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编辑：nirvana
1947年8月，中国在硝烟弥漫中迈入内战的第二个秋天，长城内外，黄河两岸，战火延绵。
从渤海到黄土高原，炮声震天动地。人民解放军在各战场转守为攻，掀起全新战局，国民党苦心经营的防线如同决堤之水，逐渐崩溃。
陈诚
8月29日，蒋介石任命陈诚为东北行辕主任，试图挽救颓势。这也成为了陈诚一生中最后一次指挥作战。
然而，历史的洪流无情地奔腾而过，国民党的命运如风中残烛。50余日的激战下来，蒋军损失高达6.9万人，失去15座城市，防线岌岌可危。
1948年元旦，随着我人民解放军的冬季攻势的展开，陈诚连遭重创，国民党军队溃不成军。
失败的阴影笼罩，昔日的骄傲化为断旗残甲。
不堪压力的陈诚胃病复发，病榻上仍挣扎指挥，向蒋介石请罪，心力交瘁。
卫立煌在前线
1月17日，蒋介石任命卫立煌接替陈诚，这一命令也标志着陈诚一生的军事生涯正式宣告终结。
然而。。。
命运却再次眷顾了陈诚。
在随后主政台湾期间，让之前几乎身败名裂的他通过一系列深刻的改革，促使台湾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中期实现了经济腾飞。
这一成就不仅重塑了台湾的经济基础，也让陈诚在历史的洪流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特别是他那一场被称为“不流血的土地改革”，后来被翻译成了多个国家的文字，全世界很多国家对其进行了研究。
今天就让我们来说一说临危受命的台湾省政府主席陈诚，是如何挽救国民党政权危局的？
壹离开东北后的陈诚，首先面临的一个大问题，居然是没有钱看病。当然蒋介石对这位爱将还是很看重，他知道陈诚是一个做官清廉，没有什么积蓄的人，于是安排陈诚在1948年6月接受了胃大部切除术，之后陈诚委婉的提出上海他住不起，蒋介石便安排了陈诚前往台湾草山（阳明山）养病。
陈诚
当然，陈诚肯定没有想到，蒋介石对他的安排是很有深意的，此时的他已经成了蒋介石在台湾精心安放的一枚棋子。
随着解放战争的迅速发展，蒋介石在军事上连遭惨败。国民党军队在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的打击下摇摇欲坠。
1948年底，蒋介石在面临国民党内部一些高级军政要员纷纷通电要其下野之际，于12月24日紧急面命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立即发表陈诚为台湾省政府主席的任命。”
陈诚
由此，陈诚开始了经营风雨飘摇的台湾省的日子。
经过前一段时间的蛰伏。
陈诚也在思考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原因。
所以在就职仪式上，陈诚首先提出了“人民至上，民生第一”的口号。
在就职仪式上，陈诚慷慨陈词“台湾，不是日本人遗留给我们的，更不是什么战利品，它是台湾同胞50余年血汗所累积，是全国千百万军民先烈血肉的牺牲从日本人手中争取回来的，我们若不把台湾弄好，非但给日本人讥笑，更何以对先烈？对后代子孙！”
随着国民党军队在大陆战场上的节节败退，在接下来短短三个时间，蒋介石更是连续任命陈诚为台湾省警备总司令，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之职。
至此，陈诚不但总揽了台湾的党政军一切权力，而且肩负起了国民党政府败退台湾后的各种安排重任。
当时对于国民党的全国形势是：
大陆，全面崩溃
台湾，内外交困
岛内经济恶化，物资匮乏，随着人口的激增，物价更是飞涨，台湾本地人和大陆到来的人的矛盾也逐渐尖锐，外交更是孤立无援。
贰陈诚面临的第一件事，就是经济困局。
对于这件事，陈诚首先是秉承了蒋介石的意志，配合俞鸿钧等人，将国库所存的全部银元、黄金、美钞运往台湾。
这件事发生后不久，李宗仁上台后立即电令陈诚将这笔巨额资金运回大陆，但陈诚选择了拒不执行。
而且陈诚很快便实行了严格的出入境管制，当然这方面陈诚也是有考虑的，毕竟从1945年国民政府接收台湾以后，到1949年初，台湾人口激增了一百多万人，而且人数还在继续上升。
对此，陈诚顶着巨大的压力，坚持执行出入境管制，尽量去避免继续的通货膨胀。
所以当时就发生过1949年，在台湾基隆港边，很多人的船抵达了港口，但是不能上岸，只能原船回头。这幕情景在陈诚的记忆里永难忘怀。
在稳定住人口增长后，陈诚又立即着手稳定台湾的货币金融体系，他邀请专家学者来进行论证，不久，在1949年6月份陈诚就颁布了台湾省的币制改革方案，用新台币代替大陆的法币。
因为当时有从大陆运来的巨额黄金储备背书，所以在两个月的时间内，稳定住了物价。
随后，陈诚通过强制措施，从国外进口一万多吨的粮食，并拿出囤积的八千多吨的囤积粮投入市场，压制因货币改革而带来的物价和粮价上涨，成功的缓和掉了通货膨胀。
这时，虽然有宋子文等人提出异议，要求把福建、广东纳入新台币范围，但是陈诚一概拒绝。
1950年12月17日，台北台湾银行金库的藏金
陈诚后来对自己的长子陈履安说“所以这件事情，我也时常提醒台湾人，我们大家把黄金搬到台湾来，我们饮水思源，对大陆是要感激的，还要有份歉意。你把人家家里钱全搬过来了嘛。”
1949年7月，陈诚马不停蹄的又成立了“台湾区生产事业管理委员会”，陈诚亲自担任主任委员，而副主任委员，则是后来被誉为“台湾经济掌舵人”的尹仲容。
至此，一场研究台湾经济恢复和发展的工作，在“生管会”这个被后世称为台湾经济起飞和繁荣的奠基者的调度下，开始为台湾经济的发展做出贡献。
叁当然，陈诚最大的贡献，还是台湾的那场堪称经典的土地改革。
其实，陈诚关注土地改革的时间，还要追溯1933年，陈诚在江西和红军作战时，就有了一个这种想法的大致雏形：
那就是试图由政府规定地主土地的限额，超出限额者由政府向地主赎买，然后以贷款方式卖给农民。当时他要求江西省政府率先作局部试验，被当时江西省主席熊式辉断然拒绝。
到抗战时期，在南京沦陷后，武汉已经成为中国继续抗战的中心，1938年6月，武汉卫戍总司令陈诚就被任命为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主席。随着战局失利，湖北省政府迁往恩施。
在这里，陈诚就已经发现了鄂西地区土地过分集中，而导致的农民大量失去土地成为佃农，而且过重的苛捐杂税以及地主残酷的剥削引起的农民生活困苦的情况。
而这些，显然是非常不利于持久抗战的。
所以就在这时，对土改有着浓厚兴趣的陈诚随即就开始想到了土地改革，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赢得农民的支持。
这就是1941年，陈诚颁布的所谓“二五减租”方案。
这个方案具体来说，就是在粮食收获后，优先提取25%的粮食给佃农，剩下的75%再由地主和佃农对半分。这件事取得了很大的成效。
但是这中间也出现了很多漏洞，比如地主们阳奉阴违，欺上瞒下，一方面威胁佃户，一方面又欺骗乡镇保甲等等。
因为当时是抗战期间，必须要依靠当地的地主士绅阶层进行抗战，所以导致了鄂西这次改革没有达到陈诚预期的效果。
在蒋介石败退台湾的那个动荡年代，台湾的土地状况与大陆的许多省份情况一样。大量的土地掌握在少数地主的手中，而农民们只能仰望那片他们终日耕耘的土地，心中满是无奈与辛酸。
陈诚刚就任台湾省主席，就开始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一个月后得到的答案令他非常不安。
反馈的数据显示，当时台湾拥有81.63万公顷的耕地，然而仅占农村人口11.69%的地主，却拥有超过一半的土地；
而那些占农村人口88.31%的农民，仅仅拥有21.57%的土地。
农民们每年辛苦劳作，却要将一半甚至更多的收成交给地主，还要应付各种名目的额外租金，生活如同被榨干的柠檬，酸涩而无望。
面对这种不公，陈诚并没有选择激烈的对抗，而是遵循孙中山“和平解决”的理念，开启了一场温和而影响深远的土地改革，这就是“三七五减租”。
肆
所谓“三七五减租”，就是从当年鄂西土改的“二五减租”发展而来。当年在鄂西有了一定的经验，陈诚就在这个基础上继续进行改革。
“三七五减租”政策的核心在于将农民需支付的地租比例降至主要作物全年收成的37.5%。
政策中不仅限制了租金的最高比例，还对租约中的细节作了详尽的规定，以减少潜在的纠纷。
1950年，台湾，粮食过磅
租约必须明确地租的交付日期与地点，若以实物支付租金，地主还需承担运送费用。此外，政策还禁止承租人将土地再次转租，确保地主的合法权益；
如果佃农两年内未缴清地租，地主则有权终止租约。
但是在“三七五减租”政策尚未正式推出时，就遭到了台湾省参议员们的强烈反对。因为这些参议员几乎都是当地有名的大地主，政策的实施无疑会削弱他们对农民的剥削力度。
土改时期的台湾农民
此外，台湾最高当局的一些官员担心，突然推行土地改革可能会引发地主与农民之间的冲突，进而影响社会的稳定。
甚至连农民也担忧，害怕改革还未带来实质好处，就已经与地主结怨，最终反而会遭受更大的损失。
面对各方日益高涨的反对声音，陈诚毫不动摇，这里毕竟不是大陆，当年他在鄂西改革时，那些大地主和国民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而在台湾，他与台湾的封建地主豪绅没有任何瓜葛。
而且，当时的情况是，如何缓和台湾的阶级矛盾、解决800多万军民的生计问题，这可是巩固国民党政权在台湾统治的关键。
为此，陈诚几乎每周都会亲自前往台湾省议会，与九位驻会委员共进晚餐，并亲自走访各县市，向地方长官和社会各界详细解释“三七五减租”政策的利弊。
为了安抚地主，避免激化矛盾，陈诚向议员们承诺，将逐步将省政府管理的水泥、工矿、纸业、农林四大公司转为民营，并以这些公司的股票作为地主卖地的补偿。
这种以股票换取土地，再加上一句“农业利润只不过是数学级数，而工业利润却是几何级数”，使得许多地主在半信半疑中逐渐接受。
之后的发展印证了陈诚的话，当年这一措施不但弥补了地主在土地改革中的损失，还促使他们的资金转向了工业，为台湾的工业化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
这些大地主中的佼佼者通过股票成为工商业巨头。辜振甫、林伯寿、林犹龙和陈启清均是通过土改，由大地主变成大资本家。
1949年4月14日，陈诚以台湾省主席的名义颁布《台湾省私有耕地租用办法》，正式启动“三七五减租”政策。
台湾土改工作组
为确保当年收获季节的顺利实施，陈诚动员全省力量，从省府预算拨款，举办讲习会，培训4000多名干部，宣传政策并研究问题解决办法。
同时，成立推行机构，负责宣传、调处纠纷、评定产量标准等工作。
在1949年5月至6月期间，台湾全省共立29.9万多户租约，保障佃农权益，并规定租期不得少于6年，欠租两年地主可终止租约。
当年夏季，台湾25.7万公顷土地全面实行“三七五减租”，减轻了20多万户农民的负担，缓和了社会矛盾。
1951年，《三十七点五减租法》立法通过，进一步巩固了这一政策。
伍
在“三七五减租”推行后不久，陈诚又开始了在台湾实行土改的第二个步骤，那就是公地放领，将当年“国有”、“省有”的耕地所有权全部转移为农民所有。
当然，这也不是无偿的转移，而是按照耕地主要产物全年收获量的2.5倍定价进行买卖，由受领的农民在十年内无息分期购买。
在1951年到1976年这25年间，台湾当局分批出售了近14万公顷的土地给台湾28.6万农户。
这件本来是很好的操作，没想到还在刚开始时，受到了抵触，这件事是陈诚没有想到的，最先开始还只是少数佃农将耕地退还给地主，谁知不到三个月，竟然突然增加到了五千多起。
陈诚立即进行了调查，才发现原来是佃农被地主威胁利诱，被迫放弃耕地。陈诚立即发布了严令，声称一旦再发生这样的威逼行为，只要一查出，立即定重罪并对地主进行惩处。
在这条命令发布后，就几乎再没有地主敢于顶风作案了。很快，公地放领的政策得以顺利推进。
在这件事情成功后，陈诚实施了台湾土改的最后一步，那就是千百年来农民们最向往的——“耕者有其田”。
为此，陈诚紧锣密鼓的训练了两千多名干部，动员了近三万人的辅助人员，这些人员通过实地复查，按图索地、就地问人等等方式，又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完全掌握了台湾的地籍情况。
随后，陈诚在1953年的一月份，正式开始实施“耕者有其田制度”。在这项政策实施之前，为了占住舆论阵地，避免发生在“公地放领”中遇到的困难，陈诚这次学聪明了，在还未实行之前，首先就搬出了这是孙中山先生提出的政策，现在他是要“完成总理遗愿”。
有了这块护身符，阻力确实少了不少。
在这项“耕者有其田”的制度中规定，地主，可以保留中等水田三甲（一甲：0.97公顷），超过部分一律由当局核算后，按公地放领的价格征收后转放给农民，该价格并不是完全以金钱的形式发放，而是按照70%的土地债券和30%的公营事业股票进行发放。
至此，陈诚一手促成的的台湾土地改革宣告结束。
晒稻谷的台湾省农民
陈诚后来曾这样总结这次土地改革带来的好处，那就是稳定了农村，提高了农民生产积极性，而农民的生活改善，购买力的增加，反过来又促进了工商业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对于手中有了大量资金的地主，则又将资金大量转移到工商业中，使工商业得到大量的资金注入，极大的加快了台湾工业化进程。
结语其实，早在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就曾有土改的意思。在1927-1937年这十年时间，国民政府出台的相关土地改革政策加上各地政府单行章则多达240余种。
然而自始至终，地主阶级都是国民党的基本依靠力量，许多国民党高级官员本身就拥有大量地产，所以这个政策的实行力度和遇到的阻碍可想而知。
我们再来说陈诚，由于1933年当时江西省主席熊式辉断然拒绝土改，所以直到1941年，在湖北省政府主席兼战区司令长官任上时，他才有了机会来制定和实施了这个“二五减租”计划。
但是由于职务调动和战局的变化，这次努力，还是没有能够取得预期的效果。
当然，作为蒋介石的爱将，蒋介石不可能不知道陈诚对于土改工作的热爱。
所以，最后陈诚才真正得到了机会，去实现自己从1933年便开始的梦想，而且目前回过头来看，陈诚在1949—1953年的台湾改革是比较成功的。
尹仲容
而在1957年开始，蒋介石和陈诚又委任尹仲容为“经济安定委员会”秘书长，进行贸易改革，让台湾经济回归市场机制，我们可以梳理出一条脉络，那就是在陈诚进行改革之后，再在尹仲容的改革之下，发生了60、70年代台湾民营资本的“经济奇迹”，造就了大批体制外的“中产阶层”，这些“中产阶层”，随之又推动了80、90年代台湾的社会转型。
参考文献：
薛毅：从“省主席”到“副总统”——陈诚在台湾
陈履安：陈诚在台湾的最后岁月
叶克飞：陈诚_主政台湾的“小委员长”
王 侃：略论1949—1953年的台湾土地改革
周彦：抗战时期陈诚与鄂西地区的土地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