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宪宗元宵行乐图》(明·佚名·局部)(现藏于国家博物馆)
01 小品
明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北京紫禁城。
“铛铛铛……”
几声锣响过后,各种乐器开始弹奏,鼓瑟齐鸣,一场盛大的宫廷内宴正式开始。
观众席上,明宪宗朱见深携一班文武重臣,正饶有兴致地欣赏各色精彩表演,其乐融融。
歌舞之后,紧接着便是由钟鼓司编排的一个小品节目,两位艺人走上台来,一人扮作粮官(即征收税粮的官员),另一人则扮作解户(即解纳税粮的差役),随后开始了一段表演:
粮官:这米怎么是湿的?
解户:这可不是我的过错,是运粮船上船缝的问题。
粮官:那就赶紧塞住船缝,免得弄湿了朝廷的粮米。
解户:若是要塞住船缝,那就必须等到没粮的时候才行。
或许是朱见深的笑点过低,看到这里时不由得龙颜大悦,竟哈哈大笑起来。群臣见状纷纷用异样的眼光反复打量着台上的艺人以及身边的皇帝,无不开始抿嘴偷笑。
皇帝当然不知道,群臣的笑和他的笑根本不是一码事,而这一切都得从“船缝”二字说起……
02 试探
成化元年(1465年)八月某日,京师吏部衙门。
吏部尚书李贤接到一则宫中传来的谕旨,皇帝朱见深决定给文思院副使李景华、陈斆、任杰三人提提干,升他们为中书舍人(七品官,皇帝的近臣秘书)。
按理说,皇帝给自己物色几个顺手的秘书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就是这件事,却让吏部天官李贤左右为难,因为,皇帝坏规矩了。
明代官员选拔自有一套严格的“铨选”制度。首先,无论靠科举还是举荐,候选人都必须取得身份资格,这还仅仅只是第一步。取得资格后,候选人还须经历一整套铨选程序,方能实现升迁、调任。文武官员的铨选分别由吏部和兵部负责,权责明晰。
但这一次,皇帝显然不打算按套路出牌,他选择公然绕开吏部铨选,直接以传奉圣旨的方式为亲信授予官职。
朱见深此举并非什么创造发明,早在天顺八年,他的父亲明英宗朱祁镇就曾传奉圣旨将工匠姚旺升为工部文思院副使,因此,对于这类“传奉官”,身为两朝阁臣的李贤并不陌生。
最终,李贤领衔的吏部选择了妥协,并没有驳了朱见深的面子,此三人得以顺利提干。
然而,吏部的妥协并没有换来皇帝的见好就收,反而就此解开了限制皇权的枷锁,朱见深也开始彻底放飞自我。
朱见深对佛道、方术情有独钟。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既然皇帝好这口,近侍宦官们立刻行动起来,四处搜罗奇人异士,变着法地哄皇帝开心。后来,朱见深又迷上了珍玩,于是,三教九流的社会闲杂人员纷纷涌入宫中,争相向皇帝进献奇珍异宝。
对此,朱见深自然是喜不自禁,一律笑纳。
但珍玩可不是白给的,即便你是皇帝,也没有白嫖的道理。就这样,大量传奉圣旨经朱见深亲笔签发而出,随之而来的是大批目不识字的白丁进入大明官僚体系。无论僧道方士、医官工匠,亦或是乐师舞者,都顺利混上了公务员,吃上了皇粮。
更要命的是,朱见深提拔的传奉官逐渐有了从最初的闲职向中央和地方的实职延伸的趋势。
成化十一年,太医院使方贤就通过传奉升为通政司左通政。到了成化二十年,朱见深更是史无前例地通过传奉为吏部尚书尹旻加太子太傅衔,完全无视原有的官员铨选制度。
这下子,文官们彻底傻眼了……
△宫中的乐师艺人:《明宪宗元宵行乐图》(局部)
03 失控
对于皇帝滥授传奉官的行为,文官们从未放弃过抗争。
成化七年,内阁首辅彭时就觉察到朱见深对传奉授官越来越上瘾,因此他曾上疏提醒道:“凡事都应该让司礼监内官传旨。”
彭时说得委婉,但朱见深听得明白,彭阁老就是劝他将传奉圣旨的职能交还司礼监,从而制约皇权。
呸,休想!朱见深对此置若罔闻。
此后,传奉官愈演愈烈,到成化二十一年,当年传奉人数刷新历史纪录,达到了惊人的一千九百九十六人。而此时,大明官员中每二十五人中便有一人是传奉官,其泛滥程度令人瞠目结舌。正因如此,不知在何人授意下,编排了那出谐音梗的“船缝”好戏,以此讥讽皇帝。
旁敲侧击要搞,直言劝谏更不能少,而文官中反应最为激烈的就要属南京兵部尚书王恕了。
成化二十一年,对朱见深一系列骚操作嗤之以鼻的王恕怒上奏疏,直斥皇帝的荒谬行为:“没有功劳而得到升迁、没有才能而进入朝堂的人,一日多过一日。那些工艺之人、道逃之徒,邪术之辈,各自另辟蹊径,纷纷穿上华服得到美差,现如今朝堂上尽是这样的人!”
此外,王恕也给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他建议限定传奉官的任职范围,不得授予六部、都察院、通政司等实职。朱见深对此依旧不予理会。
老王不依不饶,第二年接着上疏,这次言辞更为激烈,直接把皇帝惹毛了,当即下诏让王恕卷铺盖滚蛋。
一个王恕倒下了,自有千千万万个文官再站起来。
上至三公九卿,下至科道言官,纷纷上疏批判传奉官这一弊政,并极力弹劾部分行为不法的传奉官。文官集团的反击搞得朱见深焦头烂额,遂不得不做出让步,比如裁汰部分传奉官、将李孜省等人重新降为闲职等。
但朱见深所做的终究不过是为了堵住文官们的嘴巴而已,终成化一朝,传奉官们一直活跃在庙堂之上,一时兴盛不衰。
△爱热闹的明宪宗朱见深:《明宪宗元宵行乐图》(局部)
04 狂飙
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九月初六,紫禁城乾清宫。
年仅十七岁的明孝宗朱祐樘从父辈手中接过大明江山,正式即皇帝位。
新皇登基,万象更新,文官们自然不会错过这次机会。
当月,以礼科给事中韩重、河南道御史谢秉中为首的科道言官们纷纷上疏,奏请皇帝罢黜传奉官。
此时的大明王朝已步入中年,而其身躯却早已老迈腐朽不堪。光论吏治这一项,明宪宗朱见深亲批的传奉官就多达四千七百余人,其实质就是卖官鬻爵,而这些花了大价钱的传奉官们自然要从官位上把钱再捞回来,因此大明吏治日益腐败,百姓怨声载道。
再者,这些传奉官可都是吃皇粮、拿俸禄的,庞大的传奉官群体使得本就寅吃卯粮的大明财政更为捉襟见肘。成化时期户部尚书余子俊就直接向朱见深摊牌,国库之所以空虚,官爵越来越多就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
更何况,一朝天子一朝臣,这批传奉官都是朱见深的幸臣,朱祐樘当然不待见他们,于是乎,借着整顿吏治的由头,朱祐樘很自然地将枪口对准了传奉官。
随后,在朱祐樘大刀阔斧的改革之下,共有将近三千七百名老爹留给他的宝贝传奉官遭到清退、降职等处理,文官集团为之弹冠相庆,歌颂吾皇圣明。
至此,朱祐樘不仅卸下了一大包袱,还顺带着赢得了文官们的一致好评,可谓是名利双收。
然而,在天顺、成化两代皇帝的不懈努力下,好不容易冲开枷锁的皇权又岂肯再次自缚手脚。传奉官绕开吏部、兵部以及内阁,实现了皇权真正意义上的独断专行,更为皇权对抗文官集团提供了除宦官和锦衣卫外的更多选项,就算是被后世奉为明君的朱祐樘也无法抵挡这般诱惑。
弘治十二年,吏部官员曾上疏劝谏道:“天下当官的人,要么苦读诗书,要么勤于案牍,要么战场厮杀,要么劳于筋骨,很多人多年辛苦都无法获得一官半职,但追逐名利之人仅凭一传奉圣旨就能加官进爵。士子为了名节砥砺前行,武人为了功勋甘冒矢石,他们积年累月才能官升一级,现如今那些闲杂末流艺人坐着就能得到这些,这样下去,天下文武之士又怎么还会与朝廷同心同德呢?”
文官们不会平白无故上疏劝谏,因为朱祐樘同样步了他爷爷和老爹的后尘。
此后,历代新君即位,裁汰前朝传奉官演变成为新任皇帝拉拢文官集团、彰显明君风范的固定戏码。武宗即位,裁汰孝宗朝传奉官;世宗即位,裁汰武宗朝传奉官,直到万历朝,江西上饶府通判沈榜曾这样说过:“嘉靖以来四十年了,没出过传奉官。”
果真如沈榜所言,传奉官真的就此消失了吗?
当然不会!
到天启年间,魏忠贤把持朝政,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传奉官随之愈演愈烈。乃至南明时期,弘光帝朱由崧仍对传奉一事念念不忘,曾试图以传奉方式将户部侍郎张有誉擢升为尚书。
皇权一旦打开枷锁,谁都休想让它停下狂飙的脚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