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包瑞德上校 在中央疗养院治愈了肺结核，我还想回到陈云身边工作。陈云对我说，原来打算送你去党校学习，现在来了美国人，你比较有经验，去美军观察组工作吧。 美国人来之前，延安的各个单位都打了招呼，是最早的"外事教育"吧。在中央疗养院时，有干部来讲话：美国人竖起大拇指，说 OK ，就是赞扬表扬；美国人说"哈罗"，就是问候，相当我们的"你好"；我们见了美国人，也要有礼貌，互相握握手，也可以说 OK ，说"哈罗"。 1944年7月22日，首批美军观察组成员在组长大卫·包瑞德上校率领下，乘一架美国空军的运输机降落在延安机场。美军为观察组命名的军事代号是"迪克西使团"。 美军观察组组长大卫·包瑞德上校，1892年生于美国科罗拉多州中央市。1917年包瑞德加入美国陆军。1924年，包瑞德担任美国驻华公使馆助理武官，同时学习汉语，成为美国军队的"中国通"。 包瑞德秃头，圆脸，身高比一般中国人略高。他身体强壮，体态匀称，看上去根本不像五十多岁的人，他的风度很有些贺龙司令员的味道儿。每天早餐晚餐前，上校都要"操练"。他敞开军外衣，微微凸起的肚子上斜插一只自动手枪，挺胸甩臂，目不斜视，一会儿健步急走，一会儿缓步慢跑。上校沿公路跑到北门，出南门，绕回东关，过延河，经清凉山、王家坪，再从王家坪过延河，从"韬奋书店"旁边走回观察组。上校的"怪异"行为使我们很好奇，天天挤在大门口，看包瑞德上校在延河滩上无事瞎忙活。 上校佩带一只崭新而精美的手枪，我问警卫战士，他们也不识那手枪的牌号，还是杨管理员问了包瑞德上校，我们才知道那是一支"加拿大撸子"。 在我的办公室，我们给包瑞德解释建筑设计图纸，准备给他盖办公室、卧室、会客室和厕所。上校听了连忙摆手："毛主席没有建这么好的房子，我不能建！" 我们劝他："你是毛主席的客人，是我们的盟军，应该的。" 包瑞德说："你们中国的古话'耗子尾巴﹣﹣长不了'，还是'兔子尾巴﹣﹣长不了'啊？我们在延安呆不长啊！日本的尾巴也长不了呀。" 最后依照他的意见，搭建一间二十多平方米的独立房屋。施工的时候，上校在一旁转来转去，看见我们要用砖砌墙，急忙摆手，说中国话："震了！地震了！不要砖墙！"原来他担心发生地震。我们按他的意愿，用运输机运来的水泥筑地基，用厚木板做墙壁，建成里外两间的木结构平房。 在延安十年，我只经历一次地震。1940年入秋，刚刚掉树叶儿，还没有吃晚饭，胜利食堂门板上的铁吊子忽然咣当咣当地撞门。沙师傅见多识广，他说，这是地震，地下的鳌鱼翻身，是个好年成啊。附近的老百姓嚷嚷，太上老君赶山啦！山走地动啦。 周恩来很少来观察组，一次他来找黄华，让黄华把我们都召集在一起。周恩来讲到外国人在上海横行霸道，根本不用正眼看中国人；上海外滩公园门口挂一块牌子，上面写"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周恩来浓眉紧锁，一字一顿说出"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同时用手指在空中一指一点。停了一会儿，他的情绪稍稍平静，又说："美国人为什么这么尊重我们呢？一是我们与美国是盟友，帮助美国人做出许多工作；二是延安人团结抗日，不贪污腐化；三是延安官兵一致，有民主自由的空气。美国人佩服我们哪！"接着黄华站起来讲了一番话，周恩来很赞赏，带头鼓掌。 包瑞德上校在延安美军观察组的任职时间很短，日本投降后，他再次被任命为驻华助理武官。1949年，包瑞德目睹了解放军开进北平，1950年2月，他黯然离开北平。 1971年，周恩来与应邀来华访问的已退休的外交官谢伟思谈话，表示欢迎包瑞德来中国访问。事实是，包瑞德没有来中国与他的延安朋友们相见，他终老北京的愿望也没有实现。1976年周恩来逝世，包瑞德撰文悼念，中国的《参考消息》予以转载。1977年2月3日，包瑞德在美国旧金山病故，终年84岁。 如今，包瑞德上校已被中国历史学家称为"周恩来的美国老朋友"。 美军观察组的趣事 延安的美军观察组相当于今天北京的美国大使馆，但是无论从形式到内容两者却有很大差别。在延安的"大使馆"里，中美人员就是吃喝不分的"哥们儿"。 一道用黄土"干打垒"夯起的围墙将整个边区司令部和美军观察组围得严严实实。黄土围墙有两座大门，哨兵日夜警戒。围墙之内却是一个大院，边区司令部和美军观察组之间互可通行，就像一家人。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陕甘宁边区司令部大院内拦腰筑起一道土墙，将"边司"与" DIXIE 使团"隔离开，兄弟之间出现了芥蒂，喻示中共与美国隔阂的开始，渐渐演化成冷战的"铁幕"。 中共中央非常重视美军观察组，再三指示要让客人们吃好住好。我找到驻地的地方政府，请他们帮助雇佣民工，筑窑烧砖，大兴土木。我们陆续在"边区司令部"的操场和菜地上建筑了三层楼高的气象观测楼、包瑞德上校的独立木屋、仓库、餐厅和警卫室；大门旁搭起了汽车棚和发电机房。气象观测楼第一层用青砖垒砌，二层三层是木结构。民工把粗大的松树锯成厚木板。他们又依地形选择一面陡峭土坡，从坡顶挖一竖井；从土坡脚下挖一道拱门与竖井沟通，这样砖窑就挖成了。把干燥的砖坯与煤炭层层叠叠交替码垛，点燃柴薪烧到一定火候，民工们排成一队从延河传递水桶，把河水灌入砖窑，窑口升腾起团团雾气，直到砖窑的拱门淌出流水，青砖才算烧好。 观察组的餐厅大约80平方米，美军的厨房设在餐厅的里角，堆放着橱架案板烤箱。 几片巨大的人字柁支撑起的仓库像一座小礼堂，吉普车可以轻松的在里面掉头转向。仓库的实际利用率很低，只堆放军衣、睡袋、罐头食品、气象器材、通讯电台，还有满纸盒子的手表。这些军需品足够百八十人穿用。杨管理员讲："他们准备派150到200人来延安。" 观察组的庭院左侧有一片稀疏的柳林，树木粗若碗口，美军人员常常在林中打羽毛球，举办舞会。 在厨房后院的地下挖了一间地窖。夏天采购来的牛羊肉、鸡蛋放在地窖的木架子上，可保鲜一个月。地窖门外挂一条厚厚的棉门帘，门帘后面的门框上凝着白霜。进入地窖取肉、蛋，须穿上棉衣、棉裤，拎出来的鲜肉冒着一股股凉气，美国人看我们夏天穿个棉袄，很好奇，跟着进了"地窖子"，冻得他哇哇叫着跑回地面。 基建施工时，用木工锯下的松树板皮钉了一间棚屋当作发电机房。又请木匠打制一只巨大的木桶，当作蓄水池，安置在黄土高台上，接上铁管和莲蓬头，即为露天淋浴场。美国人穿件短裤，冲浴后，袒胸露背走回窑洞。中国人洗澡，热闹非常，几个人互相打抹肥皂，美国的香皂泡沫丰富，满身沾满了肥皂沫，像一个个雪人。 冬天无法露天洗澡。新市场杂品店出售烧煤的立式小锅炉，可以产生热水热气，正准备购买一台，在冬天之前给美国人建个澡堂。没想到日本很快投降了，美国人开始陆续回国，没有必要建澡堂了。 观察组的美国人一天到晚鼓动腮帮子嚼着口香糖。我开玩笑说，你们又"倒嚼"啦！他们听不懂"倒嚼"是什么意思，个个都像会笑的骆驼，蓝蓝的大眼睛里都是天真。他们见我不嚼口香糖反而觉得反常，都掏出口香糖请我吃，我一客气，他们就硬塞进我的衣兜。结果，我也和"骆驼"一起"倒嚼"起来。 美国的战时物资供应充足，显示出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科技实力。美军官兵每人都配备几套卡基布军服和呢料军服；另外还有工作服、夹克、大衣、鸭绒睡袋、皮靴、雨衣等等。在食品方面，最具特色的是花样翻新的各式罐头。夏季蚊虫肆虐，技工调配好一种药剂，用手推式喷雾器喷洒出无色无味的药水，整个夏天，房间内外不闹蚊虫。有时，观察组急需某种零件或药品，用电台通知盟军司令部。很快就从西安飞来一架飞机，在观察组的天上转圈儿，从空中扔的小木箱，滚落在观察组院子的黄土坡上。 自行车在延安是宝贝儿，在观察组就不稀罕了。几辆大轮子的美国自行车就扔在发电机的棚子里。美国军人有时想起来，就弄出来在院子里转圈儿，当成了玩物儿。 只有瓶装咖啡可可十分短缺，每天值夜班的军人才能领一小玻璃瓶咖啡可可，可能就是现在的"可口可乐"。因为没有正式的翻译定名，我们根据玻璃瓶中的液体颜色，称之为咖啡可可。翻译说："包瑞德上校在这里管得很紧，不是节日不许喝白酒。平常只有他们值夜班的人才能领一小瓶的咖啡可可。" 有一次，包瑞德上校整顿军纪，他开着吉普车，从美军宿舍里"收缴"洋酒，收来半吉普车的洋酒都送给我们。我们挑选了一些比较完整的洋酒送给枣园、杨家岭和王家坪的中央首长。后来我到枣园，听周西林说，毛主席没有喝美国的洋酒，送给了警卫战士。战士把洋酒上交连队。寇子忠不知深浅，一口气喝了一瓶，昏睡了三天三夜。 美军观察组对我们的工作很满意和感谢，每月发给我们"劳保用品"，像军用毛巾，手套，肥皂，口香糖，骆驼牌香烟和红太阳图案的香烟等等。技工送我的巧克力约巴掌长，二指宽，一指厚，咖啡色的巧克力上面模压了四道沟槽，可掰成五块。技工指一指巧克力，又张张嘴，示意一天只能吃一小块巧克力。有一天，女气象员站在一旁观看我们摆弄吉普车，也得到一条巧克力。我告诉她不要一下子吃了巧克力，她不听话，吃下整块巧克力，兴奋的一夜睡不着觉。 中方翻译办公室的几个人，没有"口福"，但是他们每人获得一块美国手表，天天戴在手腕上显摆儿。 那时，观察组里面会讲中国话的几个美国人，好几次向我竖大拇指头："你们共产党是这个"，然后又翘出小拇指朝向地面："他们国民党是这个"。 50年以后，"美国洋烟"重返中国内地。我在天津街头的烟摊上发现了骆驼牌香烟。骆驼还是原来那匹骆驼，烟的味道也像我今天的生活一样平淡了。 八路军的首批"外交官" 住在窑洞中的美军官兵睡上下铺式的单人床。木床是请延安木匠制作的。到了1945年，观察组鼎盛时期，一孔窑洞住八名或十名官兵。窑洞冬暖夏凉，还可防御空袭。中央领导考虑得十分周全。当时有一条内部纪律，中方人员一律不许进入美军宿舍和办公室。除非发生空袭，万不得已，方可进入美军宿舍（窑洞）躲避。 观察组中方人员有两名英语翻译，都是南方人，年近三十，姓名忘记了；四名后勤管理员，其中杨管理员是总负责，赵管理员负责食堂；另有八名厨师，一名女打字员，一个警卫班。从延安科学院调来两男两女年轻人，配合美军搞气象观测工作。 1944年8月18日，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和各区党委下发《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这次外国记者、美军人员来我边区及敌后根据地便是对我新民主中国有初步认识后有实际接触的开始。因此把这看作是我们在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开展，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 中共中央还制定了接待美军人员的方针：第一，对观察组的接待工作，要根据毛主席、周副主席指示的方针，积极主动地帮助他们做好工作。他们向我们提出的问题，凡属在我们自己职责范围内的事，就不要回避，要坦率地、正面地解答，开诚布公地交换。我们同美国的关系是同盟国盟友的关系，在政治上是平等的。因此，我们要讲原则，坚持我们的立场，决不无原则的让步。第二，在生活上，我们要热情周到，给他们予优待和照顾，使他们适应延安的环境。 朱德总司令前来观看美国人表演美式枪械，在院子里碰见我："哈，小伙子跑到这里来当外交家啦！" 中央办公厅从西北菜社、边区菜社调来最好的厨师，为观察组烹调一日三餐。一开始，美军官兵都吃西餐，早餐每人两只油煎鸡蛋和油炸土豆片。他们喜欢吃开水烫洋葱和白水煮红萝卜。运输机从重庆运来五花八门的罐头、面包、黄油、饼干和饮料洋酒。厨房只用美国的酸黄瓜罐头做些酸黄瓜汤。餐厅的长条桌子上摆满了面包片、午餐肉、黄油片、牛奶和果酱。1940年我在胜利食堂学厨，知道一些西餐菜肴的做法，通过翻译，让飞机运来沙拉油和洋调料，做了土豆沙拉和几种西餐小菜。 包瑞德非常喜欢烧饼，一连吃了三天九顿，吃得我们几个管理员犯嘀咕。我说，劝一劝他，过个三五天再吃，以后还有带馅的烧饼。我让大灶厨师炒熟了核桃芝麻，擀成盐馅，给包瑞德烤了几只烧饼。包瑞德吃得高兴，把烧饼掰开让身旁的军官品尝，结果"惹祸"了，美国人都闹着要吃烧饼。好家伙，一次要烤几百只烧饼呀！ 翻译带我去见包瑞德，说带馅烧饼就是他的主意。他满脸笑容，挑起大拇指：" OK , OK 。"让我等一下，一起合个影。包瑞德转了一圈回来，用手比划："照相机坏了，以后找机会照相。" 美军每人一套餐具，就是延安烧制的灰白色大磁盘，放在双层木架上，有每个人的姓名牌牌。 过了一段时间，我们觉得美国人饭菜太单调了，决定给盟军朋友改善伙食。我们找美国人要了一只汽油桶，锯掉油桶的盖子，放火烧掉桶里的油泥，在油桶外圈用青砖垒砌了一道夹层，建了个大烤炉，烤起了羊肉和整鸡。我们宰杀活鸡，先用细盐腌透，再用香料汤浸泡，烘烤之前还要涂抹猪油，出炉的"延安鸡"皮脆肉嫩，香气儿冲鼻子。大厨把猪肉剁碎，加入调料，放入烤炉，烤成外脆里嫩，味道鲜美的碎肉饼。"延安鸡"和烤肉饼餐餐都被吃得一干二净，极受美军官兵的欢迎。延安厨师烤制的面包新鲜可口，从此，飞机再也不往延安运送面包了。后来，观察组的美国人也能用筷子吃饭，喜欢吃包子、饺子。那时，我们无偿供给美军观察组饮食。 观察组中方人员"近水楼台先得月"，时常吃些午餐肉罐头、黄油果酱，开了洋荤。杀猪宰牛剩下"下水"，厨师们大显身手，爆腰花、酱猪肝、脆皮大肠、水晶肚……伙食水平超过中共中央的小灶。我吃牛排猪排，觉得不如胜利食堂沙师傅烹饪的地道。 美军也有一个管理员，名字记不清了，大约叫什么"沃德"，他三十来岁，负责通知每天吃饭的美军人数。我忘不了"沃德"第一次送来午餐肉罐头。他左右胳膊各夹着十二磅重的罐头，走进我们吃饭的房间，然后用手比划着，让我们打开。他看没有人动手，就从口袋里掏出起子，当场撬开罐头，用餐刀划切，分给每一个中国人，说了声" OK "，满意地离去。"沃德"经常拎一只铁皮桶，里面装着各色罐头食品，送到中国人的大灶。 美国的番茄黄豆罐头酸甜可口，很多年以后，我还常常油煸番茄酱、加盐加糖加白醋，模仿美国番茄黄豆的口味，很受孩子们的欢迎。 "四八"空难后，我发现观察组里的中国人都有一只银白色金属茶缸，原来他们取了飞机残骸的铝皮，请新市场的白铁匠打制的。我对赵管理员说："你帮我做一个茶缸，需要多少手工钱，我给多少。" 赵管理员："要什么钱呀，多给白铁匠两块铝皮就行啦！"大约一月余，赵管理员送来一只大茶缸："这个盖子最费事了，光它就做了两天。"铝茶缸雪白锃亮，泛着蛋青色的光泽，跌落地面上，蹦蹦跳跳富有弹性。这只铝杯，在我南下武汉时，被"战友"掩藏，收走了。 1945年1月21日，观察组惠特尔西上尉赴山西考察八路军，在太行山被日本鬼子杀死了。朱德总司令亲临观察组慰问，亲自题写了一块匾，将我们使用的餐厅命名为"惠特尔西纪念堂"。此时，中国共产党与美国官方，以及八路军（共军）与美军的友谊达到了顶峰。 【李耀宇 ，四川省巴中县人。1933年参加红军，曾担任川陕政治保卫局检察员；1935年跟随红四方面军长征；1936年到达陕北，先后担任过黄祖炎、刘锡五、张苏、王德等人的勤务员；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到陈云、李富春、蔡畅身边工作；1942年担任中宣部行政管理员；1943年到枣园工作；1944年担任延安美军观察组管理员；抗战胜利后，到冀察热辽中央分局工作；1949年在天津军管会服务科负责接待工作；同年8月，跟随黄克诚南下湖南，任省委行政科长；1950年任衡阳铁路局驻上海物资采购组军代表；1958年任衡阳铁路机务段党委副书记；1963年任铁道部天津物资办事处储运科长；1981年当选为中国铁路老战士协会理事；1982年离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