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满清贵族主宰江山的大清，低人一等的汉人要出人头地，几乎只有走科举一条道。但，会试连考三场都不中的左宗棠，从幕府师爷干起，从四品京堂候补，到浙江巡抚、闽浙总督、两江总督，甚至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做到了汉臣的顶峰。只有举人学历的左宗棠，能连续升迁位极人臣，除了自身的能力和动荡的时局，还少不了一众贵人的帮助和提携。
遗卷拾慧珠。左宗棠的第一位贵人，当属礼科掌印给事中徐法绩。道光十二年（1832年），左宗棠在长沙参加乡试，考试落榜。徐法绩当时是湖南乡试的主考官，坚持从落选的五千余名试卷中补录一批，并亲自搜阅遗卷，从中挑选补录了六人，左宗棠恰好在六人当中，考中举人。举人也成为了左宗棠在科举考试中的最高功名。
在参加乡试之前，左宗棠因丁忧在家，并没未参加院试，没有秀才身份，临时出钱捐了一个监生的身份，才有资格参加乡试。
如果不是徐法绩的善举，左宗棠的学历连秀才都不是，对今后的仕途影响巨大。
正因如此，左宗棠对徐法绩感恩于心，视其为恩师。三十余年后，已是陕甘总督的左宗棠，路过徐法绩的家乡陕西泾阳，看到恩师坟头杂草丛生，难过之极，命人重新墓道，立碑纪念。
门联结高官。左宗棠的第二位贵人，应该是陶澍。陶澍是湖南安化人，道光年间曾连续十余年担任两江总督。有一次，陶澍从南京走陆路回老家，途经湖南醴陵。左宗棠其时正好在渌江书院做山长。醴陵知县想拍总督大人的马屁，为陶澍准备的休息的公馆，并请左宗棠在公馆门口写一副门联。左宗棠沉思片刻，提笔写道：“春殿语从容，甘载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将陶澍“丰功伟绩”和家乡子弟对他的仰慕之情，恰到好处地表达了出来。陶澍看后非常高兴，主动邀请左宗棠相见，两人一见如故，彻夜长谈，深为左宗棠的才华所折服。
因得了陶澍这样重量级人物的赏识，左宗棠声名大振，为其将来进入幕府起到关键作用，铺平了以后仁途的发展道路。
左宗棠很珍惜与陶澍这份友情，陶澍病故后，左宗棠主动承担起教育陶澍幼子的重任，后来还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陶澍的儿子，结为了儿女亲家，将陶澍的身后事打理井井有条，以报知遇之恩。
舟中遇知己。左宗棠的第三位贵人，可以排上民族英雄林则徐。林则徐与同朝为官的陶澍交情深厚，经陶澍引荐，左宗棠的才华为林则徐耳闻。
道光二十九年冬，林则徐因病从云南返回福建，行至长沙时，派人将布衣之身的左宗棠召至船上，彻夜长谈，两相见恨晚，引为知己。临别时，林则徐将自己在新疆整理的系列资料，包括地理地貌数据、事军攻守计划、边境军事政治动态等，悉数交给了左宗棠，将自己多年的心血无私奉献，将自己毕生的心愿托付，他拉手左的手说道，“我已老了，虽有抵御沙俄平定新疆的志向，但不会有建功立业的机会，将来治理新疆，只有靠你了！”
林则徐同时还将自己身边的三位能人引荐给了左宗棠，为后来左的仕途生涯发挥重大作用。一个是造炮专家黄冕；一个是争眼看世界的魏源，协助左创建福建船政局；还有一人是王柏心，熟悉蒙、回、藏风土人情，为左宗棠治理陕甘，平定新疆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更重要的是，林则徐声名显赫，一言九鼎，为左宗棠后来入幕府进仕途，打下很的人脉基础。
忘年之交贺长龄。贺长龄是湖南善化(今长沙城东南）人，进士出身，官至巡抚、总督，与陶澍、林则徐交好。有一年，贺长龄因母亲病逝，回长沙丁忧。左宗棠久慕其才学、人品，前往拜谒。交谈之中，贺长龄发现左宗棠熟知全国的军事地理、山川形势和社会现状，且志向远大，才智杰出，以国士相待。贺主动向左敞开自家藏书，每次借阅，贺都亲自爬梯取书，不厌其烦。每次还书，贺都要问其读书心得，两人互相交流见解。
两人长时间的一起研讨学问，对左宗棠的后来的人生观影响深远。三次会试失败，科举出生至步于举人的左宗棠，因为贺长龄的影响熏陶，坚定走“经世致用”的道路，积累了深厚的才干和学识，为后来建功立业打下坚实的基础。
忠肝义胆胡林翼。胡林翼是湖南益阳人，是湘军中最杰出的人才，湘军三大统帅之一，此人有大智慧、大格局，为湘军的发展壮大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胡林翼与左宗棠是世交，两人的父亲是同窗好友。胡对左的才学、人品，极为看重，进士出身，仁途顺畅的胡林翼，先后五次向清廷举荐左宗棠，是左宗棠最直接的伯乐。
胡林翼还救过左宗棠的命，正在湖南巡抚骆秉章府中做师爷时，满清贵族、湖广总督官文，借永州总兵樊燮一案，欲致左宗棠于死地。
胡林翼心急如焚，不顾自身得失，动用一切关系，多方营救。身为湖北巡抚的他，甚至低三下四地求官文高抬贵手放过左，他给官文写信道，“如此案有牵连左生之处，敬求中堂老兄格外垂念，免提左生之名，此系林翼一人私情，并无道理可说，惟有烧香拜佛一意诚求，必望老兄府允而已。”几近哀求。
同时，胡林翼还动用各种关系，请动了咸丰帝宠臣、户部尚书肃顺，天子近臣、侍读学士、南书房当值潘祖荫出面营救，最后不但成功救下了左宗棠，还让咸丰帝清楚地了解了左宗棠的才学，以及动荡局势下的重要作用，即“中国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左宗棠因此因祸得福，被授于四品京堂候补，襄办军务，效力于曾国藩的湘军，正式告别了布衣之身，完成了人生仕途的重要转折，走上了发展进步的快车道。
胡林翼宽宏大量，左宗棠心高气傲，遇有意见相左或言语争执，胡从不与左相争，处处忍让。左宗棠是出了名的脾气大，他与曾国藩、李鸿章、郭嵩涛等人，都心怀芥蒂，甚至互为政敌，只有胡林翼，始终与左宗棠赤诚相待，相处甚欢。
咸丰十一年八月，胡林翼累死在湖北巡抚任上，听闻噩耗，哀痛不已，在祭文中写道：自公云亡，无与为善。孰拯我穷？孰救我偏？我忧何诉？我喜何告？我苦何怜？我死何吊？情真意地地表达了俩人之间深厚的友谊。
亦敌亦友曾国藩。左宗棠能有日后的巨大成就，绕不过湘军主帅曾国藩的帮助。
“樊燮案”后，走投无路的左宗棠，在曾国藩的极力举荐下，被朝廷任命为“四品京堂候补襄办曾国藩军务”，正式效力于湘军。
不久之后，还是在曾国藩的运作下，左宗棠才有机会回湖南招兵买马，组建“湘军”分支“楚军”，有了自己嫡系部队，也有了进军仕途的稳定资本。
还是在曾国藩的极力推荐下，左宗棠改任帮办军务，之后又被任命为浙江巡抚，率兵转战浙江，正式成为二品大员、封疆大吏，挤进了清政府的上层统治集团。
当然，曾国藩一路举荐左宗棠，主要还是看重左的能力和才干，为自己分担巨大的军事压力，多次为曾国藩排忧解难，特别是在太平军大军围攻湘军祁门大营时，左宗棠拼死相救，为曾国藩度此一劫，发挥了关键作用。
曾左俩人，本应成为亲近好友，但事实上，在左宗棠崛起后，俩人关系极为紧张，矛盾公开化。不过，俩人之间的矛盾，并非利益之争，更多的是政见和治军方略的意见不同，俩人的关系亦敌亦友。比如打仗，曾国藩向来主张稳打稳扎，所谓“扎硬寨，打呆仗”的方针，用军过于小心谨慎，而左宗棠用兵胆大心细，善打巧仗，颇为灵活。
同时，左宗棠性格过于耿直，心气甚高，处理人际关系不懂、不愿变通，而且得理不饶人，有时还盛气凌人，他与几乎所有曾经的友人，最后都关系紧张。曾左之间的矛盾，问题主要还是出在左宗棠身上。
曾国藩死后，左宗棠亲手书写挽联：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即道清了俩人之间复杂的关系，也反映了事后左宗棠对曾国藩的敬佩和愧意。
在左宗棠仕途成长路途上，所遇的贵人当中，若论谁的影响和帮助最大，徐法绩、陶澍、林则徐、贺长龄等人，更多的是精神层面的，对其帮助也是间接的。曾国藩对左宗棠的帮助很大，但俩人之间更像是“皮与毛”的关系，相辅相成、相互成就。只有胡林翼对左宗棠的帮助，最为直接、最无私，不计成本、不顾后果、倾尽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