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密尔顿拿州债承担方案孤注一掷，但它的前景却不容乐观。汉密尔顿回忆道，“麦迪逊先生和其他一些南方知名人士开始反对债务承担。在那个季度，反对派认为自己有望取得成功。”汉密尔顿以其一贯的激情投入了这场艰苦的战斗。他不得不在没有华盛顿支持的情况下领导进攻——总统虽然支持债务承担，但并不希望背负支持派系的罪名，因此在发表公开言论的问题上犹豫不决。雪上加霜的是5月时，华盛顿身染肺炎，卧病在床，虚弱不堪。杰斐逊说，“在场的3位大夫中有两位宣称，华盛顿危在旦夕，已无药可医……你无法想象公众对这一事件的惊慌。”5月10日至6月24日，华盛顿身体极度虚弱，甚至不能写下一条日记。这段时间里，汉密尔顿似乎在履行作为事实上的国家首脑的职责。

汉密尔顿在此期间写下的未经发表的言论中，指责杰斐逊企图在空位期谋夺总统之位：杰斐逊先生担心汉密尔顿先生今后将成为自己争夺总统职位的强大竞争对手……杰斐逊正式上任后，总统遭受病痛的折磨，令每个爱国者都心如油煎，而国务卿却表现出勃勃野心，试图清除每一个妨碍他的危险对手。愁云惨淡的状况令他看到问鼎总统宝座的机会。他若要以继任者的身份吸引公众注意，就需要解决风头正劲的财政部长这只拦路虎。[61]汉密尔顿之所以隐藏这段回忆，可能是因为其中泄露了他自己和杰斐逊一样做着总统梦。华盛顿患病期间，汉密尔顿及其属下展示了惊人的组织能力——他们游说众议院，使其赞同债务承担。财政部长成了联邦大厅里无处不在的人物。

威廉·麦克莱无比愤怒，他曾在日记中责骂汉密尔顿，称之为“陛下”，还有一次称之为“该死的恶棍”（其实汉密尔顿的待遇还算不错，麦克莱觉得约翰·亚当斯像“刚刚穿上裤子的猴子”）。由于汉密尔顿像龙卷风一样令人生畏，所以他遭到了那些害怕执行机构过于强大的众议院成员的强烈抵制。他们认为汉密尔顿的行为让人想起1720年的英国财政大臣罗伯特·沃波尔（Robert Walpole），沃波尔几乎拥有无限的权力，成为第一个获得“首相”称号的人。费城的本杰明·拉什谴责汉密尔顿的高压游说：“我怀疑是否有更多不光彩的手段被用于推动财政部长的报告。

这些手段曾被一个英国大臣使用过。在纽约市，这种影响力不仅限于夜访、许诺、牺牲，还有恐吓威胁。”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试图通过他的债务承担计划来保护联邦，然而在这个时候，似乎还没有人要进一步扩展它的分界线。如果政治首先是一门折中与妥协的艺术，那么汉密尔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非常不称职的。他希望成为一名勇于前行的政治家，而不是总在妥协的政客。他提出一揽子财政措施，希望立即被所有人接受，却忽略了循序渐进的方法。正当反对汉密尔顿的媒体逐渐增加时，麦迪逊的支持者嗅到了胜利的气息。4月8日，威廉·麦克莱对汉密尔顿追随者的焦虑感到幸灾乐祸：“今天下午在众议院里，绝望和茫然的情绪蔓延在财政部长党羽中间，如此消沉的场景，是我以前从未见到过的……（鲁弗斯·金）看上去就像一个受了鞭打的孩子。”事实证明麦克莱的振奋是对的。

4月12日，众议院以31票对29票否决了汉密尔顿的债务承担计划，两周以后又投票决定停止一切有关该问题的争论。6月初，一切迹象都表明债务承担计划似乎即将被人遗忘。于是，汉密尔顿不得不寻求妥协，以挽救他的财政计划。汉密尔顿抓住了关于首都选址问题的分歧。在制宪会议上，代表们决定在某个地点设立26平方千米的联邦特区。这个决定引发了戏剧性的想法。

有些人害怕这会形成享有特权的飞地，因而觉得建立独立的首都是个非常危险的主意。乔治·克林顿州长把这26平方千米的联邦特区想象成被玷污的总统“宫廷”，充斥着败坏形象的皇家服饰，以及“懒惰的野心、傲慢的粗俗、对不劳而获的渴望……阿谀奉承……叛国投敌……背信弃义，首当其冲的是对美德的嘲弄”。确定首都的问题使争论变得更加复杂。对于参与竞争的各州而言，这是一个里程碑般的重大决定，因为获胜州将得到巨大的财富、权力和人口。更重要的是，这将影响到联邦政府的风格，因为联邦政府无疑将吸取所在周边地区的某些政治氛围。

在这样一个交通还不发达的大国里，当地公民的声音更容易传入联邦立法委员的耳中。使得争论愈加复杂的是，有人期望在永久性首都被选定之前，应当先寻找一个临时性首都，例如纽约或费城，作为政府的暂时落脚点。尽管汉密尔顿具有国家主义者的倾向，但他仍希望纽约至少能够成为临时性首都。1788年8月，他与自己的昔日导师、新泽西州的州长威廉·利文斯顿联络，表示自己震惊于对方落入“宾夕法尼亚州的圈套”，支持费城作为第一届国会的临时首都。东北各州害怕一旦费城成为临时首都，并且以后还有可能成为永久性首都，宾夕法尼亚州由此获得的权力将越来越大。汉密尔顿向威廉·利文斯顿许下一个诱人的承诺：如果利文斯顿支持纽约作为临时首都，那么汉密尔顿将认可新泽西州的特伦顿作为永久性首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