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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袁公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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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368年，流民皇帝朱元璋称帝，大明帝国建立。

朱元璋自己就是流民出身，他深知流民对帝国系统的危害，故此，他制定了秦汉以来最严酷的人口控制政策。

各色户籍“户以籍定，配户当差”，把老百姓分为“军、民、医、灶、匠、驿”等各种户，按户分配差役赋税，户籍世代传承，不得随意改行。

（出身寒微的朱元璋）

老朱就像电影《霍比特人》里的史矛革一样，盯紧了他用三尺利剑劫获的财宝—人口，他希望这些人像地里的庄稼一样，永不移动，世代为他、为他的子孙服务下去。

然而他的帝国最后还是死于被流民淹没，这就是历史的循环。

（朱元璋）

任何朝代快要灭亡的时候，历史书上都难免有一句：“某代末年，民不聊生，流民四起”。

然而明代的流民问题就好像从胎里带来的先天疾病，从明代初期就开始出现。

早在洪武年间，太祖爷就痛心疾首的表示：“四川、陕西两界相接之地，自定天下以来，番汉顽民多潜遁山谷间，不供征徭，不惧法度”。

这帮流民逃到险要处，不服差役也不纳税，这都老朱家的损失啊。

帝国统治自己的子民就像统治殖民地，只想索取而不负任何责任，老百姓最低成本的对抗方式就是逃跑，历史上经历过长期专制统治的国家往往会形成一种鲁迅所批评的“看客”的国民性，因为他们的祖先就习惯于用逃避社会责任来对抗帝国的强盗式统治。

（流民）

而到了需要自己负责的现代社会，他们也延习祖先的做法，就会造成各种社会问题，这就是“专制后遗症”。

明代的流民到底有多少，据一些学者估计，明代总人口中有十分之一的流民，即总人口六千万，流民有六百万左右。

这个数字已经很可怕了，想象一下，现代某国家如果十个人里就有一个“黑户”，其社会治理要失序到何种程度。

然而实际情况可能比这个还糟糕，糟糕就糟糕在明代的户籍统计是不可靠的。

（流民）

明代有一个十分吊诡诡的现象，就是在它统治的两百多年里，人口居然没有增长。

这是不可能的，明代中期有人就提出过疑问：“太祖当兵燹之后，户口顅极盛，其后承平日久，反不及焉?”

明代中期人口统计数字居然比初期少了，这是怎么发生的？

满清入关之后给了我们答案。

进入北京后，满清收缴了一批户籍黄册，想以此了解明代的经济状况。

可户部的档案却让他们惊掉了下巴：户部官员已经把人口“统计”到了崇祯四十年。

敢情这数字全是编的啊。

（流民）

历史上同时存在着“明代人口停滞之谜”和“清朝人口爆炸之谜”，这件事就把两个谜连在了一起，人口早就爆炸了，只是没统计到，甚至有可能明朝的“黑户”数量比正户都多。

没有户籍未必是流民，但这些没有户籍的人无疑是庞大的流民后备军。

明朝治理流民的方式简单而无效，一是屠杀，二是“赔纳”。

流民成了地方官员最好的背锅工具，一切社会治安事件都是流民干的：“岁饥则啸众争夺而为盗，其来非一日矣”。

（明朝）

对付这些流民，当然只能是：“不即诛，恐有后患”。

地方官员一面强调流民非出己境，互相推诿，一面积极预测流民会爆发叛乱，要求尽早出兵镇压。

在地方官员“平时既无抚驭之方， 有警又无剿抚之策，蒙蔽贼情，坐视民患”之下，明宪宗继位当年，发生了明末农民战争以前最大规模的民变“郧阳民变”。

（明朝百姓）

在荆襄山地隐蔽了二十多年的流民刘通聚众四万，“自称汉王，建元德胜，署置将军、元帅”

提督荆襄军务的白圭受命清剿流民，仅用一个月时间，“擒通及其众三千五百余人，获贼子女万一千有奇，焚其庐舍，夷险阻而还。”

清剿政策并不能解决流民问题，不到四年流民就“结芦如故”。

成化六年大旱，原刘通部下李原聚集流民数十万发动了规模更大的起义，抵抗官军八个月。

流民武装势大，本次受命清剿的项忠只好打出一招“徼抚并用”，宣布从犯不咎，安排回家。

（明朝百姓）

五十余万人出山投降，李原被擒杀。

项忠却没有依约而行，运送流民的船夫故意覆船，加之疫病流行，项忠视而不见，路上病饿而死者数十万。

对于已经产生的流民采取屠杀，防止流民的方式则是“赔纳”，就是让各户联保，逃亡人口的赋税由未逃亡者负担。

这个政策造成的恶果是，未逃亡者赋税越来越重，最后干脆也逃了。

（流民）

从明朝政府的“赔纳”政策可以看出帝国基层治理的的失效及其后果。

帝国基层治理是从帝国建立的一刻就开始持续废弛的，就像人的老化一样无可逆转，它是帝国不断用低效系统取代高效系统的结果。

明朝初年，地方官向朱元璋报告了一个喜讯，其治下出了个家族，九世不分家，堪称帝国官方意识形态—儒学的典范。

老朱却猪腰子脸一沉，怒道：“以此众叛，何事不成”，让人把这个宗族的首领杀掉，强令其分家。

（明朝）

儒学只是一件漂亮的外衣，何曾真正实行过，五四青年会觉得儒学虚伪，是因为秦制帝国和儒学根本就是南辕北辙，用儒学的理想映照秦制帝国的现实，就显得虚伪了。

儒学要求的是建立共同体社会，“亲亲高于尊尊“，“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而秦制社会就是要拆解一切共同体，“欲治其国，必离其众”，防止能和帝国对抗的组织产生。

这造成了秦制帝国的一大特点：社会治理成本高昂，而且是越来越高。

拆散了共同体，社会还是要人管，就只能建立吏治国家，用官吏代替过去共同体的领袖。

（明帝国）

这个过程就好像你把一个个自负盈亏的私人小饭店，变成不计成本的公家大食堂，当然是越来越低效。

低效的基层官员各种贪腐的消耗使帝国的征税成本越来越高，但是帝国是要维持的，于是就只能把还有效控制的部分盘剥的越来越严重，就像抓沙子，抓的越紧，沙子流出的越快，最后什么剩不下。

到了这个时期，王朝也就走入了末年，表现为老百姓的负担越来越重，朝廷却越来越缺钱。

秦制帝国是一种无机化的社会整合，把无数流沙式的“原子人”用暴力机器强行聚拢到一起，所以黄仁宇会有整个社会是一个扁平型大农村的感觉，所谓的“缺乏数目字”实质就是缺乏复杂度。

（农民军）

秦制帝国就是“终序者”，它消灭一切秩序，唯一的秩序来源就是帝国本身，一旦这个秩序开始崩解，从中散落出来的就是流民。

在先秦社会，流民是不存在的，因为社会上有各种共同体，有古老的宗族，也有新的诸子百家，我们比较熟悉的墨家就是手工业者的行会，这个行会还比较原始，但仍然是功能化的，对其成员管理也负责，他们的成员就不可能成为流民。

秦制帝国最痛恨流民，他们是帝国的癌症，但造成流民的就是这种统治秩序本身，这也是历史循环。

参考资料：

杜韦.流民、抚治与社会变迁[D].青海师范大学,2014.

李洵.试论明代的流民问题[J].社会科学辑刊,1980,(03):70-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