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道理呢？其实有点牵强。奈何这么说的人真的多，且司马迁、王充竟都是何等级别的人啊——且他们这么说的用心又无疑都是好的。至此，还须问，为什么同样一首诗会有这么多理解？听谁的为最宜？……

《关雎》之诗，无人不知。但它究竟在写些什么，该作何理解，其实一直是一笔“糊涂账”——争议不断。历朝历代方家意见，少则已有如下之三。其一，就是文本的字面意思，此《诗经》首篇之谓：对心上人的单相思也（傅斯年等）。这种说法，姑妄言之，属于它的“过去理解”。纯然由文本而发，自“关关雎鸠”由不知哪一位先民唱出的时刻——其很久很久以前已有。“最原始亦最贴近实情”，“最过去亦最现在”，今天的语文课上，因此大都讲这一种理解。其二，这是一首赞美诗，赞美周天子的后妃“有关雎之德，是幽闲贞专之善女，宜为君子好匹”（《毛传》等）。孔子推而倡之曰“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第三》），为后世君子树立了婚姻人伦的典范。

——好像……好像也挺有道理的。姑妄言之，曰：“未来理解”——以“伦常即王道”寄予后世，供后之览者学之行之。

其三，这是一首讽刺诗，与上述赞美诗的理解则完全相反。汉儒多持此理解。如王充在《论衡》里说：“康王德缺于房，大臣刺晏，故《诗》作。”——“晏”即迟到、耽误国家正事儿，《史记》《淮南子》《风俗通义》等一大批汉儒之书均言《关雎》为讽刺周康王好色误事而作（《史记》同时又赞成赞美说，见诸《外戚世家》）。这就属于是“当代理解”，据史说诗，据诗说史，意在劝谏他们当时的帝王以周康王那段荒唐的经历为戒。有没有道理呢？其实有点牵强。奈何这么说的人真的多，且司马迁、王充竟都是何等级别的人啊——且他们这么说的用心又无疑都是好的。至此，还须问，为什么同样一首诗会有这么多理解？听谁的为最宜？

——近代训诂学家、南社诗人胡朴安先生在《诗经学》中说得甚好。要言之，三种说法都得听，又都不能亦步亦趋地听。

这就涉及到《诗经》究竟是怎么来的。怎么来的？起先，“关关雎鸠”等尚是草昧的民歌，已在某一地区长久地流传，百姓歌之咏之，舞之蹈之，由来已久——这便形成了“过去理解”，亦胡氏所说的“作诗之义”。继而，周朝派人把这些民歌采集回来，这便形成了“采诗之义”——朝臣因之拿到了这些“净化版本”，推而阐发为各自的“当代理解”，为这些原本的民歌加诸种种新鲜的、政治性的注脚。最终，《诗经》其最终还经历了孔子等人删诗的过程，遂成“删诗之义”、“未来理解”——《关雎》诸诗，因之又加上了一层道德意义上的注脚。综上，后之览者不妨根据自己对《诗经》个性化的需要选择一种或两种诠释即可——为了感受文学的美好，亦或者为了走近历史、修身养正。

——是所谓“三种说法都得听，又都不能亦步亦趋地听”，各安对这首诗的所需就挺好。这是由《诗经》的特殊性决定的。

后世之诗则不必如此去读。1、屈原之后，诗人署名越发明白，即“文学”逐渐成了一项独立的事业，而再不像《诗经》三百零五篇，竟几无一位确信的作者（仅个别《雅》篇结以“吉甫作诵”、“寺人孟子”）。尤其《国风》，基本上篇篇没有确信的创作背景，而大约只知道它们是从哪里采集来的。2、文学事业既已趋于独立，文本作者既已趋于清楚，则各个诗篇的创作背景自然清楚——此如《楚辞》诸诗既然紧紧跟着屈宋，何忧何愁，没有头绪吗？3、后世也不会再有《诗经》这种特殊地位的诗了——不会再有：一部诗集而已，周文王、周公、孔子及历代宗师竟都为了它煞费苦心。诗而称“经”，别无分号。所谓经典，其整个中华文明的精神纲领也，其整个中华民族世代共享的生产生活资料也——迩之可以事父，远之可以事君（《论语•阳货第十七》）……

——若屈宋李杜是文学中的水草嘉鱼，《诗经》便是那鱼缸；无数中华先民的生产生活便是那鱼缸赖以取水的江河湖海。

写于北京家中

2024年8月17日星期六

【主要参考文献】《诗经》，《论语》，司马迁《史记》，《淮南子》，朱熹《诗集传》，胡朴安《诗经学》，闻一多《诗经讲义》，傅斯年《诗经讲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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