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元是我们的货币，但却是你们的问题”。这是美国前财政部长约翰-康纳利早在1971年对美元的描述。这句话从未像今天这样真实。 美元是俄罗斯的问题，因为美国的金融制裁。美元是中国的问题，因为无论他们在一场战斗中的机会如何想掀翻美元，可他们在任何金融战争中都没有机会。美元是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因为绿币的走强扼杀了他们获得国际资本的机会，而且，随着国际资本流动的活跃，美国联邦储备局对全球货币政策的主导地位使他们的财政和金融政策管理变得复杂。 美元显然也是巴西的问题，因为总统最近呼吁将美元从国际贸易发票中剔除。 美元目前并没有赢得任何人气竞赛。美元越是让人头疼，各国就越是要努力寻求替代方案。 到目前为止，这些替代品并不现实。这些选择看起来不是很有吸引力。尽管中国经济规模庞大，在全球贸易中占据首要地位，但以其货币人民币持有国际储备，似乎风险更大。 唯一明确喜欢美元主导地位的国家是美国。作为国际贸易的首选货币，它占贸易融资的五分之四以上，占贸易发票的一半，并主导着外汇和债务市场。 世界上大约59%的官方外汇储备为美元持有，这是25年来的最低水平。所有这些都推动了对美元的高需求，这就是为什么它非常适合美国。一个占主导地位的美元给了美国家庭、公司和政府几乎可以肆无忌惮地借款的能力。 美元最好的朋友是缺乏可行的替代品。但这种制度能持续多久？ 一个经常被吹捧的替代方案是扩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SDRs）的作用。这是IMF发行的储备资产，其价值来自美元、欧元、人民币、英镑和日元。 使用特别提款权作为国际货币似乎是一个好主意，但它仍然不可能做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实际上由美国控制，美国是唯一对其决定有否决权的国家。如果特别提款权在全球金融体系中具有更突出的地位，那么对美国行使金融权力的限制可能会多一些，但不会多。美国不太可能允许其控制下的机构篡夺其从"印钞"和发行全球储备货币中获得的所谓"过高的特权"。 通常提出的第二个选择是替代货币。欧元和人民币是最常见的候选货币，但这两种选择都有很大的缺陷。这两种货币在深度、流动性或可兑换性方面都无法与美元相提并论，尤其是人民币，尽管取得了进展，但它被当局控制得太严，并受制于他们的政治意愿，无法成为美元的替代品。 数字货币，如中央银行数字货币和稳定的硬币，也许是更有可能成为美元的竞争对手。Barry Eichengreen认为，地缘政治或技术将最终重塑全球货币秩序。中国和其他国家正朝着这个方向迅速发展，但数字货币仍然需要一个深度、流动性和可兑换性的水平，这离我们还有很多年。而美国也在缓慢推进美元的数字化。 这就留下了另一个潜在的选择，那就是所谓的亚洲货币基金组织（AMF）。最近被马来西亚总理吹捧为减少对美元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依赖。 亚洲经济体并不是美元的拥趸。东盟各国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一直在讨论如何减少对美元的依赖，转而用当地货币进行结算。 在亚洲，唯一比美元更不受欢迎的是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亚洲金融危机的拙劣反应意味着许多亚洲决策者宁愿去撞墙也不愿去找华盛顿。亚洲货币基金组织是在努力创建一个区域性的自我保险计划，试图调解因地缘政治原因而进行单边制裁的风险。 在本周的主要文章中，Andrew Sheng探讨了亚洲货币基金想法的历史，以及在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易卜拉欣最近复活这一概念后，使其在今天更具吸引力的压力。 亚洲货币基金组织最初由日本政府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的七国集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议上提出。尽管它得到了东盟国家的支持，但在当年9月的香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会议上，它被中国、韩国、欧洲和美国拒绝。 技术上的反对理由是重复或淡化了IMF的核心作用，以及产生了道德风险，Sheng写道，"但是，真正的原因是地缘政治。只要IMF和世界银行的大股东--美国和欧洲--不参与AMF，而中国仍然持怀疑态度，这个想法就不会成功”。 Sheng概述了自亚洲金融危机以来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包括各国面临的寻找IMF和美元替代品的压力。这些压力包括通过制裁和将发展中国家排除在双边互换线之外使美元武器化，以及硅谷银行和瑞士信贷的失败和全球金融危机的痛苦记忆。如果美国在美元武器化方面加倍努力，"Sheng警告说，"那么AMF2.0或类似的措施将成为推动去美元化的反击措施”。 亚洲货币基金组织将允许亚洲经济体汇集区域货币，然后在危机中加以利用。这将帮助他们摆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在这样做的同时摆脱美元的影响。 亚洲货币基金设想的最大问题是，类似的机构已经存在。比如，清迈倡议多边化（CMIM）。尽管自2000年5月启动以来，亚洲发生了许多危机，但它从未被使用或用于解决危机。 亚洲货币基金组织要想取得成效，就必须从清迈倡议多边化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它需要一个可预测的、透明的和非政治性的过程，在一个可信赖的机构内，各国可以在危机时通过它获得资源。 这些障碍都不是永久无法克服的。而且，美元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造成的麻烦越多，就越有动力让各国开始想象和建立替代方案。 如果美国想防止这种情况，它将需要合作。这意味着改善发展中国家通过货币互换额度获得美元的机会，并允许发展中国家在IMF拥有更大的发言权，同时扩大和简化在需要时获得IMF资源的程序。即将举行的第16次份额总审查，在功能上重新分配IMF在成员中的影响力，将是下一个重要指标，表明总部设在华盛顿的机构是否能够反映与亚洲新兴国家相关的议程。 美国国会有能力实现这种国际妥协吗？目前看来不太可能，但随着双方压力的增加，这种情况可能会改变。 《东亚论坛》2023年4月24日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