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末英雄辈出，枭雄并世，凉州董卓，坐拥天下第一强兵；淮南袁术，兵粮足备；河北袁绍，四世三公；辽东公孙瓒，驱胡于塞表；荆襄刘表，带甲十万；益州刘璋，沃土千里；徐州吕布，破张燕败袁术，勇武绝伦。

但是，董卓穷凶极恶，袁术狂愚而逞，袁绍好谋无断，公孙瓒顽悍乐杀，刘表虚名无实，刘璋昏庸儒弱，吕布贪利恃勇，皆非戡乱之才，只有文武兼备的曹操，弘毅宽厚的刘备，任才尚计的孙权，有统一天下之志，结局也证明，三分天下他们才是最终的胜利者。

那么三者之中，谁最具战略眼光，谁又能称得上是三国第一战略家呢？

长久以来，世人普遍认为：挟天子以令诸侯，是曹操能够高歌猛进的必要前提之一，也是他最具战略眼光的一步棋。

粗看，挟天子者，可以用皇帝的名义发号施令，获得士族支持，征辟人才，以加封为饵获取高额收益，但细究之下却完全不是这个样子，尤其是对于当时的曹操而言。

因为，当时连生存都成问题的汉朝天子，早已威严扫地。袁绍手下的郭图和淳于琼就认为：“汉室陵迟，为日久矣，今欲兴之，不亦难乎？”已经将东汉皇朝看作是不雕之朽木，必沉之破船。

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没有任何诸侯，因为曹操是皇帝的代言人，就主动请求接受曹魏的领导。比如还在曹操将献帝奉迎到许都的建安元年，袁绍就拒不接受曹操的安排，担任有名无实的太尉。最终曹操无可奈何，将自己刚刚到手的“大将军”拱手相让，才平息了袁绍的怒火。

曹操很明显是过高估计了汉室这块破招牌所具有的能量。

除了没有多少实质作用以外，挟天子还有三害：

第一，造成了曹统区的不和谐。

献帝驻践许都之后，确实有许多名士纷至沓来，但其中少有真心实意者，而像孔融、祢衡之辈，完全是意气用事，不但极尽所能地侮辱曹操，还对曹操的政策说三道四。他们的到来，实际上使本来只有一个声音的曹统区，出现了不和谐的声音。而且，这种杂音在一段时期内越来越大。

同时也因为汉献帝的到来，曹操阵营内部，逐渐分化出一批倾向于汉献帝的人物，其中的典型代表就是荀彧。他自从做了汉天子的尚书令，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就变成了如何确保、重振东汉皇业，在政治立场上已经与曹操同床异梦。而在献帝到来之前，曹操阵营即便不是铁板一块，也至少是一致对外的。

第二，沉重的负担。

汉献帝到许都后，曹操不但要为皇帝及其庞大的官僚机构，长期无条件的提供住宿、食品和其他开支，还不得不调拨足够的兵力加以保护。

而且，正处于青春躁动期的汉献帝，也绝不甘心做一个傀儡。自命不凡的他，多次联络心向汉室的旧臣密谋发动政变。因此曹操在筹划对外用兵的同时，必须时刻提防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皇帝，以及那些蠢蠢欲动的拥汉派，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牵制了他的对外战争。

因此，被奉迎到许都的汉献帝，非但不是一种政治资产，反而是一种沉重的经济、军事和心理负担。

第三，抹黑了自己。

曹操挟天子的本意，除了把汉献帝当做一种政治资产外，还想把自己装扮成举世无双的汉室忠臣，但事与愿违。

自从他将汉献帝挟持到许都之后，就被他的政敌口诛笔伐，成了“奸相”、“汉贼”。要是汉献帝不在他身边，又何至于如此声名狼藉？

其实，曹操根本用不着打汉室这块招牌，他军政实力的增强、势力范围的扩展，完全是个人努力的结果，与汉室没有任何关系。他不但没有从中得到任何实惠，反而为供养汉献帝浪费了大量的财力物力，还因此被指责得体无完肤。

到最后，曹操也意识到他的战略错误，因此才在建安九年，将大本营从许都迁到邺城，目的就是想通过与汉献帝分居，向世人表明他并未“挟天子”。

但是，曹操名声已坏，意在天下的诸侯岂能轻易放过他。

曹操终其一生，也未曾走出挟天子而导致的阴影。因为汉天子就在卧榻之侧，尊之则心有不甘，代之又受篡夺之名，所以他无所适从，为此他还专门发表了一篇题为《让县自明本志令》的文告，一再表白自己并无代汉之意，最后还赔上三个女儿，插在刘协这堆牛粪上。

因此，挟天子以令诸侯，就算不能说是曹操一生中最大的失误，也称不上是明智的战略决策。

最早提出孙刘联盟的是孙吴谋臣鲁肃。

鲁肃是一个务实派的政治家，他提出的“吴宫对”比诸葛亮的“隆中对”早了整整七年，吴宫对的第一步就是巩固江东，与中原、荆州鼎足而立，所以当曹操南下荆州之后，他就坚决主张联合刘备，共拒曹操，从而与蜀汉的隆中路线相吻合，取得了赤壁之捷。

当时的刘备无片瓦之地，无一旅之师，帐下只有关张二将，鲁肃的主张显然对于刘备来说是及时雨，但对于孙权来说则是两可之间，很难判断利弊，但最终孙权还是选择与刘备结盟，不得不佩服他的战略眼光。

赤壁之战后，东吴方面有不同的声音，有的主张趁曹操势弱，向西进军川蜀，再图中原，也就是甩开刘备，独立对抗曹操，先来个二分天下，这种声音以周瑜、吕蒙为代表；还有一种声音，是主张借荆州与刘备，让刘备有自保能力，共同对抗曹操。这种声音的代表当然是鲁肃。

当时孙刘并力击退曹操，刘备占江南四郡，孙权占江北南郡。刘备借江北南郡已经是形势所迫，如果孙权不借，又不能控制刘备，江北南郡处于曹刘夹击之中，亦是不能守。

再者，曹魏无论是在人口、地域、富饶程度等各个方面都是一家独大，就算东吴能够取了川蜀，也不一定能独抗曹操，况且如果按照周瑜的主张则必然要与刘备对抗，那很可能反而促成曹刘联盟共同对付东吴，那时的情形就不是能不能一统天下的问题，而是江东基业能不能保住的问题。

所以，孙权审时度势之下，毅然决定把江北南郡借给刘备，一可树曹之敌，二可腾出手来巩固江东，进攻合肥，构筑江北防线，明智之举。

孙刘联盟是三国鼎立的基础，反之，两家失和，曹魏渔利。

孙刘失和貌似责任在孙吴，先有孙权袭荆州杀关羽，才有刘备复仇败夷陵，吴蜀虽然重新联盟，但元气已伤，失去了取胜之势，两国北伐均告失败。

实际责任在刘备一方。不说孙权雪中送炭，刘备应该归还荆州，就是荆州对孙吴的重要性也要远超蜀汉，东吴不得荆州，上流门户洞开，时刻处于亡国之危；蜀汉失去荆州，只是失去了北伐中原的一条路线，当然如果它觊觎江东则另当别论。

所以孙权要拼全力与刘备争荆州，志在必夺。

在这种形势下，刘备与诸葛亮过于执著预画的隆中路线，不识大体，不讲道义，恰如鲁肃所说：“贪而弃义，必为祸阶。”如果刘备也像孙权一样豁达一些，能够审时度势，西取益州之后，主动退守夷陵一线，把江北南郡还给孙权，吴蜀并力向北，刘备早并汉中，北出秦川，孙权东攻合肥，荆湘联军并向襄阳，曹魏危矣，也许隆中路线会得以完全实现。

但结果却是，建安十九年，刘备不取汉中，却东出三峡与孙权争夺荆州江南三郡，“徒劳役吏士，无益而还”，反而让曹操先夺了汉中，“深入于巴，几丧一州”。

刘备的这一失计，既伤了同盟和气，又为日后关羽失荆州种下了祸根，表现了刘备政治气度的偏狭。

公元214年，曹操取汉中，然而却没有趁吴蜀争江南三郡之机进兵蜀中，坐失可能的统一良机。

正如刘晔对曹操所说：“若小缓之，诸葛亮明于治而为相，关羽、张飞勇冠三军而为将，蜀民既定，据险守要，则不可犯矣。今不取，必为后忧。”

然而六年前的赤壁之战早已让曹操丧胆，再加上他兵取汉中又费了一番力气，所以不敢贸然入蜀。

结果，等到刘备腾出手来，不但占领了汉中全境，还乘胜攻取了东三郡，使刘备不但坐稳了益州，不必担心曹魏的进攻，还为以后的北伐打造了稳固的前进基地。

曹操不趁机入蜀，失之于谨慎。

汇总来说，曹操挟天子不但未达到以令诸侯的战略目的，反而成为其负担，背负骂名，此其一失；后又不趁吴蜀争夺江南三郡之机进兵蜀中，此其二失。

刘备则是不讲道义，政治气度狭隘，又缺乏灵活性，与盟友失和，不但失去了荆州，又在夷陵惨败，力量削弱，只能偏安于闭锁的益州，守险割据，最终上演了被人偷渡阴平，后主抬棺出降的悲剧。

相比之下，孙权却是恢宏大度而又权谋在胸。他既敢于借荆州给刘备，不怕养虎在身，又不失时机地讨还荆州，步步进取，灵活主动。

孙权先是向刘备索还荆州，以江南三郡为限，以江北易江南，有分寸，有道义。面对刘备的无赖之举，逼不得已袭杀关羽，全据荆州，改善了吴国的地理劣势，增强了东吴的国力。后来又为了避免两线作战，不惜向曹魏称臣，保证了夷陵大捷的战果。

由此来看，孙权胜刘备、曹操多亦，不愧是三国最杰出的政治家、外交家和战略家。

“生子当如孙仲谋”诚不欺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