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政府认识到，美国的社会政治和经济体系已不再有效。但是，它能得到改革吗？ 戈尔巴乔夫在作为苏联共产党总书记上台后不久的一次演讲中宣布："同志们，很明显，我们都需要改变。我们所有的人"。这句话预示着改革开放，也就是戈尔巴乔夫改革苏联不断恶化的政治和经济体系的努力。正如他后来向联合国所描述的那样，这是一项努力，通过这项努力，苏联"根据新的任务和整个社会的根本性变化进行自我重组"。然而，尽管戈尔巴乔夫很乐观，但改革还是失败了；苏联系统根本没有能力完成如此大规模的变革而做到不崩溃。 考虑到这一点，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最近在布鲁金斯学会发表的关于"更新美国经济领导力"的演讲的重要性。他的讲话标志着美国战略和经济思维的深刻转变；承认美国几十年来的许多做法和言论都是错误的，并认识到必须进行痛苦而紧迫的改革。 正如戈尔巴乔夫所理解的那样，认识到变革的必要性和成功实施这种变革，是两件截然不同的事情。拜登政府是否正走在吸取同样痛苦教训的道路上？ 旧"华盛顿共识"的失败 沙利文的演讲不仅反映了他的个人观点。实际上，在演讲之前的几天，整个活动被称为"拜登政府的国际经济理论"的"纲要"。它还建立在沙利文和政府中其他人已经发展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观点之上。 简而言之，这次演讲是对美国过去四十多年来强有力的自由市场经济政策的强烈驳斥。沙利文对市场总是以社会最优方式有效分配资本的观点提出质疑，"以过度简化的市场效率为名，整个战略物资的供应链，连同制造这些物资的产业和工作，都转移到了海外。深入的贸易自由化将帮助美国出口商品，而不是就业和能力，这种假设是一种承诺，但没有兑现。"他还承认了偏重金融部门而非"实体经济"的错误，指出："我们的工业能力，它对任何国家继续创新的能力都至关重要，现在受到了真正的打击"。 沙利文指出，许多国际经济政策的前提是经济一体化可以使各国基本上采用西方的政治价值观，但是，事实证明这完全错了。他承认："经济一体化并没有阻止中国在该地区扩大其军事野心，也没有阻止俄罗斯入侵其民主邻国。尤其是中国的冲击没有充分的预期和也未得到解决”。 沙利文接着说，在这些问题之上，还有两个新的挑战：气候危机和经济不平等，后者部分是以往经济思维的后果。这两个问题从根本上改变了经济格局，需要一种新的经济学方法。涓滴经济学、压制工会、减税、放松管制和企业集中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强大的自由市场思维的产物，实际上，已经使事情变得更糟。所有这些因素的综合结果，已经危及到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民主稳定。因此，沙利文认为，有必要采取新的经济学方法，考虑到这些新的现实，包括恢复产业政策。 所有这些听起来非常熟悉唐纳德-特朗普对美国的"强奸"的谴责和重新"创造"的呼吁，只是语言要温和得多。事实上，在过去几年里，所谓的新右派中更多的知识分子一直在倡导这样的变革，从迄今为止的异端经济智库美国指南针到以工业政策为重点的《美国事务》杂志。我自己也沿着这些思路进行了论证，指出美国利用产业政策追求国家发展的历史悠久，富有传奇色彩。 拜登政府，因此也隐含着华盛顿的政策官方，现在正在阅读相同的乐谱，这是一个值得欢迎的发展。按照沙利文的说法，乔-拜登总统的议程是以建设、生产和创新能力为中心。实现这一目标的第一步是通过现代美国工业战略在国内投资。沙利文认为，尽管有些人会对此提出异议，但工业政策作为一个词已经消失了，但实践却没有。他以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为例。 总的来说，沙利文的演讲强调指出，人们越来越认识到需要一种新的经济方法，尤其是考虑到不断变化的国内和国际经济条件和现实。 新"华盛顿共识"的失败即将到来 沙利文的讲话当然值得欢迎，但是，承认存在问题仅仅是解决这个问题的第一步。拜登政府面临着三大障碍，这些障碍可能会使其改革的努力受挫，甚至完全破灭。 首先，这种新经济政策的流行名称--"新华盛顿共识"，显然是指旧的、以自由市场为导向的华盛顿共识，暗示着未能完全放下当前的范式。这是西方政策界一个更广泛的问题的症状，即没有能力在不依赖过去的辉煌的情况下阐明和证明社会的前瞻性愿景。看看那些一再试图将经济发展计划作为"国家/地区的马歇尔计划"、"绿色新政"、应对中国带来的挑战的"长电报"等的尝试就知道了。人们感觉到，西方的政策制定者在智力上已经穷尽所有，却没有新的想法了。至少，这里有一个想象力的失败，当广泛和严肃的改革处于危险之中时，这颇令人担忧。 第二，演讲中关于拜登政府，更广泛的美国政策制定者，所说的其对华关系的意图很不诚实。沙利文强调，美国"在多个方面与中国竞争，但我们并不寻求对抗或冲突。我们正在寻求负责任地管理竞争，并在我们能够做到的地方寻求与中国合作。"沙利文的立场，以及隐含的政府立场，正如托德-N-塔克总结的那样，"我们不是要限制中国的增长。他们和其他国家的发展对世界和稳定都有好处。" 这听起来很空洞。自本届政府上任以来，它对半导体实施了重大的出口管制，并通过商务部将许多中国公司列入黑名单，商务部部长吉娜-雷蒙多表示，美国必须与欧洲各国合作，"减缓中国的创新速度"。 一个观察家可能会指出，这里的意图是追求"健康的经济竞争"，按照沙利文的描述，与中国目前随意盗用美国知识产权和系统地破坏和滥用现行贸易体系的做法形成对比。这也许是真的。但是，撇开工业间谍和知识产权盗窃在现实中是地缘经济竞争的游戏规则不谈，况且美国也非常熟悉此套路，《外交政策》专栏作家Adam Tooze几天前在分析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自己关于与中国竞争的讲话时提出了一个关键的看法。Tooze在总结耶伦名义上的立场时指出，"一个强大而自信的美国没有理由阻碍中国的经济和技术现代化，除非在美国的国家安全机构--世界上最庞大的国家安全机构--定义为基本国家利益的每个领域。如果这不是虚伪，你就必须想象我们生活在一个金发世界，其中与国家安全有关的技术、工业能力和贸易是更广泛的经济和技术现代化的附带条件”。 华盛顿似乎想两全其美：它承认它必须进行痛苦的但必要的改革，这将现实地要求有限地缩减美国领导的单极世界秩序，同时也以某种方式维持这一秩序，拒绝对多极化的前景寸步不让。这方面的可行性是一个开放的问题。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虽然沙利文的演讲承认迫切需要解决美国的多种经济问题和挑战，但在美国目前的政治和社会经济背景下，这种改变是否能够现实地实现，尚不清楚。我曾热切地写过支持这种变革的文章，但鉴于冠状病毒大流行、乌克兰战争以及华盛顿对这些事件的反应所产生的更广泛的结构性经济影响，我现在持怀疑态度。我们的地位简直比过去弱得多，国内的政治团结在过去三年里受到了侵蚀。 正如瑞典作家马尔科姆-凯尤恩所指出的，"对一个政治体系来说，唯一最危险的时期是，它多年和几十年来一直无视一个迫在眉睫的危机，最后背靠着一堵无法移动的墙，试图实行大范围的改革"。正是在这里，政治革命最容易发生；想想法国大革命，清朝的灭亡，或苏联的崩溃。甚至目前美国领导的秩序的捍卫者的罪魁祸首，乌克兰的战争，也起源于类似的情况；Maidan革命的发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政治上破产的亚努科维奇政权试图拯救国家的经济，但失败了，2014年被华盛顿邮报描述为"23年无能的经济管理的遗产"。 政策制定者最终承认我们的问题真实存在，这很好。但是，正如戈尔巴乔夫可以证明的那样，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社会多个层面的支持，而这些层面可能对变革并不那么有兴趣。 考虑一下华尔街。美国银行是信贷的发起者，也是经济中最重要的角色，它们能真正接受美国金融业的特伦特-格洛里厄斯时代已经结束吗？目前的低利率环境已经导致这些机构在华盛顿的游说活动中增加了20%的开支。风险资本家、私募股权公司和投资者，那些在过去几十年支持投机的环境中获得巨大财富的人，这些人会欢迎一个选择有限的世界吗？在这个世界上，投资于两年内实现5-10倍回报的科技应用公司不再是一种选择，而必须将资金用于长期（10-20年）、低回报（相对于科技）、风险高的项目，如工厂、炼油厂等等？常识告诉我们，这样的变化在每一步都会受到抵制。 那么军事工业部门呢？主要的主承包商从目前的金融模式中发了财，但却不能提供生产力，他们会愿意接受痛苦的调整吗？美国陆军会接受必须削减其预算以增强海军力量的论点吗？各个国会议员真的会投票赞成关闭他们自己所在地区不必要的基地、工厂和其他创造就业的设施吗？数以百计的前高级军事官员，包括有影响力的和精通媒体的类型，是否会接受在财政上必须结束他们有利可图的咨询工作？ 也许最令人担忧的是，非营利组织和更广泛的媒体空间怎么办？该行业最近的增长，主要是由于资本过剩和低利率环境。结果，亿万富翁能够资助非政府组织和媒体帝国，因为有大量的资金。想想杰夫-贝索斯对《华盛顿邮报》的著名收购，私募股权公司对报纸的收购，甚至加密货币交易所Binance对福布斯的2亿美元"战略投资"。现在，低利率聚会已经结束，对服务行业的偏爱正在结束，必须进行经济调整，允许这些具有社会意义但在经济上"不生产"的企业的许多资金将消失。 仅在过去一周，Buzzfeed新闻就关闭了，Vice Media关闭了其旗舰项目并寻求出售自己，Insider裁减了10%的员工，迪士尼将在其新闻部门裁减7000名员工。其中，还包括民意调查分析网站Five Thirty Eight（华盛顿特区阶层的最爱）的创始人Nate Silver。这群员工，以及其他像他们一样，通常受过大学教育和有政治头脑的人，会不会疯狂地反击，去阻止夺走他们工作的"变革"，即使这些工作在新的经济环境中是财政上不可持续的？仅仅这一概念就应该引起民主党人和许多共和党人的暂停和担忧。 那一刻来到了吗？ 在这个时候，实施美国的工业战略并不容易，甚至根本不可行。尽管美国仍然富裕和强大，但它面临着内部的政治分裂、多个外部挑战者，而且，也许最令人担忧的是，根深蒂固的内部利益集团会坚决反对美国的国家和国际经济理论中任何形式的激进但必要的改变。如果没有一个明确的攻略计划，拜登政府的议程，更不用说2024年大选后任何潜在的继任政府的努力，就很可能会被打破。 政策制定者和专家必须正视这一现实，并接受其影响。否则，这个国家有可能在某一天醒来时，像法国君主制一样，被愤怒的公民从屋顶上扔下瓦片。接下来可能发生的事情就是一个阴森前奏。 《国家利益》执行编辑2023年4月29日Carlos Ro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