑了，我们甚是放心不下，担心他重新被骑兵抓住。 李大海失踪，天又快亮了，不便赶路，于是我们又回原窖躲起来，决定等天亮再说。第二天早晨，菜窖的主人取菜时发现了我们。我们说明情况以后，获得了他的同情。他告诉我们，敌人骑兵赶早走了，说是跑了三个"蛮子"。这样，我们放心了，李大海没有出事，逃脱了。但从此以后，我再也未见到李大海，回到延安以后，也没打听到他的下落。 老乡留我们呆了一天，供给我们吃了一天的土豆。当天夜里又启程向北行进，拂晓前抵永昌西北的长城脚下。老李叮嘱我昼伏夜出，沿长城东行，就可以抵达黄河。 "过了黄河就不要紧了！"他安慰我，也是说的真情。我把在煤窑里赚的一点钱谢他，他发脾气不要，"你在路上还不够花销"，并且把他带在路上吃的干面馍也全都给了我。 他空身返回煤窑去了。我们互相只道了声"慢走"，但感情是真挚的。他帮我们是出于人类互相同情的纯洁感情，也是他对红军的了解。他并不希望报答，我至今也无法报答。我当时只是久久地望着他转去的背影，深深依恋。他走了老远老远，还回过头来用手示意叫我上路。 从此，我只身东行。开始是夜晚走，白天躲藏起来，后来干粮吃完了，钱也花光了，就不能只在晚上赶路，而必须在白天赶路，顺便向老乡讨点饭吃，要一点就迅速离开。讨的如果多，就用撕下的棉袄里子包起来，带着赶路。这样，可以好几天不必进村要饭，多赶一些路。可长城脚下人烟稀少，老百姓又都很穷，我又不敢进大村子，只能找单家独户的人家去要，所以经常要不到东西。 为了怕暴露南方人的口音，我有时还得装扮成哑巴。敌人有一条简单的标准，即凡是说南方话的就要当着"匪军"抓起来。 由于各种原因，行程很慢。有时狗一叫，我就得藏起来，怕被发现，加上夜晚行走，进度就更慢了。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越是想快一点回到党中央身边，越是天不从人愿。在长城脚下我差一点见了阎王，一连拉了十多天痢疾。后来一位羊倌救了我。他发现我时，我已奄奄一息。他从家里拿来不少大蒜，捣汁喂我，并从羊群里牵来一只母羊，挤奶给我吃。他说羊奶是大补，病身子吃了有好处。羊倌把我从阎王手中抢了回来，在我的身体还未完全康复时，就含泪告别萍水相逢的羊倌，继续往陕北方向行进。 后来，在黄河边我又遇到了更大的麻烦。到黄河边时，我觉得敌人巡查不紧了，为了早一点回到党中央的身边，就改为白天赶路，并逐渐往大路上奔去。结果在土门附近，我进一个村子去要饭时，被复仇的土豪抓住了，打乱了我急于回陕北的全部计划。 这是一九三七年六月中旬，我走到土门地段，进一个村子向老乡要饭。北方人的主食一般是馍或窝窝头，对真正要饭的人来说很方便，要多了可以带。由于贪心，在村子里多呆了一会，结果"蛮子"相露了，被一个保长盯上了梢。 当我要完饭，正自我庆幸收获不少，在村口蹲着往棉袄里子包裹时，一个长胡子老头走过来，站在我的面前。他穿着大长褂子，后面还跟着两个青年人。他走过来，对我骂道："你这个黑驴雄，一进村我就看出是匪军败兵……"骂完，他就叫跟着的两个青年人把我捆起来，押到了乡公所。那两个青年是他的儿子。从他的谩骂中我听出来，我们西路军路过该地时，开了他的仓，分了他的财产。他这是在报复。 我从梨园口被敌人袭击冲散，带着四十来个人冲出重围，后来又遇到了千般磨难，边要饭，边东行，历时三个多月，人已拖成饿馁，不衫不履，幸喜快过黄河，可以很快回到党中央身边了，但没有想到几个月的艰苦努力，一下子被这个老贼弄成了泡影。当时真如晴天霹雷，把人都惊呆了。我差一点被老贼摧毁！ 老家伙把我送到土门乡公所。在那里，他大叫大喊，要把"匪军""杀光、杀绝"。但那里没有杀我，只是千般用刑逼供，问我的"官"是什么，当天又把我押送至永昌。在永昌关押一天，又刑讯逼供一番，再随即又押送至兰州。 从永昌往兰州押送时，一共有好几百西路军的干部战士。敌人用一个连的兵力押送我们。抵兰州，我们都被送进了兰州集中营。 在这一系列辗转折腾中，虽然受尽皮肉之苦，但都算不了什么，最使人伤心的是回不了陕北。难道说，从鄂豫皖出来，经历了长征和西征，经历了河西的种种苦楚，所追求的理想，所向往的陕北，就这样给毁了吗？当时确实认为是给毁了，所以精神极度痛苦！ 兰州集中营里关着一千多西路军的红军，共编有九个连。连队里又分士兵和军官连。 在集中营里，由于我党努力营救和工作的原因，大家都没有遭到刑讯和其他体罚。我在押送途中所遭受的酷刑，在那里没有发生过。 由于我一直未暴露身份，所以一到集中营就编到了士兵连。在士兵连里，我遇见了余士钧同志。他是湖北黄梅人，黄冈的老乡，原是蔡申熙红十五军的，在鄂豫皖打商城斑竹园时就认识。他也没有暴露身份，但不几天我就因内部的同志吵架而暴露。 一次，士兵连里鄂豫皖时期的湖北籍战士同四川籍战士发生矛盾，川籍战士说"湖北佬"把他们带出来受苦，双方吵得不可开交。我忙过去解劝，结果那位川籍战士将我暴露了。他说："格老子，你不要装好人，打通江时你就是官，现在怕死了，不敢承认……你烧成灰我也认得你！"就这样，我被编进了军官营。事后我才知道，那位川籍战士是打四川军阀刘存原时收编的，后来编入红四军第十二师当兵，所以认得我。 在军官营我遇见了老熟人徐立清同志，我们同编在一个连队。我们是鄂豫皖时期的老熟人。 我在集中营一共呆了二十多天，每天去做苦力，修飞机场。 其间，国民党甘肃省长孙耀祖和第九十七师师长孔长熏"训"过一次话。他们讲话的基调是：现在和平了，大家要团结抗战。委员长非常关心大家的前途，要送大家去南京，然后释放回家。回家后要安分守己，好好种地，今后再不要为敌了。 不几天，我们就被往东押送。他们用了一个连的兵力押送我们。 路经平凉时，由徐在先同志领头，我们进行了一次抗议活动。老徐同我商量以后，我们又分头串联，将各连都串通起来。妇女连也串通起来了。我们以吃不饱为由，全体高呼："我们吃不饱！"一千多人的抗议声是相当震人的，国民党的押送士兵如临大敌，吓得都进入了战斗状态，深怕我们夺枪暴动。 当时驻平凉的国民党军第四十三师也吓得全部进入警戒状态，全城戒严。该师师长亲自出马，赶抵现场，进行恐吓"训话"。但我们没有被他的大话吓倒，继续抗议，要求吃饱饭，与敌师长谈判。最后，我们取得了胜利。 领导这次抗议活动的徐在先同志是麻城人，是鄂豫皖时期的老红军，曾任红军游击师师长。老徐领导的这一抗议活动是一次练兵，充分体现了大家革命的一致性。 随后，我们成立了临时党支部，老徐是支部书记，我是委员。我们开始有组织地开展活动。 再次从平凉出发时，我们就开始酝酿暴动。徐在先与徐立清、余士钧和我等商定，组织大家在行进中故意把队伍拉长，使其一连押送的武装无法前后照应，为逃跑创造条件。开始，他们不准拉得太长，一个劲往一块收拢，但大家不听那一套，只是推说走不动，慢慢地他们也无法可施了，就听之任之。通过这个办法逃出了不少同志，但总的来说还是有限。我们仍在观察和寻找最佳地段，组织集体暴动。 敌人把我们往东押送，人身虽然安全，但不是我们所能接受的安排。因为他们的目的是把我们遣送回乡，不准回归我党的部队。而这一点恰恰是我们不能接受的焦点。我们的目的是要回自己的部队，回到党中央身边去。 我们在行进中通知大家做好随时逃跑的准备，待发现好的地段时，听从号令，统一行动，集体暴动。 在离镇原不远的地方，我们在路上遇到了红三十一军的侦察员。他们化装成商人，骑着自行车，顺着我们队伍的方向行驶。他们乘押送武装不注意，把红三十一军在镇原驻守的消息告诉我们。这样，我们知道了红三十一军驻地离我们行进地段只有几十里路。红三十一军同志传给的消息使我们更增加了逃跑的信心和勇气，因为知道了党的部队就在眼前，党中央就在身边。此时，我们心里异常高兴，觉得很快就能见到亲人了。以前我们一直住在集中营，消息被敌人封锁得很死，党的情况和我军驻守情况一概不知，只知道红军在陕北。 我们加紧了组织，决定遇见大片庄稼地时发出统一行动的号令。我们特别强调了统一行动，强调服从命令，因为这样才能保证逃出更多的人。我们及时地规定了命令的信号，告之了逃跑的去向和方向。 当时正是七月底，是西北庄稼生长旺季，高粱等都长得特别高。那里的作物不像南方那样一小块一小块的，而是互相连成片的，一望无际。人进到里面，就像进入迷宫一样，外面的人根本没法找见。北方的庄稼地给我们提供了绝好的逃跑条件。 在行进中虽然遇到过几块高粱地段，但很不理想，没有发出信号。 当我们走到镇远正南东一点的地方，见了理想的庄稼地，方圆十多里似乎都淹没在青纱帐里一样。徐在先同我们几个同志商定后，发出暴动信号，整个队伍全乱了，只听到"哗哗"的庄稼响声，几分钟内，都钻进了高粱地。 我们进入高粱地以后，拼命往西北方向狂奔，后面的枪声如煮豆子一般，我们谁也不去管它，一口气跑到镇原。 敌人的枪声响了很久，但那是吓唬老百姓的。进入青纱帐以后，枪就发挥不了多大作用了。 集体逃跑，暴动成功了！我们一共跑出大几百人，有的跑到了红三十一军，有的跑到了我党领导的其他部队里。 徐在先同志这一功劳是应该大书一笔的。经他组织逃跑回的有大几百人，都是红军的骨干。但老徐从未提及这事，至今鲜为人知。 我们几百个人回到红三十一军，像流浪的孤儿见到亲人一样，热泪盈眶。 西路军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孤军奋战四个月，敌二万余人，终因敌众我寡，于一九三七年三月失败。西路军所属各部队，是经过中国共产党长期教育并在艰苦斗争中锻炼起来的英雄部队。在极端艰难的情况下，在同国民党军队进行的殊死搏斗中，西路军的广大干部、战士视死如归，创造了可歌可泣的不朽业绩，在战略上支援了河东红军主力的斗争。西路军干部、战士表现出的坚持革命、不畏艰险的英雄主义气概，为党为人民的英勇献身精神，是永远值得人们尊重和纪念的。 我们回来的红军，随后都编入了随营军事学校。随营军事学校的教员有现在武汉军区的孔庆德同志；还有抗日战争时在湖北牺牲的黄春庭同志，牺牲时任新四军第五师抗大第十分校政委。在镇原我们只待了很短一段时间，不久就被安排去了延安。 我们经云阳镇，过耀县，至洛川，于八月下旬抵达延安。 在延安，毛主席亲自看望我们，安慰我们，并给我们讲了话。他说："同志们吃了苦！……党中央很关心你们……你们都是革命的种子，将要在抗日的战场再立新功。"接着，就安排我们到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抗大学习的内容有战术、文化和政治。当时我们的教员能记起的有黄春庭和刘少卿，队长是杨伯让，大队长方正平。胡耀邦和苏振华等同志也任过我们的领导。 抗大的学习生活，对我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在以后几十年革命生涯中，我所应用的军事和政治知识，大多就是在这个时期打下的基础。我平生第一封信，也是在抗大学习文化时写的。 信是写给黄安家人的。我的表弟给我回信，告诉我，我的父母、伯叔和小弟等亲人，在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以后，都被国民党杀害了。也就是说，我的直系亲属已没有一个人了。我伤心至极。 我在抗大学习了一年多时间，于一九三八年底，被分配至鄂豫皖敌后抗日根据地。 【汪进先，1909年生于湖北省黄安县王胡家湾一贫寒家庭。1927年加入农民协会。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时期，历任红三十一军徐向前警卫连战士，红第二十八团第三连班长，红独立第一师第一团经理部主任，红四军特务团指导员，红十二师政治部特派员，红三十军第二六四团连长兼指导员。参加了著名的黄麻起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经历了鄂豫院根据地第一至四次反“围剿”以及枣阳、川东、万源、倪家营子等重大战役、战斗，前后七次负伤，左手致残。西路军失败后，从国民党集中营暴动越狱，返回延安。1937年8月參加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历任鄂东独立游击第五大队副大队长、第一团第二营营长、第四团作战参谋，中共天汉地委常委、军事部长，豫鄂边区党委警卫团团长兼政委，新四军第十五旅第四十三团、第四十四团政委，冈希罗麻中心县委书记兼指挥长，鄂东地委常委、分区副政委，鄂东独立第二旅第五团政委。1947年随刘邓大军南下，先后任鄂东工委副书记，黄冈地委民运部长、组织部长。1950 年7月，任中共黄石市委第一副书记。次年5月改任第二副书记兼市委组织部长。1952年6月，任中共黄石市委副书记兼市长。1953年4月调离黄石市，历任湖北省交通厅党组书记、副厅长、厅长，湖北省工交部副部长，湖北省委交通部副部长，湖北省交通厅厅长，湖北省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湖北省移民委员会主任，湖北省人大常委。1983年1月离休，享受副省级政治、生活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