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六年十月八日，红二、红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同中央红军派出的先头部队会师。十日，在会宁召开会师的庆祝大会。十日，已作为三大主力红军正式会师的时间。
我们长征过草地前后，胡宗南部始终跟着。第一次过草地，毛主席亲自命令李先念政委带红三十军攻打包座，打的就是胡宗南部。以后，胡宗南就像影子一样跟着我们，给我们制造了不少麻烦，讨厌极了。会师以后，我们都想给他吃点苦头，为牺牲的同志报仇。李先念政委当时曾说："现在该我们叫胡宗南'跑反'了，叫他哭回南京去！"
十月中旬，我们接到命令，急行军迅速抢渡黄河。我们一共过去了三个军，即红五军、红九军和红三十军，共两万一千余人。在我们的后面是胡宗南部，前面有马步芳、马步青的新编第二军和骑兵第五师。我们前后受敌。
十一月上旬，中央命令过河的三个军改成西路军，继续西进。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是陈昌浩，副主席是徐向前。
当时，甘肃河西已进入寒冬，树木凋零，寸草皆无，北风呼啸。战士们穿着破烂的单薄衣服，在呜咽的寒风中瑟缩前进。
两路军分三路向西进军。红九军为南路，从南边往西进发，我们红三十军和红五军各为一路，从北面往西行进。
北路红军在一条山、打拉牌一带同"二马"的队伍打了十多天。我们虽然给养紧张，但是因为刚过河，战斗力还是很强的，所以敌人阻挡不了我们前进。我们边打边向凉州和甘州进军。在大靖，我们打了一个胜仗，把"小马"赶进大靖城不敢出来，红三十军绕过它，进占了土门，我们在土门一带搞到了一些粮食，战士们吃了几顿饱饭。与此同时，我们买到了一些羊皮，有熟过的，也有没有熟过的生皮，由于数量有限，就剪成小块分发给战士御寒。战士们拿去有包脚的，有贴在心口或背上将就防寒的。
总的说，我们在西进途中非常艰难。"二马"是土著部队，地熟人和，而我们是刚抵甘肃河西，老百姓对红军完全不了解。特别是他们的骑兵，寸步不离地紧跟着我们，行动非常迅速。当我方行军时，他可能突然出现在队伍的前面，对我们实行穿插分割，使我们措手不及。
十一月中旬，红三十军攻下永昌城，接着我们团和第二六三团又占领了西边的山丹。从形式上看，我们似乎打了几个胜仗，但实际上是拼命，付出了极大的消耗，伤亡很大。
打仗是要死人的，但当时我们却不能打消耗战。因为我们没有后方，与中央毫无联系，无一兵一卒的来源，无粒米颗弹的供应。因此，经不起大伤亡的致命消耗。
南路红九军也同我们的命运一样，日子艰难。他们在古城与"二马"的好几个旅大战三天，师级干部就牺牲了好几个，全军伤亡过半，元气大伤。他们剩下的兵力是冲出重围，艰难地抵达永昌，与红三十军第八十八师会合的。在行军中，他们也是被敌人骑兵所苦，最后夜行军才得以与北路红三十军会合的。
红九军从南线突围与永昌红军会合时，整个西路军分驻在永昌和山丹两地。我所在的第八十九师和第五军占领山丹一带，红九军和第八十八师驻于永昌一带。
永昌和山丹一线处在甘肃走廊的腰部，南为祁连山，北为沙漠，中间仅四五十里宽。在这样狭小的地带里，人烟又稀少，养活现存部队十分困难。
红三十军第八十八师和红九军在永昌地区受到敌人全面攻击，战事非常激烈。"二马"集中了十个旅的兵力，加上胡宗南的第一师，猛攻永昌。我军同敌人展开了名副其实的"浴血奋战"。战斗从十一月二十四日打响，第八十八师同敌人五个团血战三日，仅用大刀劈死的敌人就达七百多，共打死敌人两千多。"杀敌一千，自损八百"，我军第八十八师也同样付出了一两千人的伤亡。在古浪一战，本已元气大伤的红九军，在永昌的自卫战中，又付出了极大的牺牲。山丹方面，战事亦很艰苦，红五军打得相当出色，击退了敌人的多次攻击。
截至十二月初，两路军在河西作战中已损失了六千余人，部队总兵力从过河时的二万一千人下降至一万五千余人。除了总兵力急剧减少以外，弹药也几到罄尽地步，粮食完全没有保证。战士们一方面惜弹如命，另一方面又由于饥饿，身体虚弱颤抖得无法瞄准打枪，所以战斗力大为减弱，作战能力大受限制。当时敌人就因此欺负我们。大胆地窜到我前沿阵地上自由行动。我记得我们团长李大海气得只骂娘，后来他组织战士打排子枪，专门打窜到阵地上来的敌骑兵的马，用以解决吃的。组织排子枪才能打着跟前的马，可想当时饥饿无力的情况了。
我们全军都处在冻馁之中。那里的天气奇冷，泼水成冰，而战士们却没有棉衣，没有棉鞋。这可不比南方，当地人穿着羊皮和毡靴才能外出。有的战士抱着膝盖坐在工事里，静悄悄地就离开了人间，被寒冷和饥饿夺去了生命。红军战士这样死去的不少。饥饿能促使人在低温中更快地死亡。
各方面都在削弱红军的战斗力。物质充足与否，是战争胜败的一个重要因素，有时是决定的因素，这是精神力量所无法代替的。
虽然西路军从兵源到粮食、弹药和冬装都处在绝境当中，但战士们的斗志仍很旺盛，情绪激昂，"二马"的士兵仍不敢同我军直接肉搏。这是红军的可贵之处，是任何军队所无法相比的。
我们在山丹和永昌奋战的时候，一直希望中央派援兵来。后来"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军中，这又给我们带来了无限希望。大家虽然冻馁不已，但精神倍增，激动万分，都在讨论着如何处置蒋介石，但想得最多的还是乘机东归，回到党中央所在地陕北。
一天，我们接到命令，撤出阵地，准备东返。第二六四团团长李大海和政委冯友灿锁了多天的眉头，全舒展开了，大家也都感到轻松愉快。可是，当天就变更了命令，把东归变成继续往西进。
从永昌和山丹往西行军是西渡黄河以来最艰苦的行军，我们又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二马"的骑兵都是训练有素的，行动迅速，对我行军构成了极大的威胁。为了防备骑兵的穿插截击，同过去一样昼伏夜出，实行夜行军。敌人的战术也同过去一样，夜晚睡大觉，凌晨奔袭。由于日夜不能睡觉，体力消耗极大，冻死的人日渐增多。
夜行军途中，不时能看见夜空里堆堆火光，那是在给冻坏的战士烤火。但在零下几十度的野外烤火，毫无作用，抵消不了严寒的侵袭，体温回升不起来。大西北十二月底正是严寒季节，当地老乡告诉我们，在这个季节里，穿着大皮袄迷路在外，也要被冻死，何况我们是无冬装的南方人，其境况可想而知了。
西行的速度很慢，有时一晚上仅能走二三十里地。自然的敌人和社会的敌人都像影子一样跟着我们，完全无法甩掉。"二马"骑兵有时就在我们队伍前后左右兜圈子，离得很近，但我们却奈何不了他们﹣﹣既无能力追击，又舍不得随便开枪。晚上，我们要奋力同寒冷这个自然的敌人苦战。
西行时，我仍在第二六四团负责供应工作。大西北人烟稀少，部队行动集中，实际上无法筹集粮食。我们带有银元，但无处购买物资。除吃的以外，自过河以后，部队冬衣一直没有解决。大家的穿着也就五花八门，有的披一点"白茬"子羊皮，有的披麻袋，有的人干脆把草披在身上。脚上绑的也是乱七八糟的东西。
饥饿和寒冷在威胁着大家的生命。在严寒当中热量消耗极快，伴随着热量大量消耗而来的是极度的疲乏。这种疲乏，对体弱的人来说，在严寒之中连几步路都难以迈动。当挪不动步的时候，人往往想坐下休息，但一坐下来就再也起不来了，随即就被死神夺走了生命。当地老百姓告诉我们，冬天在野外走路，冻累了千万不能停下，必须拼命赶路，不然就非死不可。为此，我们供应部门在夜行军中组织了救护队，负责"撵人"的工作，对于停下休息的人，必须"撵"起来赶路，但普遍都是冻馁无力的人，撵也撵不过来，冻死在路旁的人仍然不少。
一次，从山丹出发不久，我带着团部收容队把实在撵不起来的人收容起来，在野外找一点柴草烧起火来，让大家烤一烤再赶路，但体温仍回升不起来。体弱的人干脆躺倒了，不用说撵不起来，连坐都坐不住，要躺下。我们只好抬着他们走。
那一次，我们一共是二十多副担架，抬着冻坏的同志赶部队，如果慢了，不冻死，到凌晨也会被敌人骑兵杀害。当我们赶到驻地时，担架少了一半。随即又派人外出找那一半担架，但找到时，坐担架的和抬担架的人都坐在路边冻死了。原来抬担架的人需要消耗更大热量，当热量大量消耗，又没有补充的，就同被抬的人一样，变成了体弱者，无力再支持下去，就停下休息。因此，他们都在休息中死去。逝去的战友，形象都很自然，没有痛苦的表现，有的还似乎带着笑意。老乡告诉我们，冻死的人是不知道痛苦的，临死之前都要出现幻觉，觉得自己是在温暖中睡觉。
由于自然气候的困扰和敌人的阻滞，我们在向倪家营子和高台的进军，速度很慢，减员也很大，病号特别多。军、师首长的骑马都成了驮伤员的工具。
经过艰难困苦的夜行军，红五军终于在十二月底和一九三七年元月一日连续占领了临泽和高台，红三十军和红九军也于年底先后进驻倪家营子和沙河一带。倪家营子同红五军驻地高台相距百余里。
倪家营子和高台一带人烟稀少，又加上天气恶劣，红军的立足比永昌一带更加困难了。
敌人在我军抵达倪家营子不久，便集中了两万多兵力迅速赶来包围了我们。他们对我军采取了分割包围、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战术。敌人以小部兵力牵制着我军驻倪家营子和沙河一带的主力，而用绝大部分兵力围攻驻高台的红五军。
当时驻高台的红五军与红三十军和红九军除电波以外，无任何联系。红五军董振堂军长在十分紧急的情况下，电总部求援。总部决定派出红九军骑兵师驰援，但还未接近高台，就被敌骑兵击垮，几近被歼。
援军失败，剩余人员逃回倪家营子都痛心疾首。因为大家都清楚，援军失败，红五军就完全处在绝境中了。
董振堂军长的兵力总共只有三千人，而且又是疲惫之师，而敌人却有一万六千多兵力，且有后方，物资方面的对比过于悬殊。
红五军高台一战是一曲悲壮的战歌。他们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同敌人血战了九天九夜，后同敌人展开巷战，用牙咬，用石头砸，进行顽强的肉搏战，三千勇士战死孤城，董军长在最后只剩下一颗子弹时，高呼"共产党万岁"，悲壮地自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倪家营子地处张掖西南一点，是一个南北长十里，东西宽四里许的大村庄。营子内部是由几十个大小不等的围子组成的，分作南、北两部，南部称作上营子，北部称作下营子。我们占领着下营子和上营子的北半部，其余均在敌人手中。
红五军失败后，敌人迅速南下，全力压向倪家营子，且兵力猛增至六个多师，多达七万余人。而此时我军总兵力，连同红五军剩余人员和总部直属队在内，只剩下几千人了。几千人对付几万人，并且完全没有供应，形势之险峻可想而知。
是时，为了集中兵力，红九军撤出了沙河，全部兵力集中于倪家营子一地。
红三十军布防于倪家营子我军阵地的西南，同敌营直接对峙。红九军设防于倪家营子的东北，与红三十军互为犄角。中部是总部直属队和红五军剩余人员驻守；他们的战斗力较弱，所以没有直接的防守作战任务。
一月二十三日，敌人开始向我猛攻。驻熊家围子的红三十军第二六三团首先打响。敌人此时是无侧击之忧，而我们却是四面受敌。
情况非常紧迫，总部和各军首长都直接上了前线。红三十军政委李先念和军长程世才都亲自带着团队在前沿抗敌。李政委曾召集全军连以上干部大会，作政治动员。他戴着兔毛大耳帽子，用黄安方言和表达方式，作鼓动性很强的政治动员。他号召大家要拿出红三十军能征善战的老传统，开动脑筋，独立自主，各自为战；他强调在各自为战中，还要服从全局。他的动员讲话，充满了诙谐和乐观，常引起大笑，使人听起来亲切和自然。在乐观气氛中，他把形势严峻也一针见血地指出，要大家做好牺牲的准备。他介绍了全军减员的严重情况，同时说明"一粒米"、"半个兵"的支援都没有的非常状态，要求大家要服从战斗的需要，能官能兵，干部充当战斗员。
李政委在任何情况下都饱含乐观精神。但他的乐观并不是盲目的，不是做给战士们看的姿态，而是革命家坚定豪迈气魄的表现，是他的内在精神的自然流露。他一生的事业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几次从零开始，几次都奇迹般地作出了巨大贡献，就是最有力的例证。
当时，全军编余干部很多，在李政委动员讲话以后，都自觉地下到了连队，直接参加战斗去了，我也从团机关下了连队。
在这种敌我兵力对比悬殊，供应极坏的恶劣环境中，我们坚持苦战了一个多月。各处所赖以坚守的土围子全被敌人的炮火打平了。在这一个多月中，我们虽然毙敌万余，前沿阵地上到处堆满了冻成冰棍一样的敌兵尸体，但是，我们也伤亡了不少。这对我们来说，是致命的损失。倪家营子开战以前，我们还有十个团的兵力，此时又去其半，仅剩四千余人了。
伤员成为极头痛的问题，没有吃的，更无医药。本来伤势不重的人，眼看着无药可用而死去。寒冷和饥饿也夺去了不少红军战士的生命。
当我们进抵西洞堡时，马步芳的青海宪兵团赶了过来。那时，我们驻在堡内。一天下午，李先念政委和程世才军长指挥第八十八师和第八十九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猛扑宪兵团，一举歼之。这是自我军在倪家营子死守苦战以来，第一次痛快淋漓地吃掉敌人一个团，从而显示了红军在极艰苦的环境中，只要有机动灵活这个条件，仍有惊人的战斗潜力。这一仗，对我们自己鼓舞很大。
我们二进倪家营子就今非昔比了。营子已成废墟，满目都是断垣残壁，人踪全无，死气沉沉，一片寂静。我们离开营子时留下的伤员全被残害致死，烈士们的尸体抛掷得到处都是，惨不忍睹。事后了解，这都是逃亡地主在我们走了以后，回到营子里干的。
我们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不仅吃的没有，连水都喝不上了。敌人随即又把营子围住。敌人这次围得更紧，攻击也更强。我们的全部非战斗人员都毫无例外地直接参加了战斗，女同志也成了重要的战斗力。各军的领导干部都上了前沿阵地。
我们同敌人进行了七天七夜的战斗，完全不能入睡。有一点水喝，也是又脏又臭的泡井泥水。从一九三六年十月西渡黄河，至此已苦战四个多月，艰苦异常，无与伦比。但大家都始终保持着旺盛的斗志。他们处在艰苦之中，但无视艰苦；处在时刻都在牺牲的环境中，但不怕牺牲。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妥协，只知道一往无前，实现自己的理想。
最后，只得再次突围。但这次突围却不是上次的主动撤出，而是为了摆脱立刻就有被歼的可能。
我们是一九三七年三月上旬从倪家营子突围的。晚十二时左右，全军向东南方向的梨园口急进。部队拟从那里进入祁连山，甩掉敌人的追剿。
夜间突围行军时，红九军是后卫，主力和总部机关都走在前面。我们一夜急行军，凌晨，先头部队才抵达梨园口，大家都累得走不动了。因为半个多月来部队基本上未合眼，一到梨园口，大家都急着休息。
拂晓，敌人骑兵和步兵就像潮水般奔袭过来。此时红九军还在梨园口外面，他们为掩护主力，抢占了进入梨园口要冲处的高地，挡住了敌人追袭。红九军当时只剩下千把人，由军政委陈海松同志率领着阻击敌人。但敌人稍微停顿之后，就以小部攻击红九军高地，大部则越过红九军直插梨园口，追敌是十多个旅，红九军千把人怎么扼阻得住呢？
敌人主力冲进梨园口，我军猝不及防，被敌人穿插切割。这时红九军政委陈海松同志所带一千多人已战死高地，敌人全部兵力都压进了梨园口。
此时我军主力仅剩三千人，而敌人追兵却是十多个旅六七万人，且已进入我军休息的营地，因此可以任意对我进行穿插切割，横竖有利。
梨园口处在祁连山北麓的山口上，半山半坡，地势稍缓，从这里再往里走一段才是祁连山的主脉。敌人就是在这种稍缓的地段将我几千人围剿穿插的，而我军却无任何可资抵抗的障碍物，也无任何隐蔽自己的场所。因此，队伍被切割得各自无法相顾，一时大乱，溃难成军。
我们第二六四团首当其冲，正好遇上敌人骑兵和步兵的双重冲杀。当时敌骑兵对我军实行拦截，径直从我们队伍里冲出。挡住我们进山的去路，步兵企图围住我们，把我们同大部队阻断。随即骑兵和步兵配合向我队伍内部穿插过来。这些都是在极迅速的行动中完成的。在敌人的冲割中，我们队伍都被分成了一小块一小块的，无法收拢。这时我带着被冲散的四十多个人边打边向山里靠拢。当快要接近祁连山的主脉时，敌人的骑兵突然出现在前进的方向上，挡住了去路。我们赶紧抢占了一个小制高点，对付前后的敌人。坚持到了晚上，我们四十多人决定突围。我决定朝着白天听到的密集枪声的方向突围。损失惨重，四十多人只突围出十几个人。我们十几个人一个劲朝着白天枪声密集的方向狂奔，但还是找不着队伍的去向。
山里不像平原，隔山如隔天，又见不着人烟，所以很难发现部队去向。况且，我们突围以后，敌人骑兵搜山非常紧，白天根本无法活动，只能夜晚行动，所以更增加了寻找大部队踪迹的困难。
【汪进先，1909年生于湖北省黄安县王胡家湾一贫寒家庭。1927年加入农民协会。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时期，历任红三十一军徐向前警卫连战士，红第二十八团第三连班长，红独立第一师第一团经理部主任，红四军特务团指导员，红十二师政治部特派员，红三十军第二六四团连长兼指导员。参加了著名的黄麻起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经历了鄂豫院根据地第一至四次反“围剿”以及枣阳、川东、万源、倪家营子等重大战役、战斗，前后七次负伤，左手致残。西路军失败后，从国民党集中营暴动越狱，返回延安。1937年8月參加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历任鄂东独立游击第五大队副大队长、第一团第二营营长、第四团作战参谋，中共天汉地委常委、军事部长，豫鄂边区党委警卫团团长兼政委，新四军第十五旅第四十三团、第四十四团政委，冈希罗麻中心县委书记兼指挥长，鄂东地委常委、分区副政委，鄂东独立第二旅第五团政委。1947年随刘邓大军南下，先后任鄂东工委副书记，黄冈地委民运部长、组织部长。1950 年7月，任中共黄石市委第一副书记。次年5月改任第二副书记兼市委组织部长。1952年6月，任中共黄石市委副书记兼市长。1953年4月调离黄石市，历任湖北省交通厅党组书记、副厅长、厅长，湖北省工交部副部长，湖北省委交通部副部长，湖北省交通厅厅长，湖北省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湖北省移民委员会主任，湖北省人大常委。1983年1月离休，享受副省级政治、生活待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