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遭受了挫折，我个人也经历了一段落难的日子。
南昌起义军兵败流沙，我所在的第24师被分割，溃散了。第二天返回贵欤，我这个连还剩下约二十个人。到处乱哄哄，群龙无首，兵荒马乱。
我知道汤坑战斗后上级原计划是去海陆丰，便决定带着这二十个人单独行动。我向部队说：“不要灰心，只要到了海陆丰彭湃那里，就有希望！”我们向南走了一程，便拐向西，想绕过流沙到海陆丰。没有地图，又没有向导，只靠看天辨方向，方位不准，几乎是盲目行动。
一路上，不断遇到反动民团的拦阻，子弹消耗得差不多了，人也精疲力竭。有的人丢掉枪悄悄溜走；有的人干脆坐下不走了。不到半天，二十个人的队伍仅剩下七八个人。
当地的老百姓喜欢枪，人们都挤在路边看我们。有些生病或疲惫的兵士掉队二三十步，就会有人突然从围观的群众中跳出来，抢了枪便跑。走在队尾的兵发现后，惊呼不迭，我们赶紧放枪威胁，抢枪的人一下钻进人群就找不到了。这样的事在行军中发生过几次。
一天下午，经过一个村子，刚到村口，就有人打枪，村的侧面也传来枪声。我们还击了几分钟，仅剩的子弹打光了。
眼见村里和村边有人向我们冲过来。一个班长对我说：“看样子不是敌人，东江的百姓就是要枪。”说完，他把枪往路边一甩就跑了，别的人也边跑边扔枪。
村里的人追上来，我回头看看，果然是老百姓。我刚松口气，又有人围上来了，是国民党第13师的部队。
我们都被俘虏了。
当天黄昏，我们被押到潮阳，关进一个大祠堂。祠堂里已有一二百人，都是叶贺部队的官兵。我们进去，连插脚的地方都没有。
第二天，我们又被押往汕头，关进离13师司令部不远的一个大院子里。院里关押着二三百人，人们不管认识不认识，都不打招呼。
敌13师的军官经常来查看，每次都要大声发问：“你们中间有没有共产党？”
我们几乎异口同声地答道：“没有。”
那时，军队中党员数量少，而且身份不公开，这样的回答也很自然。
我除了党员身份，还是连级军官。被俘前，我连的士兵对我说：“实在走不动了，如果被抓住我们就说你是司务长。”被俘后，我一直称自己是司务长。但我知道，俘虏中有不少人认识我，身份恐怕隐瞒不住。
有一天，一个军官来审问，他直截了当地说：“你是叶挺的连长，知道叶挺、贺龙是共产党吗？”
我见行政身份已暴露，便不再掩饰，说：“贺龙是20军的，我不认识。叶挺是我们的军长，但我平常见不到他。军人就是服从命令，我们下级哪里知道上级的事？”他又问：“部队里有没有共产党？”我 说：“去年我们从广东北伐，今年从湖北二期北伐，回到湖北后，又从江西到广东，我们听到的就是孙总理、国民革命和三民主义这些，旗子军装、帽子和你们现在一个样。”
他见问不出什么，就回去了。打这以后，我便从楼下搬到楼上。楼上原有两个军官，更便于监护。
有一天，我和同监的几个人在楼下散步，一个看管我们的敌军官也凑过来与我们闲谈，说：“叶挺、贺龙在南昌造反，张发奎回到广东向李军长报告了，李军长就下命令打你们。但李军长还有一个命令，说叶挺部队是属他指挥的第4军，俘虏都不准搜身。你们不要怕。”
说起来，叶挺部队与李济深确实有些关系。叶部从广东出发北伐时，李济深为4军军长。当时4军有四个师，副军长陈可钰率两个师和叶挺独立团参加北伐；李济深率两个师留守广东。参加北伐的队伍在两湖战场打得好，称为“铁军”。到武汉后扩编了，又成立了 一个4军和一个11军，与李济深虽没有建制关系，但原是李的旧部。我们兵败以后，李济深对旧部采取收容政策，也是笼络军心。
当时，我身上有十几块钱，从潮阳押往汕头时，国民党军的一个班长向我要钱。我拿出几块钱给他，对他说：“我就剩下这些钱了， 你们拿去买点东西吃吧。”那班长看看我，没有要我的钱，也没有搜我的腰包。后来在我流落时，这十几块钱起了大作用。
被俘后不久我就病了，肚子痛得厉害，隔一会儿便要去趟厕所。我估计是得了痢疾，因当时拉痢疾的人很多。流沙失败后，我极度紧张、劳累，抵抗力差了，很容易染上这个病。
我搬到楼上住了几天，病越来越重。由于经常要去厕所，上下楼不方便，又把我换到楼下。我瘦弱不堪，没有力气，不愿说话，也懒得动，整天想睡觉。
这期间，我被讯问过几次，都是重复地问叶挺、贺龙和共产党的事，我还是照样回答说不知道。
有一次，他们问我：“以后你打算怎样？”
我想了想，说：“我有病，不服广东的水土，去年春天刚从师范毕业，和一些同学跑出来当兵，现在想回家去继续读书。”
过了一天，吃过早饭，看守说：“下午不开饭了！”我们正纳闷，有人把院门打开，还吼着：“快走！快走！”我们这才明白是被释放了，赶紧收拾自己的行李，离开了被暂作监狱的大院。
在汕头街上，有一两千被俘又释放了的起义军官兵流落街头。幸亏我身上还有些钱，就找个地方住下，买点药吃，赶紧治病。痢疾止住了，体力也慢慢恢复，但钱花得差不多了。
下一步怎么办？部队没有了，熟人也找不到。举目无亲，四野茫茫。我一个人在街头踱来踱去，苦无良策。
突然，一声汽笛，把我从沉思中惊醒。抬眼望去，一条轮船正停靠在码头上，旅客蜂拥着往船上挤。
我连忙打听这船开往何处，有人说是去广州的。一听是去广州的船，我顾不得思索，三步并作两步，跑向码头，跨过栏杆。这时，船刚好起锚，在离岸有一米远时，我纵身一跃，跳上了轮船。
从汕头到广州，海路要一两天。我在甲板上站着，心里想，到了广州总会有办法的，那里曾经是革命的大本营，我又住过半年，总会找到熟人，找到党组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