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间，二方面军的部队进到甘南岷州一带。这时，我因肠胃炎，在后方休息。记得有一天，接朱德总司令电话，叫我到红军总司令部去一趟（总司令部设在岷州乡村中）。赶到后，总司令对我说：“西北局决定要打胡宗南，以便同一方面军会合。现在31军军长王树声病了，你到31军去当军长，打胡宗南。”我是革命军人，习惯了服从命令，更何况是朱总司令亲自交代的，所去的部队是红军部队又是为了打胡宗南，我二话没说，就同意了。

我从岷州前往漳县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报到，同行的还有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及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李卓然。到漳县后，见到徐向前，他欢迎我来工作。这时张国焘也从总部来到前方，他一来就以家长方式命令部队自通渭、渭源、漳县地区西去，准备渡黄河，经青海、西宁大道翻祁连山，进入甘肃西部。

朱德总司令从后方赶到漳县之三十里铺，建议召开西北局会议，坚持北上，但没能使张国焘转变。部队继续西进洮州。干部战士听说还要过草地，极为不满。如9军军长孙玉清就愤愤地说：“天天向太阳落去的地方走！”不少人甚至离队，消极抵抗。

到洮州又开西北局会议，朱德说四方面军不应西进，而应向北进的理由。徐向前也说：“鄂豫皖的老同志也不愿向西走了。”陈昌浩、傅钟、李卓然和我，都同意朱总的意见，一致要求北进。这样张国焘才不得不同意回头。但部队拉来拉去耽搁了时间，以致胡宗南、毛炳文、王均等部靠拢了。我这个军长，也因部队行动的辗转变化，直到10月20日，才在通渭赶到31军军部任职。

在此之前，一、四方面军于10月8日在会宁会师。红二方面军从甘南艰苦奋战，夺路前进，渡过渭河，通过西兰大道，于10月22日也在会宁东北的将台堡与一方面军胜利会师。这就是中国革命战争史上有名的全国三大主力红军在陕甘宁的大会合。至此，我们完成了长征的伟大任务。

红二方面军的长征，有着重要的经验教训。第一，高度地保存了有生力量。长征途中，我们虽然消耗很大，但补充也多。从湘西出发时是一万八千人；过金沙江时，保持了出发的人数；出草地后还有一万人以上。之所以能这样，我认为我们的战略思想明确。

我当红军以来，经过了三次长途行军，对这种行军如何保持有生力量逐渐形成了一种观念，就是中途要找适当的地方休整，发动群众，扩大红军，训练部队，治疗伤病员，筹集粮款等。

从湘赣苏区出发时，弼时同志就提出要建立游击点和游击根据地，我赞成这个观点。这样，部队就不会连续行军，可以得到休息和补充。长征途中，只要到了有粮食或其他条件较好的地区，我们就停下来，布置大战。敌人 看到我们停下来要打，也会停住观察一下，调集军队，调整部署，总得三天五天，十天八天，我们就趁机休息，做群众工作，争取主动，能打就打，不能打就走。利用这个办法，我们一路虽打了许多恶战，减员不少，但都能及时得到休整与补充，有效地保持了有生力量。

第二，坚持正确的军事方针。早在二、六军团会合时，我们就从自己的军事行动的体验中，得到了退出苏区和搬家式转移的痛苦教训，对过去那套以阵地战代替运动战，以堡垒对堡垒的打法已无兴趣了。那种打法，是近乎冷兵器时代兵对兵，将对将，“下战书”和先报姓名的愚蠢打法。孙子在两千五百年前就提出“毋要正正之旗，毋击堂堂之阵”的观点，“左”倾错误的领导者，是不懂中国优良的军事传统的。

当时，我们虽然还不能从理论上批评它，但知道那种打法是不行的。在战略转移中，我们坚持了游击战、运动战的军事方针。我们由湘鄂川黔去贵州，不是径直向西，而是声东击西，先向东南东渡过澧水、沅水后，进至湘中，然后向西。敌兵虽多，处于优势，也抓不住我们。

在贵州突然进至札佐，威胁贵阳。在普渡河，突然冲到昆明城外三十里地，这些地区都是敌人的战略要地，可以影响敌方的战略行动。常常采取曲线行军，穿插于诸路敌人重兵集团之间，弄得敌人扑朔迷离，疲于奔命；有时以急速的行动，猛烈的动作，震撼敌人战略要害，造成其临时应付、仓皇调动的无计划行动，我则易于抓其弱点，摆脱强大敌人。

记得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师后我到延安，朱德总司令对我们说：“二、六军团集游击战、运动战之大战。”我认为这是对二方面军中肯的评价和鼓励。

第三，坚决执行党的政策。红二方面军长征，经过了湘、黔、滇、川、康、甘、陕等省，前后攻占了三十多座县城，一路上，我们广泛宣传党及红军的政治主张，团结、教育、争取了包括开明绅士周素园、被俘国民党中将张振汉等在内的各种力量，使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深人人心。

尤其是经过苗、瑶、回、彝、纳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正确地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大力宣传民族团结、民族平等，严格贯彻《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扩大了我军的政治影响，播下了革命的火种。广大人民群众认识到红军是最不怕艰难困苦、最富于牺牲精神、为人民谋利益的武装，共产党是忠实于自己的主义及为人民解放事业奋斗的政党。人民支援红军，这就使得我们在广大地区（包括大部分白色区域）的活动，都能像鱼在大海中一样自如地游动。

第四，强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二、六军团在会师之前的组建时期，领导人和主要干部还有许多人就具有为实现民主革命和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坚强意志。为了这种理想，就不怕任何艰难困苦，敢于牺牲奋斗。二、六军团会师以后，很快形成了以任弼时为首的坚强领导集体，强调党的领导和建设，重视政治工作，不断加强无产阶级思想教育，反对各种不良倾向。

同时，不间断地进行党的方针、路线、形势、任务教育和党的统一战线以及官兵一致、亲密团结的教育。战斗和行军中进行了改造俘虏与教育新兵、实施不间断的政治动员和宣传鼓动等工作。战斗越激烈，环境越艰苦，政治工作就越深入、活跃，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越坚强有力。即便只有一两天休整时间，甚至在行军大休息中，也不忽视宣传和组织群众工作，及时分配没收的财物，有群众在一起，军队就不孤立，士气就旺盛。真是“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因而，长征途中，强大的敌人没能搞垮我们，人间罕见的自然灾害和艰难困苦没能压倒我们，主要原因就是主要领导人和许多革命干部具有革命的理想，为了这种理想的实现，坚持了党的正确领导，发挥了政治工作的群众性、及时性的强大威力。一句话，我们是党领导的军队，党指挥的军队，为党的事业而战斗的军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