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8军号称三个师，总人数约两千七百人，下属部队的编制并不整齐，有的师三个小团，有的师两个小团，有的不设团部，由师指挥各连。各团不设营，直接指挥各连。没有经过严格的正规训练，战术、技术不够。虽说已是一个战略区域的主力红军，但还和游击队差不多，打起仗来也不讲究什么战斗队形，部队中的游击习气很严重，我来了几个月，几乎每个月都因枪走火自己打死、打伤十几个人。

我感到，这种状况正是游击战争中游击队成为正规军的特点。但是，游击队既已编成正规军，就要脱离游击习气，这种状况是不能让它长期存在，必须加强正规训练，大力提高军事技术。不仅枪要打得准，更要懂得战术、技术，班、排、连会疏散开；还要熟悉前进、停止、射击、冲锋、集合、撤退等。

当时处于紧张战争环境，不可能集中太多的时间训练，我就利用行军、作战的间隙，抓紧对部队进行“铁军化”训练。

为了解决枪走火伤人的问题，我想了个办法。一次，全军集合，所有的人都不准缺席。我当众规定：不准平举枪扣火，验枪只准朝天上或地下验；如果哪个平举扣了火，不管枪里有无子弹，都要关禁闭。作了这个规定后，打死打伤人的现象大为减少，部队严整多了。

参谋长李达是参加宁都起义的，他配合我抓正规训练。比如做工事，游击队是不大注意的，部队连工具都没有。李达规定每个班要装备几把小圆锹，亲自示范，部队很快掌握了做工事的技术和阵地防御的基本战术。经过一段时间的管理和训练，部队的军事技术素养提高了，战斗力也相应地加强了。

我们到达湘赣苏区，正是国民党对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初期，蒋介石除集中主力对中央苏区外，进攻湘赣苏区的敌人，也达十个师八万余人。当时我们的战略任务很明确，就是配合中央苏区粉碎敌人的第四次“围剿”。怎样配合呢？我认为首先要巩固湘赣苏区，把敌人更多的兵力牵制在我们这里。

我和蔡会文都有井冈山斗争的经验，而湘赣苏区与井冈山根据地的情况有很大不同。井冈山全是山区，平地很少；湘赣苏区则多为平原和丘陵，地域比那时大多了，人口也多，仅永新一县就有二十多万人口。

湘赣苏区处于赣江西岸，与中央苏区虽隔江相望，但赣 江为敌人严密控制，就自然而然形成独立作战区。这个地区的军事活动，除注意与主要战略区及其他地区相联系相配合外，就要以本地区的情况作基础来考虑和行动。中国在大革命失败后，各地区发展的游击战争和根据地，大都如此。我到湘赣苏区，就感到原来的思想跟不上。跟不上就要改变。这是任务和环境逼迫我们改变的。

虽然在中央苏区参加过一、二、三次反“围剿”，也打过不少大仗、恶仗，但那时上面有中央军委和总司令部指挥，作为中层指挥员，我只从战术、技术上考虑，战略上是不大注意的。到湘赣苏区的初期，我对战术技术注意得多，仍不大习惯从战略上考虑问题。面对敌人大兵压境，我一时还想不出好的办法来对付。那时中央除了总的四次反“围剿”的方针外，对湘赣红军并没有单独的指导。我感到压力很大。

11月下旬，国民党军李明第52师之155旅向我进攻，不断从北翼蚕食湘赣苏区。11月29日，我率领红8军迎击从古安官田出来向我进攻之敌，战斗持续了两个小时，进展顺利。担任正面攻击的23师和左翼的22师都打得很出色，将敌人全部击溃，给进攻苏区的敌人当头一棒，但还不是战略上的胜利。

我对自己的战术指挥是有把握、有信心的，对于敌众我寡的形势，也并不怕。因早年读“淝水之战”的文章和曾国藩的家书，讲了以少胜多的事例；大革命时期我亲历的北伐战争，也是如此。我想，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更有条件打这种仗。但我当时还不善于从全局上观察和处理战争大势，也就难于驾驭整个地区的战争形势。

1933年2月下旬，敌人加紧了对中央苏区的“围剿”和对湘赣苏区的进攻。中央军委命令红8军北上袁水，配合中央红军作战。3 月，我与蔡会文率红8军开到新余以西地区。本拟渡过袁水与湘鄂赣红16军会合，但敌人在袁水流域驻有强大兵力，有坚固工事，我军两次强渡袁水都没有成功。遂转战于赣江流域中部地区，直接配合中央苏区军民的反“围剿”。

由于这时期的行动完全是独立的，大小事情都要靠自己决策，这就迫使我开始注意战略问题，思考战略问题，学习战略问题。我认识到，一个指挥官，特别是独立行动的部队的指挥官，必须学会从战略大局思考问题，否则就无法指挥部队，不能完成所担负的战略 任务。

一方面是形势任务所迫，一方面也是思想上有了自觉的要求，我注意研究战争的态势，研究敌我双方的特点，尤其是敌人的情况，诸如兵力部署、战斗作风、行动规律等，从中发现敌之弱点。

我们在袁水流域活动的时候，湘敌王东原第15师乘虚占据宁冈城。3月5日，该敌三个团又越过七溪岭、龙源口，向我苏区 中心——永新进犯。红军学校学员在龙湾桥将敌人堵住，我即率红8军主力返回苏区中心。这时，盘踞遂川的敌第28师，又企图进攻桥头、衙前。我将几路敌人的情况分析了一下，认为遂川这路敌人战斗力较弱，先打该敌，回头来再打敌15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