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国国相公孙痤曾对魏惠王说：“卫鞅此人，留可定国安邦，不留则必除而杀之，以绝后患。”然而，魏国作为战国初期的最强霸主，国内人才济济，当时风华正茂的魏王自然对这个卫国的落魄公子哥不屑一顾。
然而，历史总是充满了戏剧性。商鞅在秦国推行变法后，使得秦国迅速崛起，最终成为了能够与魏国抗衡的强国。而魏王在面对秦国大军割地让土时，才意识到自己当年的轻视是多么的错误。
卫鞅，又称公孙鞅，更为人们熟知的名字是商鞅。
关于他的名字“卫鞅”，其实并非因为他的姓氏是卫，实际上他姓姬，与周天子有着远亲关系。因为他的祖上是卫国国君的后裔。因此，他被称为卫鞅。另外，他被称为公孙鞅，是因为他是卫国某位贵族的孙子。但这种称呼只在卫国国内有效，如果到了其他国家，他只能自称叫卫鞅。商鞅则是在收复河西之地后，秦孝公为了表彰他的军功，将商地及其周边的15座城池赐予他，因此他被称为商君，后人也就习惯称他为商鞅。
商鞅早年学习法家、兵家以及杂家的著作理论，并展现出了对改革的热衷和追求。战国初期，魏文侯率先开始变法图强，魏国在李悝、翟璜、吴起等人的治理下，一度成为了各诸侯国中的最强者。
有志青年商鞅随即离开了卫国，前往魏国学习先进的变法思想。在那里，他受到了公叔痤的赏识，并担任了中庶子一职。
在魏国，病入膏肓的公孙痤曾向魏惠王推荐商鞅，在未得到应允后，他反过来又要加害商鞅。然而，出于私人关系，公孙痤又告诉商鞅赶快逃离魏国。
商鞅却以魏王不听从公孙痤的话用他，因此也不会杀他为由，选择了继续留在魏国。这个故事充分体现出商鞅的赌徒心理，但也展示了他处理问题的决断和对人性的洞察。
商鞅虽未被杀害，但也未得到魏国的重用。一日，他在街上闲逛时，听闻秦孝公发布了一道求贤令，声称只要有人能帮助秦国强兵富民，不论其国籍、地位、身份如何，事成之后都会拜官封爵，并赐予封地。
商鞅闻讯后，立刻带着他偶像李悝的法经以及自己丰富的学识和经验，西奔秦国求职。
这里，我们先聊一聊秦国当时的处境。在春秋时期，秦穆公灭掉了西戎十二国，掌握了大片关东的富庶之地，一度成为当时的霸主之一。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秦国却一直无法继续向东扩张领土，因为他们的东面有一个强大的对手——晋国。
晋国在春秋时期一直是秦国的劲敌，两国之间进行了多次战争，但秦国始终未能踏入河东之地。这种局面使得秦国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有人会有这样的疑问，为何秦国如此固执，不选择向其他方向扩张呢？实际上，秦国的选择并非出于固执，而是受到地理环境和资源的限制。
秦国的西边是陕甘地区，黄土高原的黄沙并不利于农业生产，同时统治成本太高且不易防守，因此战略价值较低。而向北则是蒙古高原，地广人稀，同样不适合农耕，除了养马，资源价值有限。在西南方向是青藏高原，由于当时技术条件和气候的限制，该地区并不适宜居住和农业活动。
唯一有价值的方向是南边的蜀地，被誉为天下粮仓。然而，在战国中后期李冰父子修建都江堰之前，蜀地仍然是一个瘴气严重、未经开垦的不毛之地。此外，秦国与蜀地的部族也曾多次交战，但由于陕进川的路途艰险，缺乏栈道等基础设施，即使攻下蜀地也难以长期坚守，损兵折将不说，对国力消耗也非常严重。
因此，由于秦国无法开疆拓土掠夺资源，并且国内生产力有限，导致利益蛋糕无法做大。同时，秦国的世袭贵族数量却不断增加，使得有限的利益无法满足过量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一些贵族只能开始从国君手中夺权，进而导致君权逐渐被蚕食，而贵族的权力则日益扩大。
在战国初期，自秦厉共公去世后，秦国的朝政长期以来被秦地的权贵所把持。这些权贵的势力甚至能够左右国君的废立。同时，王位之间的争夺也变得异常残忍血腥，手足相残的情况屡屡发生。
在秦灵公去世后，他的儿子嬴师隰（即后来的秦献公）并未能顺利继承王位。相反，臣僚们选择迎回流亡在楚国的秦简公来继位。为了保全性命，献公被迫流亡到魏国。这一系列的政治动荡进一步加剧了秦国内部的混乱和不确定性。
而秦国东边的邻居魏国，在魏文侯的领导下，勇于成为时代的先锋，率先进行改革。这一改革吸引了众多贤士汇聚于魏国，使得国家兵强马壮，实力大增。随后，魏国开始开疆拓土，矛头直指当时动荡不安的秦国。
公元前409年，魏文侯任命吴起为将，成功连克五城，夺取了秦国的国脉地区——河西之地。秦国自此失去了关西平原的产粮区，国力进一步衰败。尽管秦简公多次发起反击，试图收复河西之地，但至死都未能成功。
秦简公死后，秦惠公继位，他深知河西之地对于秦国的重要性。因此，公元前389年，他举全国之力，集结50万大军，向魏国的阴晋一带发起进攻，试图收复河西地区。
然而，他遇到了当时战国时期的最强步兵军团“魏武卒”。在西河郡守吴起的率领下，魏国仅用5万武卒、3000骑兵和500战车，便将50万秦军一举击溃。消息传到秦国后举国哗然。
此役之后，关东六国对秦国更加轻视，各国召开国际会议时不仅不邀请秦国参加，甚至连通知一声都没有。长期被封锁在关中的秦人，与外界的联系也被隔绝，导致各国对秦国的误解和偏见日益加深。外界曾一度将秦人视为未被开化的蛮夷之人，这种局面让秦国倍受欺凌与侮辱。
两年后，秦惠公病逝，他年仅两岁的儿子秦出公继位。由于秦出公年幼，其母开始把持朝政，并倚重宦官和母族势力。这导致朝堂上的贤士良将们纷纷隐退，旧贵族们的利益也受到了损害。
于是，这些旧贵族们开始与流亡在魏国的秦献公取得联系，并支持他回国继位。当时，魏惠王也想扶持亲魏政权，便也资助秦献公回国夺权。
在国内外势力的支持与拥护下，秦献公成功夺权继位。之后，他以方便出兵东进、收复河西为由，将国都从雍城迁至栎阳，这一举措也间接动摇了旧贵族势力的根基。
同时，秦献公率军东征，在多场战役中取得了胜利，威望日盛逐渐掌握了兵权。他励精图治，致力于恢复秦国的霸主地位。然而，尽管他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直到他去世，都没能成功收复河西之地，这成为了他一生的遗憾。
秦献公死后，他的儿子赢渠梁继位，也就是秦孝公。此时的秦国，于内，富庶的河西之地一直未能收复，国家困顿不堪，百姓食不裹腹。于外，年征战不断，国际地位低下，被锁死在关中一带，备受欺凌。
秦孝公当时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烂摊子，一点优质资产都没有。但他没有摆烂，反而志向高远，以收复河西之地，重现秦穆公时代的霸主荣光为己任。
秦孝公广施德政，致力于改善民生，并发出求贤令，寻将纳士。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商鞅来到了秦国。然而，由于秦国的旧贵族势力庞大，对于外来贤士的求见总是百般阻扰。因此，商鞅不得不通过贿赂孝公的宠臣景监，才得以获得面试的机会。
商鞅在见到秦孝公时，首先给他讲述了三皇五帝的帝王之术。秦孝公对此并不感兴趣，听得直打盹儿。事后，他还责骂了景监一顿。商鞅并没有因此而气馁，他向景监解释一番，再三请求下又见到秦孝公。
这次，商鞅讲述了仁义道德的王道之术。这下秦孝公更加不耐烦了，他再次责骂了景监一顿。为何不直接骂商鞅呢？假如孝公骂完他，这小子出去一顿嚷嚷，以后谁还敢来秦国求职。
之后，商鞅意识到，秦孝公需要的是能够迅速富国强兵的策略。于是，商鞅在第三次见到秦孝公时，向他讲述了君主专制、对外扩张的霸道之术。这次，秦孝公对他的看法表示了肯定，但仍然没有任用他。商鞅明白了，秦孝公的目标不仅是要称霸一方，他要的是一统天下。
最后，商鞅第四次见到秦孝公时，他讲述了可短时间内见效的富国强兵之策。这次，秦孝公听得入了迷，两人食同案寝同塌连续聊了几天。秦孝公当即认定商鞅就是自己要找的人才，商鞅也提出了自己想在秦国变法的意愿。
秦孝公在面临是否进行变法的关键时刻，召集了一次内部会议进行讨论。商鞅在会议中坚定地认为，犹豫就会败北，我们要干的是划时代的伟大事业，因此必然会面临争议。但只要变法成功，国家从中获益后，这些人就不会在说什么。
商鞅同时强调，以德治国是必要的，但不必过于迁就民意。实现强国目标需要舍旧用新，只要能够使国家富强、就不必拘泥于传统。
这时，甘龙提出异议，他认为遵循旧制处理国事，就可以保持社会的稳定和人民的安宁，没必要进行改革。
商鞅接着反驳道，庸人墨守成规，书呆子不知变通，这两种人你让他们照着法规办事就行了。智者负责制定法规，愚者负责遵守就好。
秦孝公赞成了商鞅的观点，在他的支持下，商鞅开始准备变法。
这段对话揭示了商鞅所推崇的是君主的绝对权威，他所倡导的法制具有明显的个人主义色彩。这与旧贵族所倡导的人治观念，即以人性、道德为基础来治理国家的理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商鞅主张用国家的法度来规范人性，而非依赖人性来治理国家。这使得商鞅与百姓和旧贵族之间产生了巨大的隔阂，因为这两种观念在本质上是对立的。
秦国的旧制已经运行了很长时间，其惯性非常强大。如果强行逆势而为，注定不会得到好的结果。商鞅深知这个道理，因此在变法之前，他首先进行了一次小的外科手术。
在公元前359年，商鞅颁布了《垦草令》，为变法拉开了序幕。它的核心内容就是转变重学轻农的观念，让各行各业的人都转岗务农，实行愚民政策让农民专注于农业生产，政令畅通禁止干扰农业。同时，加重商人的赋税，强制贵族子弟亲身劳动。
商鞅此次变法目的就是希望全国上下都以农为重，包括那些长期依赖爵禄的贵族子弟。全国各层都要为农业生产所服务。商鞅变法的首次尝试并没有触及旧贵族的核心利益，只是要求他们亲历亲为，不能在坐享其成。而且，对于拥有大量土地资源的旧贵族来说，粮食增产意味着他们也能获得更大的收益。因此，他们并没有强烈抵制这一政策。
经过几年的发展，变法的成效显著。百姓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国家的粮库充盈，商鞅也积累了一定的声望。最重要的是，他为秦国建立了耕战体系的根基。
“小信立，则大信成。”商鞅为了树立威信、取信于民，在推行新法前，他在市场南门竖立了一根三丈高的木头，承诺谁能将其搬至北门，就能获得赏金十两。然而，一开始并没有人敢于尝试。
商鞅便将赏金提高至五十两，终于有人鼓起勇气，成功地将木头搬到了北门。商鞅也如约给予了他赏金。
“徙木立信”的故事传遍了整个秦国，商鞅的威信和信誉也随之建立。这一故事也成为了后人讲述诚信、树立威信的经典案例。
公元356年，秦孝公任命商鞅为左庶长，正式开始第一次变法。这次变法的内核是通过严刑峻法塑造一个压抑人性的法治社会，将战场杀敌、建立军功作为晋升的唯一途径，利用人性的趋利性，促使民众成为帝国的战争机器。同时，他通过愚民政策，让人们甘于成为帝国运转的零件。推行小家庭制度，进一步压榨国内劳动力，构建帝国的耕战体系。
这些政策一经推出，立刻引起了平民百姓和旧贵族集团的强烈抵制。在严刑峻法下，平民百姓必须谨言慎行，稍有不慎就可能面临人头落地的危险。而这次改革的重点打击对象，正是那些长期坐享其成的旧贵族。
新法推出后，旧贵族也必须下地耕种，亲力亲为。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贵族特权被废除，不能再享受祖辈留下来的军功爵禄。没有军功，就不能担任官吏。如果想要获得军功，就必须上战场杀敌。这一改变对于旧贵族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他们失去了过去的特权和地位，必须重新适应新的社会环境。
在秦孝公的坚定支持下，新法在一片质疑与谩骂声中开始推广。然而一年后，太子赢驷便触犯了新法，这引起了全国的关注。商鞅认为新法实行的如此艰难，阻力的源头正是在于贵族带头违法。
为了树立法律的威严，商鞅以太子犯法是缺少教化为由，惩罚了太子之傅公子虔，并在太子之师公孙贾的脸上刺了字。这一举动震慑了整个贵族阶层，自此无人再敢违犯新法。
新法推行一段时间后，人们开始重新审视社会的不平等和特权制度。百姓们逐渐认识到，看似严苛无度的法律实际上是在保护他们的既得利益。只要他们勤于耕作，就能多劳多得，超额生产还能免除徭役。虽然法律严厉，但也使人们不敢胡作非为，社会治安稳定。在战场上立功杀敌，也为他们步入仕途提供了途径。
如今，秦国境内无匪无盗，路不拾遗，国富民安，兵精将勇，全国上下焕然一新，百姓也开始支持变法运动。
公元前354年，秦孝公趁魏国攻打赵国之际，派遣军队突袭魏国，魏军大败还丢失了少梁。这一战，象征着秦国以复仇者之姿，拉开了收复河西之地的序幕。
公元前352年，秦孝公任命商鞅为大良造，出兵伐魏。商鞅一路势如破竹，攻下魏国旧都安邑，以及固阳。当时魏国正在与赵、楚、齐三国交战，迫于压力魏国与齐国停战撤兵，与赵国结盟并归还邯郸，同时与楚国也达成和平协议，暂时稳定了战局。
之后，魏国迅速调集大军，向西反攻秦国。他们成功地收复了安邑并包围了固阳。面对魏国的反扑，秦国主动求和。在公元前350年，秦魏两国在彤地会盟，结束了敌对状态。
为了进一步摆脱旧贵族的势力，秦孝公决定将都城从栎阳迁至咸阳。同时，为了秦国重返河西之地，他任命商鞅进行第二轮变法。此次变法重新划定了土地疆界，并允许土地自由买卖，推行县制管理，统一征税和度量衡，禁止私人请托，实施分户政策，挖掘剩余劳动力资源。第二次变法后，秦国国力持续增强，成为一方霸主。然而，收复河西之地一直是秦人历代君主的愿望，全国上下都在等待时机来实现这一目标。
公元前341年，战国格局发生剧变，马陵之战打响。齐国凭借孙膑的智谋，大获全胜，魏国主力全军覆没，主帅庞涓自刎身亡。秦孝公抓住魏国战败的时机，开始出兵河西，攻打魏国。魏国随即派遣商鞅在魏国时的老友、公子卬前来迎战。
大战前夕，商鞅给公子卬送去了一封书信，表达了两人过去的亲密友情，以及如今兵戎相见的无奈。他提议两人一起喝顿酒，各自退兵还朝算了。估计是这封信写太情真意切了，没想到公子卬竟然真的前来赴宴，但在半路上遭到秦军的袭击被而俘虏。商鞅趁机发起攻击，一举攻破魏军，大获全胜。魏国被迫割让大量河西土地以求和。魏惠王后悔不已，直言没有听从公孙痤的劝告。
商鞅成功收复了河西故土，完成了老秦人几代人的愿望。秦孝公为了奖励他的功绩，赐予他15座城邑，号称商君。从此以后，卫鞅的名字就被商鞅所替代了。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在完成了自己继位时的宏伟目标后，安然离世。秦孝公是商鞅在秦国唯一保护伞，正是因为有他的支持，商鞅才能够肆无忌惮地得罪人。吴起的前车之鉴就在眼前，商鞅的手段比起吴起更加狠辣，他和权贵集团结仇太深，甚至到了不可调和、不共戴天的地步。这时商鞅的处境变得岌岌可危，商鞅也明白自己此时的处境。公子虔一党随后也告发商鞅意图谋反，商鞅只好逃往魏国避难。但因为公子卬的事件，魏国已经不再信任商鞅，拒绝他入境。
无奈之下，商鞅只好逃回自己的封地商邑，并发动兵变攻打郑地。然而，秦惠王迅速派兵镇压了叛乱，商鞅战死沙场。尸体被带回国内，车裂示众并灭其三族。
自秦汉以来，知识分子们常常痛斥商鞅，指责他的法家手段冷酷无度，他的政策忽视人间温情，他的思想被视为愚弄百姓，他的驭人之术被看作是对人的操控。时至今日，仍有很多人认为中国的许多流弊就起源于商鞅的变法。
然而，当我们了解了他的生平，很难不被他的个人遭遇所触动，他才华横溢，身负大才。当统治者对他的才智给予认可时，这无疑是他人生的重大转折。从这个角度看，商鞅是幸运的。因为相比于默默无闻，正是这种充满风险的挑战才更能刺激他的神经，让他创造出震撼历史的伟业。
实际上，这也是历朝历代无数读书人的梦想。他们都羡慕商鞅有机会实现自己的理想，但同时，他们又害怕自己会落得和商鞅一样的下场。如何才能保全自己，商鞅并没有太多的历史经验可以参考。但他的死却成为了后人的宝贵经验。曹操就是典型的例子，他坚决不放弃权力，即使被骂为汉贼也绝不让步。他知道一旦让步，就再也无法翻身。
人们常常会思考，商鞅应该如何做才能善始善终呢？这是一个经典的人生难题。
首先，篡位这条路并不可行，秦国旧贵族势力根深蒂固，是维持帝国统治的核心，就连秦献公在位也无法将其连根拔除，更何况商鞅一个外人。就算以不正当手段登上王位，也注定长久不了，迟早被旧贵族势力所推翻。
另外，逃跑也不是一个可行的选择。商鞅树敌太多，秦国的旧贵族在秦孝公死后立马就对他进行了打击报复。此时，秦惠王于私，与商鞅素有恩怨，于公，则需要平息贵族的怒火，安定人心。商鞅注定会成为帝国利益的牺牲品，他的反抗只是做困兽之斗罢了。
商鞅唯一的优势就是他的才干，这份才干让他迅速窜升到人生所能达到的顶点。然而，作为法家人物，他目标明确，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在施展才干的时候如果温和一点，不要结那么多的仇家，也许会得一个善终吧。但问题是以他这样一个毫无资历与人脉的外人，搏一搏功名与利禄，全力以赴也未必能如愿。如果采用温和的方法，也许就和那些庸碌之辈一样泯灭在历史的长河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