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顾名思义，是士兵手中的武器，也是那个时代最为沉重的注脚。战国时代，寓意着一个充满战争和混乱的时代。自古以来，历朝历代的兴衰更迭，都书写着一位传奇君主的史诗，而那些辅佐明君的能臣武将，更是史书中的璀璨星辰，为后世所敬仰。

“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国家的繁荣昌盛，与人才的汇聚密不可分。然而，在战国时期，出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秦国在统一天下的征途上，似乎更多的是依赖于外籍人士。而这些人为何会选择离开故土，为秦国效力，甚至舍弃家国大义,对曾经的故土同乡痛下杀手，充当“汉奸”的角色呢？

首先先介绍一个著名的历史大事件。西周时期，“烽火戏诸侯'的周幽王，无缘无故的废嫡立庶违犯了祖制，被他老丈人申侯，串通缯国和犬戎杀死在骊山下，西周灭亡。接着申侯的孙子姬宜臼[jiù]继位，并迁都洛邑，是为周平王，史称东周。

周幽王被杀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违逆了传统礼制，在古代中国，礼仪是维系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的重要手段。在春秋时期，战争被视为一种高尚的行为，而且作战方式也颇有意思。交战国双方都会自觉遵循一种战场“礼仪”，与如今我们所熟知的运作各种战术、计谋作战的方法大相径庭。

首先作战的双方会约定好时间、地点。在战斗前，双方派出使者交代交战理由，摸清对方态度。交战时，必须等双方都摆好阵势，然后士兵挑选对手进行一对一作战，碰到敌国国君需礼貌下车行礼。打伤对方不能再攻击，敌人战败逃跑后不能追，敌人车辇坏了还需帮对方修好，遵守战场的礼仪和规则在当时被视为一种荣誉和责任。

比如在晋楚鄢陵之战中，晋军主将卻至在战场拼杀时曾三次与楚王四目相对，但他每次都从战车上下来谦逊有礼地对楚王行礼致意。为了表达对卻至的赞赏和感谢，楚王赐予他一张宝弓作为奖赏。

而周幽王废嫡立庶挑战了以'礼“治国的社会价值观，礼仪制度逐渐受到破坏。周幽王被杀后，周平王迁都，也使王室宗族的权威被逐渐削弱。到了战国时期。铁器和牛耕在战国时期的广泛使用，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效率，人们开始有能力生产更多的粮食、布帛等物品，这使得私有财产迅速增加，也导致了土地兼并和私有化出现，社会的不平等和分裂现象开始加剧，从而影响了礼仪制度的维持。

于是，各国逐渐摆脱了周朝的封建礼制，转向更为集权的政治体制。这种变革使得各国政权的掌控更加集中，铁器 、青铜器等兵器的使用，以及车兵、步兵等兵种的设立，都使得战争的规模和激烈程度大大增加，兼并战争越来越频繁，小国几乎被消灭殆尽，从而更容易推行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同时，在战国时期，尚武精神盛行，人们普遍勇猛、善战。这种社会风气使得战争成为了一种荣誉和地位的象征，各诸侯国都希望通过战争来展示自己的实力和威严，战争越发频繁。再加上各种思想流派纷呈，营造出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形成了一波思想解放的浪潮，人们开始频繁的挑战传统礼乐制度，忠诚、孝道等传统价值观逐渐受到质疑和批判，士阶层开始更加注重个人的自由和权利。

在这种环境下，个人的生存和家族的延续才是人们关注的重点，而不是国家的整体利益。最后，各诸侯国之间存在世袭制等不合理的制度，这也导致了人们对于国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不强，进一步削弱了家国意识的这种价值观。这些变化都促使了各国的人才流动，到了战国后期，有识之士为了寻求更好的发展机遇和实现个人价值纷纷涌入秦国。

随着周天子的权力衰落，贵族阶层逐渐失去了对社会的控制力，贵族阶层原本是维护礼仪制度的重要力量，贵族阶层的衰落导致了礼仪制度的衰败，宗族血缘关系也开始瓦解。带来的就是世卿世禄制的逐渐解体，这种世袭制度，是一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继承制度，其中职位和封地由嫡长子继承。

在春秋战国时期，这种世袭制度已经相当成熟，是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民间聚徒讲学风气的盛行，庶民百姓的才智得到了充分展现的机会。这种风气也为民间优秀人才提供了脱颖而出的机会，士阶层开始逐渐崛起。在战国时期，各国为了争夺霸权和领土，纷纷进行变法图强。

这些变法图强运动需要大量的政治人才和军事人才来支撑，这也为士阶层的发展提供了契机。魏文侯和秦孝公都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不仅注重变法图强，还对士人阶层礼遇有加，从而吸引了众多旷世英才。这些改革者们求贤若渴的精神面貌，也为士人阶层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

战争环境也导致了人才流动的频繁，也进一步瓦解了宗族血缘关系，士人阶层不再受限于家族和宗族。这也进一步提高了士人阶层的地位。“入楚楚重，出齐齐轻，为赵赵完，畔魏魏伤”，也反映了当时各诸侯国对士人阶层的重视和依赖。

在战国时期，养士之风盛行，各国都重视士人的培养和发展。齐国的孟尝君田文、赵国的平原君赵胜、魏国的信陵君无忌、楚国的春申君黄歇以及秦相吕不韦等人，都是养士的佼佼者，他们各自拥有数百乃至数千食客。这些士人在各国都受到了很高的待遇，为士人阶层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随着社会政治地位的提高，士阶层不再屈从于权贵的束缚，而是傲然藐视王侯，展现出一种独立的人格和精神风貌。这种自我觉醒和追求进一步推动了士人阶层的发展和崛起，他们的思想和行动深刻影响着历史的走向，使得他们成为社会的重要力量。因此，他们选择为谁效力不再受道德与宗族的限制，而是选择自己内心所看重的个人利益或是名誉，秦国的国内制度与政策条件刚好可以满足他们的需求，所以士阶层纷纷踏入秦国来施展个人才华。

秦国为了争夺霸权和领土常常进行频繁的战争。这些战争需要大量的军事人才来指挥和战斗，同时还需要政治人才来治理国家和发展经济。因此，人才成为了秦国政治发展的核心需求。为了吸引和招揽人才，秦国采取了以下措施。

1、推行“布衣政治”，

秦国在商鞅变法后率先废除了传统的世袭制度，不再根据血统和门第来选拔官员，而是根据个人的才能和功绩来选拔官员。这一措施打破了贵族官僚的垄断，为更多的人才提供了晋升的机会。

2、唯才是举的用人原则

秦国在用人方面非常注重才能和实绩，不拘一格地选拔人才。例如，商鞅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商鞅原本只是魏国的一个小官员，但他凭借自己的才能和智慧，向秦孝公提出了变法的建议，得到了秦孝公的重用。商鞅在秦国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使秦国逐渐变得富强起来。这种唯才是举的用人原则，使得秦国能够吸引和留住大量的人才，为国家的崛起提供了有力的人才保障

3、推行军功爵制秦国推行军功爵制

军功是晋升的重要依据，根据将士在战场上的表现授予相应的爵位和官职。这种制度使得人才能够在战场上展示自己的才能，为国家的统一做出贡献。例如，“杀神”白起就是通过军功爵制脱颖而出的，建立卓越的军功，逐渐得到了秦昭襄王的赏识和重用。并在长平之战中一举坑杀赵国40万士卒，为秦国的统一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也因军功卓著被封为武安君。这种军功爵制的推行，不仅激励了将士们的斗志，也为国家选拔和吸引了大量的军事人才。

4、推行举荐制度

秦国推行举荐制度，鼓励地方官员举荐人才。这种制度使得更多的人才能够进入官场，为国家服务。例如，李斯是荀子的学生，他在赵国任官后被推荐到秦国，得到了秦始皇的信任和重用，成为了秦朝的重要官员之一。再如王翦是秦始皇统一六国时的著名将领，他也是通过举荐制度被任命为将军的。

5、宽容和善待人才

秦国宽容和善待人才，不拘一格用人。对于来自不同地区、不同阶层的人才，秦国都给予了充分的信任和支持。“郑国渠”由韩国水工郑国主持修建，原本这是韩国的一个“疲秦”之计，即设法让秦国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以削弱其国力。然而，韩国的“疲秦”阴谋败露后，秦王嬴政仍然决定让郑国主持修建这个渠道。完工后，郑国渠成为了关中地区的重要灌溉系统，使得关中地区成为天下粮仓。

在战国时期，随着秦国的崛起，许多在他国遭到政治迫害的人才为了寻找更好出路而选择流亡到秦国。例如，范雎和张仪。

范雎原本是魏国的中大夫，但因受到陷害被驱逐出境。后来，他得知秦国正在招募人才，便决定前往秦国。在秦国，范雎见到了秦昭襄王，并提出了远交近攻的建议。这一策略得到了秦昭襄王的认可，范雎因此被任命为相国。他的策略为秦国的扩张和统一提供了重要帮助。

同样，张仪也曾是魏国人，并在楚国担任过官职。但也因受到陷害，他被驱逐出境。后来，张仪便前往秦国。在那里，他被秦惠文王任命为相国。张仪主张连横政策，游说各国与秦国结盟，为秦国的扩张和统一奠定了基础。

秦国在战国时期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氛围，这种文化氛围对于士人来说具有很大的吸引力。秦国的文化注重实用主义，强调功利主义，这与当时其他国家的文化有所不同，因此吸引了一些寻求新思想、新文化的士人前往秦国。

秦国同时进行了一系列颠覆性的社会制度改革，例如推行郡县制度、统一度量衡等，这些改革对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具有重要意义。一些士人看到了秦国社会制度的优越性，认为在秦国能够更好地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和抱负，因此选择前往秦国。

最重要的是连年战乱，人心不定，统一已经是大势所趋，而秦国则是统一中国的最大潜力股。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秦国需要大量的谋士、将领、外交家等各方面的人才。因此，许多有志于统一大业的士人纷纷前往秦国，为秦国的统一事业贡献力量。

秦国，这个起初被其他诸侯国忽视的西部边陲小国，通过其统治者对人才的高度重视和广泛吸纳，逐渐在战国时期崭露头角。他们不仅为秦国注入了新的活力，还带来了丰富的经验和智慧，尽管各地英才来秦的目的与原因各不相同，但他们的到来为秦国的统一大业提供了不可估量的支持。

“能用人者，无敌于天下。”这句话在秦国的实践中得到了完美印证。这些英才的汇聚不仅深刻影响了秦国的内政外交，而且为战国时期的政治格局带来了剧变。在他们的协助下，秦国的力量不断壮大，得以在战国时期脱颖而出，最终实现了一统天下的伟大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