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局势混乱,敌情不明,孤立无援的教导队决定暂时离开郴州,与主力部队会合。我感到郴州地区发生这么大的事,我有责任向上级党组织湘南特委汇报,也就跟随教导队向永兴撤退。

当我们经过一个较大的村落时,只听得村里传来阵阵锣声。随后,一大群手举扁担、锄头、梭镖的农民,冲出村口追赶我们。教导队朝天开了几枪,便把他们镇住了,但他们嘴里仍喊着:“打死你们!打死你们!”

沿途经过三四个村,都受到同样的“礼遇”,我们一路打一路撤,大约走了三四十里地,到了一个小镇上。当我们坐下休息正准备吃饭时,就听到 不远处的戏台下有人喊着:“来人啊,救命啊!”

我们跑过去一看,发现有人被五花大绑,关在戏台下的小屋子里。他说他是当地农会干部,被还乡的大地主抓了起来,准备要杀头,后来听说我们的队伍要来了,就丢下他跑了。

我们赶快给他松了绑,他说:“还有两个农会干部,刚刚给活埋了,也不知是死是活。”我们急忙跑去挖开土一看,已经没气了,只好又重新把他们埋了。吃了饭,我们又继续赶路。

到了晚上天黑时,教导队才抵达永兴县城。我很快找到了湘南特委负责人周鲁,把实行“焦土政策”、开会动员以及后来发生的一切都向他作了汇报。我强烈要求,快派队伍打回郴州去!

周鲁听完汇报,觉得问题严重,连夜就去找工农革命军的负责同志请求派兵。工农革命军当即作出决定,派出一营兵力,急行军打回郴州去,平息叛乱。

部队了解到,一批反动地方武装和受蒙蔽的群众,见部队进城便逃到郴州附近的南塔岭。部队马上攻打南塔岭,消灭了地方反动武装,当场击 毙反动豪绅崔廷弼。

仅仅时隔两天,当我再次看到郴州城,却是另一番惨烈的景象。城中心大街一片残垣断壁,使我甚感震惊。我们没烧过房子,但眼前却是满目焦土,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当反水的农民四处追杀共产党员和农会干部时,一些人死里逃生,跑到50里以外的良田镇。当地党政组织惊悉郴州反动派发动暴乱,马上召集5000多农民,连夜开进郴州,同地方反动武装及反水的农民激战,从当晚一直打到第二天上午。在混战中,反水的农民把整条街的房子给烧了。

我还看到街上到处是血迹,尸体有几十具,横七竖八东倒西歪，我四下打听夏明震等的下落,有人告诉我被杀死的干部都在河边。我和战士们急忙赶到河边,最不愿意看到的惨烈景象还是出现了。

河滩上摆着九具尸体。夏明震面朝苍天,躺在那里,脸是青紫的,眼睛闭着,两只手还紧握着,衣服被撕开,胸前被刺了三四刀,肩上、肚子上、脚上都有伤,大概被砍了几十刀,两腿伸直,一只脚光着，我眼睛都看呆了,心直往下沉。

那时天气还很冷,尸体还没有腐烂发臭,我们找来棺材,把他们逐一收殓好。我强忍着失去丈夫和战友的巨大悲痛,全身心地投入到收复郴州后的各项工作中。

两天后,夏明震等烈士被安葬在文帝庙附近。当时郴州工作百废待兴千头万绪,因此没有召开隆重的追悼会,只组织了一批人去送葬。送葬时, 我克制住自己肝肠俱裂的悲痛,没有为亲人送这最后的一程。

夏明震悲壮的死,深深地震撼了我,他才21岁,本不该死啊!但痛定之后,有更多的思考,并且愤怒使我加倍地坚强。我没有在众人面前哭,因为我不愿让人看见我此刻的脆弱。牺牲了那么多的战友我都没有掉过一滴眼泪,我也不愿只为自己亲人的牺牲而哭泣。

我只知道夏明震被埋在文帝庙,却不知道文帝庙在何方。前几年我回到郴州,想去凭吊先夫的亡灵,但听说文帝庙已拆了,夏明震等人的墓被迁到一个山脚下。我下山去寻找,山下正在修公路,他的骨骸已不知所终。

我的心里至今还十分不安啊!后悔当初没有去送他那最后的一程。

现在回想起来,郴州特委所做出的极左的“焦土政策”真是愚蠢至极,它给党和人民带来的是不可估量的损失。

它损害了党和苏维埃政府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威信和形象,糟蹋了郴州地区的大好革命形势,使胜利果实和大好局面毁于一旦;它破坏了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损失了一大批党的干部,挫伤了群众的感情和积极性。极左路线造成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

广大人民群众抵制“焦土政策”,反对烧房子,而这却没有引起我们的警觉和反省。反动派恰恰利用了群众的抵触情绪和反抗心理,秘密策动、暗中唆使,挑起一场反革命叛乱,借农民群众之手向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大打出手,以致酿成了这场亲者痛、仇者快的互相残杀的悲剧,殃及党政军领导干部、共产党员、农会干部、赤卫队员以及不明真相的农民和无辜的群众,甚至包括一些青少年。

后来我还听说, 最惨的是两三百名少先队员,都是些12岁至16岁的孩子们。反水的农民来了,他们就往山上跑,反水的农民哄骗说:“你们下来,就不杀你们。

天真的孩子们相信了他们的鬼话,一下山就被包围了。毫无人性的叛乱分子竟对手无寸铁的孩子们大开杀戒,好几十个少先队员最后惨死在血泊之中,尸体被丢到山沟里。

据不完全统计,共有1000多人屈死在那场残杀中,而真正的反动分子却藏在暗处,煽风点火,死得并不多。真是令人悲哀啊!

工农革命军打回郴州后,重新组建了中共郴州县委,由陈毅代理书记。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召开群众大会,公开承认烧房子是错误的,今后不再 搞“焦土政策”,也不戒备森严,让大家安居乐业,该干什么就干什么。他还宣布除那些大地主豪绅和反动分子一定要镇压外,不明真相受反动分子欺骗的农民,一律既往不咎。

贫苦农民本来对土地革命运动是赞成和拥护的,听说共产党不追究以往的事了,他们又重新投入土地革命斗争,照样打土豪分田地,分粮济贫烧田契。

各级苏维埃政权和农会、妇联等群团组织也重新得到恢复和发展。在宜章与摺岭交界地区活动的工农革命军第7师,此时也回到郴州。农民自卫队重新拉起队伍,继续活动,郴州地区的革命形势很快得到好转。

郴州县委重组时,我不愿意留在地方工作。经组织上同意,我被调到工农革命军第7师党委办公室工作。

第7师是一支由郴州工人纠察队扩建发展起来的队伍,在与国民党部队和土匪武装的战斗中不断得到发展壮大。师长邓允庭,辛亥革命时曾任过蔡锷、黄兴部队的参谋长。蔡锷失败后,他离开军界遁入教门,当起牧师。

北伐战争时,他认识了一些共产党人,接受了共产主义的宣传。由于他思想比较进步,党组织决定发展他入党。

当时,夏明震代表组织找邓允庭谈话和主持入党仪式时,我也去了。

邓允庭说:“我相信共产主义,也愿意加入共产党;但我也相信基督教,我不是迷信,而是相信其中的道理。共产主义讲为人民大众谋利益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和基督教讲平等、博爱是一致的。所以我不放弃基督教。

那时部队急需军事干部,就任命他为第7师师长。不久,朱德派蔡协民来第7师任党代表。

正当郴州土地革命斗争再次风起云涌之际,广东和湖南的国民党部队已向郴州地区步步进逼,形势急转直下。

一天下午4点多,我们接到紧急通知,第二天一早一律撤出郴州,向江西井冈山转移,与毛泽东的队伍会师。

第二天一早,邓允庭师长带领主力队伍开赴良田一带,阻击和牵制来自广东的范石生部队。我也匆匆忙忙地跟着党代表蔡协民和师直属队一道,离开了郴州,向井冈山进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