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杰出且鼓舞人心的预言以及马克思个人的斗志、能力和思想优势让他在接下来的20年里，获得了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导权。坚信历史站在革命者的一边，对于他们来说是最大的鼓舞。他们得知，无论他们的动机如何，他们投身的这项事业都注定将取得成功，对此他们心怀感激。作为一种分析方法，马克思主义基于一种历史的观念，认为人类受自然规律的制约，因为人类的制度由发展着的生产方式所决定，马克思主义还坚信工人阶级是上帝的选民，他们在罪恶的世界进行着朝圣的旅程，而旅程的终点就是成功地建立一个公平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自然规律的铁律将不再起效。

社会主义革命者因此能够对通往社会主义纪元的进程不可抗拒这样科学的无可辩驳的观点充满信心，而坚持革命激进主义似乎已经没有必要了。马克思自己在践行他的学说时似乎更为谨慎，他只是宽泛地运用他的学说，清除历史上个人无力反抗的改变，而且并没有作具体的延伸。这可能并不奇怪，和很多大师一样，他并不认可自己所有的学生：后来他声明自己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进一步鼓舞、动员了工人阶级。行业工会和合作社在一些国家已经存在；工人的第一个国际组织（不久后简称为“共产国际”）成立于1863年。尽管该组织内部包含很多不赞同马克思观点的人（其中很多是无政府主义者），但马克思的影响在该组织中是主要的（他是共产国际的书记）。

它的命名让保守派感到恐慌，而他们的直觉无疑是对的。1848年后的几年间，社会主义者承袭了自由主义者的革命传统，他们坚信工业工人阶级在历史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尽管这一阶级在英格兰以外的地区还并不显眼（更不用说在大多数国家占主导地位了），这一信条被添加在传统的观点中，宽泛地说，传统观点认为革命不可能是错误的。从法国大革命中演变而来的政治思想模式因此传播到一些社会中，在这些社会中它们通常能证明该社会的不合理性。现代文明（据我们目前所知，它是第一个在其社会结构的核心位置中不包含宗教信仰的文明）是何时，通过怎样的方式到来的这个问题非常复杂。

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如何界定我们希望得到的究竟是什么。我们可能不能将城市或工厂在打破传统信仰结构中所起的作用与其他因素所起的作用相分离，比方说，在改变（或腐蚀）文化中科学和哲学所起的作用，或者政治激进派训诫人们宗教是社会压迫的面具这样的行为所起的作用。然而到1870年，一个新的未来在欧洲工业人口中已经显现。在这部分人口中，很多人都具有文化修养，与传统的权威格格不入，关注世俗，并且开始注意到他们这个人群是作为一个独立实体而存在的。

与以往不同，这是一个文明所依赖的截然不同的人类基础。而且，在思想活动的更高层面上，19世纪是人类思想产生剧烈动荡的一个时期。无论是新思想还是旧思想都不断面临挑战。在那个时代，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难说清“社会”的总体“思想”究竟是什么，可能试图这样做本身就是不明智的。例如，当时人们已经指出，很多事情在很大程度上让个人变得很渺小，并且让个人的精力都用在了应付生活上——随处可见的大城市不断出现；工业帝国不断建立，人们身在其中只是大机器上的一个小齿轮；政府权力不断增加，所有这些现象让人们产生了消极、冷漠和无助的感觉。

但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成千上万的人在日常生活中确实已经比过去拥有了更多自由选择的权利，因为科学和技术让他们比过去能更多地控制他们周围的环境，而且他们的口袋里有了少量的钱。电和管道煤气为他们提供了更廉价、更干净且更方便的方法来照亮房子和车间，从而使他们能更好地利用自己的时间。自行车一经发明，成千上万的人在移动方式上又获得了新的自由，他们在闲暇和工作时间都可以使用自行车。避孕的方法一经传播，男人和女人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决定他们的家庭生活，而不需要迁就导致怀孕的可能性。上述自由非常实用，现实问题想必已经显示出在先进的社会中人们观念上的总体变化，我们称之为“唯物主义”。

这不仅仅是人们越来越多地体验到物质上的享受和满足；在每个时代，这样有用而又缺乏的商品总是为社会各个阶层的人所追寻，这些人都认为他们能够得到这些商品。从这种意义上来说，19世纪实际上标志着唯物主义的进步，随着这一理论的继续，越来越多的商品可供利用正好为其做了宣传，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满足。但是从更深层次上来说，唯物主义也是这个时代的一个现象，可能它更重要的是记录了这个时代文化的变化。其标志之一就是人们对超自然现象具有压倒性优势的信仰开始慢慢减弱；教会在一些国家从19世纪前半期就已经开始衰落。

19世纪末，很多人（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乐于接受唯物主义的解释，他们通常通过自然科学来解释自然和人类世界，而反对任何传统宗教针对这些问题所作出的解释。但是没有哪种文化的成熟阶段不包含反驳的观点或内部的矛盾，这种唯物主义思想与启蒙运动的遗留思想相冲突，后者的实际成果到19世纪才成形。例如，唯物主义被一些人用来暗示：既然某些重要事实通常决定了之后很长时间内将发生的事，而且个人的努力在任何重要阶段都无法影响这些事件的发生，那么个人的命运就不是由人们理性的选择或有根据的意愿决定的（这两者甚至远不及上帝所起的作用），而是由无意识的自然进程所决定的。

在唯物主义世界里，理性的个体可以决定自身命运的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是没有立足之地的。在界定这类决定性的因素时，有些人强调地理和气候的重要性，有些人强调竞争的重要性，有些人强调经济的重要性。尤其是官方的马克思主义，在19世纪越来越倾向于将其理论归结为世界必然走上它本来的道路，因为物质力量决定着经济生活，我们将看到一个美满的成果，工人阶级必然超越他们的前辈；这究竟让人感到欣慰还是沮丧则取决于你站在怎样的立场上来看历史呈现的这场戏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