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军阀杨森在台湾的岁月:七十岁学开飞机,九十岁还能登顶玉山

火耀西南 2024-08-28 21:16:43

文/编辑:nirvana

杨森,清光绪八年(1884年),出生在四川广安龙台寺一户地主家庭,家中虽不至于富可敌国,但也算有些薄产。

这杨森从小便是个不安分的孩子,像个野猴子似的,攀树翻墙,什么都不放在眼里。家里人见他这般调皮,便送他去读书,想着把这野性收敛些。没成想,书是读了,性子却更烈了。他后来考进了四川陆军速成学堂,才像是找到了归宿,自此走上了一条行伍之路。

都说天下未乱蜀先乱,辛亥革命爆发前后,四川可谓是天翻地覆,各路军阀犹如潮水一般涌上了历史的舞台。

军阀时期的杨森

杨森这时候还只是个见习军官,但他那骨子里的野性和不安分让他在军队里如鱼得水,没多久便当上了排长、连长,再后来是营长。

随着四川战火越烧越烈,杨森也越战越勇,从旅长一路升到师长、军长。他在四川建立起了一套乡帮式的封建军事组织,像一张无形的网,紧紧地把他与这片土地捆绑在了一起。

杨森的军旅生涯里,刀光剑影,血雨腥风,那是常事。那个年月,他几乎参与过四川军阀的每一场混战,时而是进攻者,时而是防御者,却从不曾置身事外。

而且此人也很有特点,失意时他能忍辱负重,激励振作,常以此获得上级的宠信和青睐。但一旦得势,又往往野心勃勃,翻云覆雨,刚愎自用,睥睨一切。

在川军中,杨森以好战和妻妾成群闻名于江湖,他和他的军队一直以勇猛在川军中见长。

但是战场就如同江湖一般,没有人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更加有意思的事,当年川战中这哥们经常都是以浩荡之师气势汹汹地杀入战场,却又往往在对手的反击下狼狈不堪,最终溃不成军。

1934年,杨森选择了投靠蒋介石,他的部队参与了“围剿”红军的战役,得到了蒋介石的信任和重用,位居一省长官。

期间,他还以川军第一支出川抗战的部队参加了抗日战争,并且是真正做到了南征北战、从淞沪会战开始直到几乎打满全场的国军悍将。

1944年12月,杨森调任贵州省主席

而且他后来还把自己的三女儿嫁给了蒋介石的侄儿竺培丰,和蒋家联姻也让他的命运与蒋家王朝紧紧相连,最终也成为了那个王朝屠杀人民的工具。

到了最后,蒋介石的王朝大厦将倾,历史的洪流不可阻挡。杨森随着蒋介石飞逃往台湾。

去年十月份,我们曾写过,今天就让我们再来谈谈四川军阀杨森在台湾不一样的日子。

1949年11月2日,杨森被任命为重庆卫戍总司令,大肆招兵买马,妄图阻止我人民解放军解放重庆。

11月14日,蒋介石由台湾匆匆飞抵重庆,将四川划分为四个战区,杨森被任命为川中战区司令长官。

而11月16日,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解放了重庆东南屏障——彭水。

重庆震恐。

就在当天,杨森以重庆卫戍总司令部命令,发布了《紧急维持治安办法》的十六条杀令。

同时,二野司令员刘伯承也对杨森进行了争取,希望他带着军队起义,并且对杨森提出了三点,第一、生擒蒋介石。第二、保护渣滓洞革命人士不受损害。第三、保护重庆工厂不遭到破坏。

杨森派人回话,第一、政治犯属于军统掌握,我无能为力。第二、从前吴佩孚叫我捉蒋介石我都没有同意。第三、工厂自有专人负责,我可以保证市区安全。

11月28日,解放大军逼近重庆。

29日,杨森率领5个连的卫队在重庆市区巡视一圈后,见重庆秩序尚好,说:“重庆是我的第二故乡,我不能破坏。”

30日晨,蒋介石由重庆白市驿机场仓皇出逃成都。随后,杨森由遂宁退逃广汉,做出一副收集残兵败将继续与我人民解放军战斗的姿态。

重庆人民夹道欢迎人民解放军进城

11月30日重庆解放。

12月13日,准备起义的川军将领刘文辉、邓锡侯派专人前往广汉,联络杨森、孙震起义,杨森和孙震看后,杨森无精打采的只说了一句“我们都老了”。意味着老死也只有跟着蒋介石了。

随后一面搪塞,一面携留在总部的小妾胡洁玉与孙震等前往成都,不久,原西南长官公署长官顾祝同电话通知杨森,声称去台湾的飞机已经准备好。

12月17日,杨森对外声称次日早上要去成都北门外驷马桥看地形,而12月18日早上八点,杨森便悄悄上了飞机,逃往了台湾。

这时,才由时任川陕甘边区绥靖公署副主任喻孟群主持会议,由川陕甘边区绥靖公署参谋长范埏生宣读杨森手令,二十军军长由杨森次子杨汉烈继任并宣布“二十军光荣起义”。

12月26日,32岁的杨汉烈率军在四川金堂的赵家渡宣布起义,随后,二十军被编入我人民解放军第7军十九师,杨汉烈任十九师师长。

1949年12月18日,成都的冬天已有些寒意。

凤凰山机场的跑道上,一架灰色的飞机正在做起飞前的准备,机舱内杨森沉默不语。

陪伴在他身边的,是他那年仅十八岁的小妾胡洁玉,副官处长王联奎,以及西南军政长官署副长官孙震。

在发动机的轰鸣声中,飞机腾空而起,成都市的景象渐渐变小,直至消失在云雾中。杨森看着窗外,心中不免百感交集,他知道,这一去,也许再无归期。

飞机先是降落在海南的海口,稍作停留后,便继续飞往台湾。

蒋介石在杨森到达台北的第二天,便在他位于台北的官邸接见了杨森。

蒋介石面带微笑,拍着杨森的肩膀,亲切地说道:“你保卫反共基地重庆有功!几十年来,你剿共的名声可是响当当的,所以我特意派飞机把你接到台湾来!”

当晚,蒋介石还设宴为杨森洗尘,气氛热烈,觥筹交错间,杨森的脸上也露出些许微笑,然而,内心的波澜却无人知晓。

几天后,蒋介石又进一步表彰杨森,任命他为总统府的上将国策顾问,并让他加入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

蒋介石深知杨森好体育,于是又让他担任了台湾省体育协会理事长兼台湾省奥林匹克运动会理事长,以此安排他在台湾的新生活。

为了表达对杨森的关照,蒋介石特意命令台湾省政府拨给杨森一幢位于台北市长春东路225号的清雅别致的日本式花园洋房。

除此之外,蒋介石还为杨森配备了一辆小轿车,并安排了两名警卫、一名厨师和一名司机,作为杨森日常的勤务人员。杨森的每月薪水高达一万元台币,这在当时的台湾可谓相当优渥的待遇。

台湾省台北市“总统府”门前

不仅如此,蒋介石还关照到杨森身边的亲信和旧部。杨森的大管家王联奎被安排为国民大会代表,而杨森的秘书长、原国家主义分子刘泗英——这位曾代表杨森驻北洋政府的老朋友,也被授予总统府国策顾问的官衔。

蒋介石深知杨森在国民党军中声望颇高,因此,他在每逢年节时,都特意派长子蒋经国前去给杨森拜年,口中常带着这样的问候:“我父亲问候杨伯伯好!”这种亲切的问候,不仅仅是出于礼节,更是一种政治上的笼络与安抚。

杨森对此也并非无动于衷。他向蒋介石表示了忠诚,当然他没有像王灵官一样给蒋介石吹采阴补阳那套歪理,而是自认为自己能看风水。

一次,杨森看中了台北垦丁公园的风水,认为此地对蒋家的事业和后代的发展有利,便特意向蒋介石建议在垦丁公园再修一座官邸。

蒋介石虽然在台北士林、台北县大滨、新竹、台中日月潭和高雄西子湾等地已建有六处官邸,但他依然接受了杨森的建议,在垦丁公园又修建了一座新官邸。

要不怎么说当年那批川军大佬都是些搞钱的老江湖,你看这个杨森到台湾后的实际职务其实是台湾省体育协进会理事长,虽然这个职务看似与经济无关,但他却巧妙地利用了这一平台,积极开展各种经济活动。

我们知道,体育协进会本质上是其实是一个依靠社会募捐维持的民间组织,但杨森一下就抓住了这个组织的特点,不久就将其转化为了谋利的工具。

杨森的聪明之处在于,他敏锐地察觉到台湾的工商业资本家们需要一个平台进行宣传和推广,而体育就是一个非常正能量而且有非常广泛的群众基础的窗口。

你看现在的体育运动直播时,体育场上广告满天飞,我们已经习以为常了,但那时,杨森就已经想到了,他通过组织各种体育活动,为这些厂家、企业提供广告宣传的机会。

这样,这些金主也乐于通过向体协捐款或者让杨森入股的方式,借此扩大自己的商业影响力。

每天,杨森按时前往体协办公,然后他就把大部分时间用在处理与商业广告等相关事务上。就这样短短几年时间,他竟然把体协这个清水衙门搞成了财源广进的机构。

当然,他的努力也让他在经济上获得了非常可观的收入,而且还结交了大批资本家和体育界人士,大大提高了他的社会地位。

为了巩固自己在体协的地位,杨森还积极参与体育运动,表现出了一种与他年纪不相符的精力和热情。他上任后的第一件大事,便是在七十岁时学习驾驶教练机,这一举动在台湾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杨森曾豪言:“打太极拳是老年人的运动,我要搞青年人的运动。运动不喘气、不出汗是锻炼不好身体的!”他每天早上坚持骑马和练武,平时还常常去山区打猎,展现出一种不服老的精神。

杨森与白崇禧等人合影

在台湾的国民党军政人员中,当时有两支著名的猎队,一是白崇禧的猎队,另一支便是杨森的猎队。

杨森经常天不亮就出发,前往台东、花莲、黎南山区等地打猎,秋天时他还喜欢到屏东的大壳湖(现名澄清湖)打水鸭子。

爬山也是杨森的一大爱好,每到周末,无论天气如何,他都坚持爬山。他常常说:“一星期不爬山,这一星期浑身不舒服!”

杨森经常攀登七星山、万寿山,甚至在八十六岁时成功登上了海拔将近四千米高的玉山。

为了纪念杨森登顶,画家张大千特地为他作了一幅画,并题诗一首:

是翁錾铄八十六,投杖巍然据玉峰。古人今天齐下拜,我知老子信犹龙。

每次爬山,杨森的随从都会先将他送到山脚下,然后他拄着手杖在前面领路,卫士及随从们带着食物跟在后面,一行人一路爬到山顶才休息、野餐。杨森在山顶午觉一会儿后,便再次精神抖擞地下山。

蒋经国掌握实权后,作为台湾的行政院长,他开始着手调整各项事务,其中之一便是台湾省体育协进会的领导层。

黎玉玺

蒋经国看中了体协理事长这个位置,想要让自己的亲信黎玉玺接任。黎玉玺同样是四川达县人,蒋经国认为他比杨森更适合担任这一职务。

于是,他派人去劝杨森,希望他能够“主动”退位,将体协理事长的职位交出。

“你年纪已经大了,都是九十岁的人了,继续担任体协理事长,实在是有些勉强。不如退一步,担任体协名誉理事长,这样也更为体面。”蒋经国的使者这样说道。

杨森面对这一提议,心中虽然不悦,但他深知自己在政治上的地位已经不复当年,只得勉强答应,让出了体协理事长的职务,将这个自己亲手打造出来的“肥缺”拱手让给了国民党上将黎玉玺。

然而,杨森对蒋经国嫌他老了的态度并不服气。为了证明自己的活力,他决定再次挑战自我。

九十岁的杨森,再次踏上了攀登玉山的征途。

台湾玉山旧照

玉山海拔接近四千米,登顶绝非易事,尤其对于一位九十岁的年迈老人而言更是如此。

然而,杨森楞是以坚定的意志和顽强的体魄,成功地再度登上了玉山的顶峰。

在山顶,杨森留下了题字,并拍摄了照片,以此纪念自己这一壮举。

这一消息传开后,再次震动了台湾的体育界和社会各界。人们惊叹于杨森的体力与精神,纷纷称这是一个世界奇迹,九十岁高龄还能攀登玉山,这样的壮举在全世界也是难得一见的。

中国台湾和外国的记者纷纷报道了杨森的这一事迹,还为他拍摄了一部纪录片,记录下他在台湾的体育运动和家庭生活。

杨森晚年在台湾,除了参与各种体育活动和爬山之外,他还有一大爱好,那就是练习书法。他的字虽然和于右任没法比,但是也算得上遒劲有力,笔锋刚健,颇具大家风范,因此吸引了不少人前来求字题匾。

在台北,像“万岁大楼”这样的招牌,便是出自杨森的手笔。

每当有人想要请他写字,总是先备上一份厚礼,之后才恭敬地请他“惠公赐墨宝”。杨森在这种情况下,也总是欣然应允。

杨森虽已年过九十,但身体依然健壮,这也让他成为了不少商人眼中的“活招牌”。

台北有一家酒商,便打起了杨森的主意。他们推出了一种名为“杨森酒”的酒,宣称杨森之所以长寿且身体健壮,正是因为喝了这种酒。

某日,这家酒商特意派车接杨森去参观他们的酒厂。

杨森到了酒厂后,被引入一间布置豪华的会客室,桌子上摆放着一排“杨森酒”,旁边还有一只正在爬行的大乌龟。

就在杨森好奇地走近桌子查看时,早已准备好的记者们迅速按下快门,捕捉下这一瞬间。

第二天,这些照片登上了报纸,广告中宣称杨森喝了“杨森酒”才得以保持长寿和健壮,酒商借此大肆宣传他们的产品。

然而,实际情况却与广告宣传大相径庭。杨森在七十岁之后早已戒烟戒酒,日常饮料不过是可口可乐、汽水之类。

杨森到台湾后的生活围绕着两个核心目标展开:

其一,搞钱;

其二,谨慎保持政治上的低调。

孙震

在台湾,杨森深知,没有钱便无法生存,尤其是看到自己的邻居、昔日战友孙震生活困顿不堪,这更让他坚定了搞钱的决心。所以他利用各种机会,积累了相当可观的财富。

与平日的张扬不同,在政治上,杨森表现得极为谨慎,特别是对台湾蒋介石政权的施政方针从不公开评论,始终保持沉默。

直到1975年4月蒋介石去世后,杨森参加了悼念活动,回来后思想上发生了变化。他开始对台湾政权的前景表示失望,感叹道:“蒋介石死了,严家淦当总统笼络不住人心,台湾今后的前途暗淡啊!”

随着年岁的增长,杨森愈发喜欢清静,不愿再居住在台北的闹市区。

于是他又在台北县新店镇稻仔园购置了一座约三十多亩的山地,在山顶上盖了一幢两层楼的别墅。

这座别墅设施齐全,楼上设有文物室,收藏着他多年收集的古董、字画,还有一个武器库,陈列着他保留的各种枪械武器,象征着他戎马一生的军人身份。

杨森的别墅虽然坐落在山顶,但他却亲手参与设计了通向别墅大门的水泥阶梯,将其视为锻炼身体的跑道。

山上种满了各种花草和果树,有山茶花、兰花、木芙蓉,还有广柑和柚树。杨森喜欢亲自下地种菜,有时甚至打着赤膊在阳光下劳作。他称之为“活动筋骨的一项运动”。

山周围的空地则租给别人种稻子和水果,这样既节省了时间,又增加了收入。

在新店镇,有一所新店小学,学校聘请杨森为名誉体育教师,虽然他只是象征性地讲几次课,但学校借用他的名声,提高了知名度,吸引了更多学生报名,从而赚取更多的学费收入。

杨森对此也乐见其成。

1972年3月9日,杨森迎来了他九十岁的大寿。

这一日,对于杨森来说,是人生中的又一重要时刻。尽管他平日里对政治事务保持低调,但这次寿宴却异常隆重,由子女和孙儿孙女们精心筹办。

国民党国防部特地派出人员,将国防部三军俱乐部为杨森布置了寿堂。蒋介石亲笔书写了“贞固康强”四个大字,作为寿仪赠予杨森。杨森将这幅条幅悬挂在寿堂的正中位置,以示炫耀。

这一天,前来祝寿的各界人士络绎不绝,其中包括台湾的高级军政人员如严家淦、张群、孙震、梁寒操、黎玉玺、刘航琛、刘泗英、杨西昆等。

此外还有体协、宗亲会、四川同乡会的代表,甚至连著名画家张大千、黄君璧、高逸鸿等文化界人士也前来道贺。杨森在美国的儿女杨汉华、杨郁文也特地赶回台湾为父亲庆生。

当天,来给杨森祝寿的来宾多达一万五千人。为了区分宾主,杨森和他的直系亲属特意在胸前佩戴了一朵红绸花,以便来宾识别。

拜寿仪式开始时,杨森身着棕色条纹西装,胸前佩戴大红花,神采奕奕地坐在寿堂正中。杨家子孙首先叩头拜寿,随后各界来宾依次上前行礼祝贺。

祝寿仪式的总指挥王联奎指挥人抬来一个直径三尺多、一尺多高的巨大生日蛋糕,杨森当众举起一把当年缴获的日本战刀,亲自切开蛋糕并分给来宾。

为了纪念这次大寿,杨森特意准备了丰富的纪念品,送给前来祝寿的宾客。每人获赠一本约十三万字的《九十忆往》,以及一对由台北大同磁厂定制的磁碗。碗上有张大千绘制的水墨荷花,并题有“子惠兄九十大寿,弟大千”的字样。

每对磁碗都装在精制的金色压花纸盒内,盒子上印有一个大红篆体寿字,和“中华民国六十一年三月九日,父亲杨公子惠九十大庆,全体子女率孙曾敬赠”的字样。

杨森对亲近的宾客则设盛宴款待。

王联奎在宴席上,大捧杨森在重庆保驾有功,他说:“临撤退前,重庆发生了大火,为了开出一条撤退的道路,惠公(指杨森)指挥我们连尿罐子都用来泼灭火,然后才带领我们从川北撤到川西。原打算撤退到西康打游击,只怪刘文辉切断了退路!”

又说:“惠公剿共有功,在大陆是坚持到底的,对蒋总统是卖命的。到台湾来是留得青山在,以待日后东山再起!”

杨森在台湾的家庭生活相对简单。他的子女分散在海内外自谋生路,而妻妾则被分批遣散。

早期随他逃到台湾的田蘅秋患有半身瘫痪多年,她的女儿杨郁文与女婿章成大在纽约开餐厅,赚了不少钱,因此田蘅秋的生活费用主要由杨郁文承担。

50年代的台湾大学生

杨森只带着小妾胡洁玉来到台湾,并送她就读台湾大学,日常接送均由专车负责。

杨森八十六岁时还老当益壮,胡洁玉为他生了一个女儿。后来,杨森又送胡洁玉到美国留学,但胡洁玉在美国期间多次来信说感到寂寞,希望小女儿也能过去。

最终,杨森也将小女儿送到美国与母亲团聚。杨森曾说:“我爱和年轻人在一起,才有朝气!”

于右任

于是,他找来一位台湾人,年仅十七岁的张小姐担任他的秘书兼夫人。著名书法家于右任还为他们赠送了一副对联:“誓海鱼龙午,山盟草木知”,悬挂在客厅中。

晚年的杨森住在稻仔园别墅里,张小姐陪伴他一起爬山、骑马、游览和参观。

别墅里有两个司机、两个警卫、男女佣人各一位,还有一位花工负责日常生活事务。

对外的一切事务则由王联奎全权负责。每年元旦,四川同乡会都会到他家中唱川戏,大家聚在一起,共度时光,这是杨森家中少有的热闹时刻。

杨森非常注重养生之道,戒烟戒酒,饮食有规律,每顿饭以四菜一汤为主,注重蔬菜的摄入。

他特别喜欢吃田鸡、水鸭和打猎所得的野味,早餐则以豆浆、红糖咖啡为主。他认为红糖的营养价值高,是健康饮食的重要部分。

杨森到台湾后,放弃了多年喜好的养狗的爱好,转而专注于收藏各种手杖。他用手杖锻炼臂力,经常能把手杖弯曲。

结语

四川军阀杨森的一生,几乎贯穿了四川军阀的兴衰起伏,成为这一群体中最为复杂和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他既有对国家的贡献,也留下了对人民的过错,成为了那个动荡年代中四川军阀的典型代表。

他能在国家危难之际挺身而出,用铁血和勇气捍卫民族的尊严。这是他对国家的功绩,亦是他作为国难当头时,一名中国军人应尽的职责。

然而,杨森的另一面却同样不容忽视。作为军阀,他在四川的统治伴随着无尽的混战、割据和压迫。为了维持自己的权力和地盘,他参与内战,镇压异己,甚至在抗日战争结束后,继续为内战卖命。

在1949年,他选择离开了大陆,抵达台湾后,杨森逐渐远离政治权力的中心,专注于体育、和个人生活,最终选择了一段相对平静的晚年时光。

1977年5月17日,这位在乱世中崛起的川军大佬,终究没能逃脱岁月的无情磨砺。在他的台北稻仔园的别墅中,静静地闭上了双眼,享年九十六岁。至此,这位经历了无数风雨的四川军阀,最终走完了他的一生。

参考文献:

马宣伟 吴银铨 肖波:杨森的一生

李介立:第二十军出川抗战纪实

陈章文:从重庆溃退到什邡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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