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强烈谴责了对农奴士兵的残忍对待。在一个早先的版本中，他甚至声言在“每一个被鞭打的战士”身上都埋藏着一种“报复的意愿”。这一意愿“被压抑极深，尚没有强烈涌现”，但是正在等待爆发之中，“我的老天，如果真正爆发的话，将会有什么样的恐怖场景降临我们的社会”。他后来把这一段煽动性的语句删除了，估计意识到这些话会让他的改革计划断送在政府圈子里。托尔斯泰呼吁在军中废除体罚，认为军队的残暴化导致了俄军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拙劣表现。他提出应该对炮兵进行改革，在克里米亚战争中，俄军炮兵在联军米涅来复枪面前没有什么用处。

在提出如何提高军队指挥能力的想法时，托尔斯泰对克里米亚战争中的俄军军官做了强烈的批评，指责他们残暴而腐化，关心的只是士兵的制服和演练上的细节，这些人当军官是因为他们其他什么也做不了。但是，在这里他再次删除了一段激烈的言辞，在那段话中，他声称俄军高级指挥官们不过是一群宫廷幕僚，被选上指挥军队是因为沙皇宠信他们，而不是他们有多强的指挥能力。删除这段话的目的也是为了让他的方案能有更多机会受到关注。当时已有谣传说他是一首讽刺歌的匿名作者，这首歌将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归咎于扛着最高级肩章的军官的无能表现。这首民谣在军队里和社会上广为流传，以至于托尔斯泰因为被怀疑是作者而遭到了沙皇的弟弟、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大公（Grand DukeMikhail Nikolaevich）的训斥，指责歌词打击了军队士气。

虽然托尔斯泰是否是这首歌的作者从未得到过证实，但他却因此不再有晋升的机会，他在抵达塞瓦斯托波尔前的军衔是二级中尉，后来一直都是二级中尉。托尔斯泰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经历让他不光对军事系统产生质疑。诗人阿法纳西·费特（Afanasy Fet）第一次见到托尔斯泰是在1855年冬天，在作家屠格涅夫（Turgenev）位于圣彼得堡的寓所里。他对这个年轻人“对任何广为接受的观点自动持反对态度”感到惊异。在克里米亚与普通士兵共同生活让托尔斯泰看到了农民简单朴素的美德，让他投入了一场寻找新的真理的不倦旅程，试图发现一种在不公正的农奴制下，如何让俄罗斯贵族和地主过上有道义生活的方式。他过去的作品就曾经触及这个话题，在1852年出版的小说《一个地主的早晨》（ALandowner's Morning）中，他写了一个地主（也就是他本人）在乡村寻找快乐和公正的人生，发现只有在不停为那些没有他快乐的人做好事的过程中，才能找到快乐和公正。

大致在同一时期，他曾建议降低农奴在他的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庄园中应缴的佣金，但是农奴们并不习惯于这样的善意，因此对他的做法有所怀疑，拒绝了他的建议。然而，直到克里米亚，托尔斯泰才开始真正对穿军服的农奴们产生了感情——这些“淳朴而仁慈的人们，这些在真正的战争中清楚展现自己善良之心的人们”。他对自己过去的生活感到厌恶——赌博、嫖妓、大肆吃喝、铺张奢华、没有真正的工作和缺乏人生目标。在克里米亚战争后，他更为坚定地投入了与农民生活在一起、过一种“有真正意义的人生”的使命。托尔斯泰从克里米亚返回时，社会上已经出现了一种新的改革气氛。

倾向自由和开明的贵族普遍认为是时候结束农奴制了。用著名的十二月党人谢尔盖·沃尔孔斯基（SergeiVolkonsky）的话来说，废除农奴制是“在认可农民在最近两场战争中所付出的牺牲方面，国家至少应该做到的。现在是承认农民也是公民的时候了”。沃尔孔斯基是托尔斯泰的远亲，1856年时刚从西伯利亚流放中被释放。参加克里米亚战争的农奴士兵曾经以为可因参战而获得自由，在1854年春，曾有谣言说沙皇承诺任何志愿参加陆军或海军的农奴都可以获得自由，于是成千上万的农奴涌向征兵站，在被驱逐时与士兵和警察发生了冲突。在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后，农奴们对解放的期待再一次高涨起来，在亚历山大二世登基后的头六年中，曾发生过五百起农奴起义和针对乡绅的罢工。

新沙皇相信解放农奴是防止革命发生的必要手段。“自上而下地废除农奴制总好过等到某一天农奴制开始自下而上地瓦解”，他在1856年曾对一些莫斯科的贵族们如此说道。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让亚历山大二世相信除非能扫除落后的农奴制度并自我实现现代化，否则俄罗斯无法与西方列强竞争。当时的地主乡绅们对如何让自己的庄园赢利所知不多，他们中绝大部分人对农业或是会计一无所知，却像过去一样继续大手大脚地花钱，积累了越来越多的债务。到1859年，俄罗斯三分之一的庄园和三分之二的农奴已经被抵押给了政府和贵族银行。

解放农奴的经济理由已无可辩驳，许多地主已纷纷通过与其他人的农奴签约而转向使用自由劳动力系统。因为农奴赎买自由的钱可以用来偿还乡绅的债务，解放农奴在经济上的吸引力已越来越难以抵挡。1858年，沙皇任命了一个特别委员会，通过与地方乡绅委员会协商来制定解放农奴的方案。一些顽固的乡绅试图施加压力，限制土地改革的范围，或是把土地转让变得对自己更为有利。

在近两年时间里，特别委员会陷入政治扯皮中，行动迟缓。最终在沙皇的亲自干预下，保守的乡绅被击败，温和改革派占了上风。亚历山大二世在1861年2月19日签署了《解放诏书》（Edict of Emancipation），并通过教区教士向农民们宣读。土地改革的程度并不如农民期待的那么彻底，《解放诏书》给予地主相当大的权利来选择将哪些土地转让给农民，而且农民必须赎买自己获得的土地，而不是像他们期待中的那样不用付钱就被授予土地。   许多地方出现了暴乱，有些是发生在“假诏书”的谣言开始流传之后。这个谣言说公开发表的诏书其实不是沙皇签署的那一份，而是由贵族和政府官员们伪造的，为的是阻止真正的解放；真正的诏书是一份所谓的“金色宣言”，沙皇在这份宣言中宣布解放农民并把所有土地都赐予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