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7年2月11日，夏瑞芳、鲍咸恩、鲍咸昌、高凤池四个年轻人，集资3750元，租屋三间，购机器数台，在上海江西路德昌里办起了商务印书馆。
夏瑞芳
商务印书馆第一任经理是夏瑞芳。他幼年时在清浦农村放牛，12岁起到上海进清心学校读书，与鲍咸恩、鲍咸昌、高凤池成了同学。毕业后先是去基督教办的同仁医院当助手，一年后到文汇报馆，当英文排字工人。过了几年又到《字林西报》报馆，仍干英文排字。这时，他娶了最要好的同学兼同事鲍咸恩的妹妹为妻。结婚后不久，他又转到华捷报馆，当上了排字车间的领班。
不甘寄人篱下的夏瑞芳，具有敢想敢闯的冒险精神，过人的胆识，使他敏捷地感觉到，在变法图强的革新浪潮中，能走出一条适合自己的创业之路。于是，他找了妻舅鲍咸恩、鲍咸昌商议，并得到高凤池的赞同，商务印书馆就这样办了起来。那时，夏瑞芳才26岁。
编印教科书
他敢为天下先，抓住了商机和市场。戊戌变法前后，“学夷制夷”的呼声逐浪高，社会上对西方的理论性书籍、数理化教科书包括英语教材，形成一个巨大的社会需求。
可以这样说，商务印书馆是靠编印教科书开始发展起来的。
夏瑞芳请人编了一本适合中国人学的英语教材《华英初阶》。1898年，《华英初阶》一书问世，这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第一本书，也是中国的第一本成人外语教材。《华英初阶》初印2000册，不到20天就销售一空，再印、再销、再空；接着又出版了《华英进阶》1--5册，销路一直长旺不衰。获利甚丰。当时杭州的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使用的英语教科书就是《华英初阶》、《华英进阶》。
1901年清廷实行“新政”，废除科举，各地纷纷举办新式学校，新式教科书需求越来越大。1905年商务印书馆适时出版了《最新国文教科书》，4000册一经问世，不到五六天，即销售一空。这套书共10册，风行全国近10年，发行数量达到了上千万册。
1906年编印的教科书
夏瑞芳在主持商务馆工作17年里，殚精竭虑，将一家以印刷票据、账簿、招贴之类为业务的小作坊，发展成为能编写新式教科书，能译印外国名著，能编纂各类辞典工具书，出版图书范围涵盖科技、文化、教育、经济等。他逝去时，该馆已经成为编译、印刷、发行一条龙的大出版企业。
我们用数字说明那时的商务馆发展状况。图书出版：1902年为15种，27万册；1911年为141种，583万册。资本额：1897年不到4000元，增加至1901年的5万元，1903年的20万元，1913年的150万元。人员：初创时的十几人，到1913年的3000多人。此外，不仅在占地80多亩的上海总馆设了总务处、编译所、发行所和印刷总厂，还在全国各重要商埠设有86个分馆以及印刷分厂，在新加坡、吉隆坡设立了分馆。
收回日股
商务印书馆发展迅速，与引进新技术，更新设备，是重要因素之一。
1900年10月，夏瑞芳收购日本人在上海经营的修文印刷局，利用盘进的印刷机械，首次用纸型印书，大大加快了印刷的速度。
与外资合作，也是夏瑞芳正确决策并实施成功的案例之一。而后来，他果断地结束与外资合作，同样是成功的重大决策。
1903年，商务馆与日本一家出版社“金港堂”大股东原亮三郎为主的日本人合资。资本额20万元，中日双方各半。合资后，商务馆利用日方的印刷技术，为日后的业务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改变了以前仅能铅印的状况，扩大了商务馆的印刷规模，提高了印刷质量，增加了印刷版式。当时照相铜锌版、雕刻铜版、黄杨木雕刻、三色铜版等，得到了引进或改进。
商务印书馆照相车间
在与日方合作谈判中，中方固守了一条基本原则，就是企业经营权必须抓在自己手里，“用人行事,由我为政。”在合股协议中，特别规定了两个条件：一是董事长、总经理、董事都由中方人员担任，日方只出监察人一人，中方亦出监察人一人。二是聘用的日本人随时可以辞退。以后几年里，“公司资本，屡有增益；而日本人所占股额，遂仅当全额四分之一。”
辛亥革命前后，日本侵华野心大暴露，国人反日情绪高涨。商务印书馆由于有日资人股，经常成为被攻击的目标，有些地区就命令商务印书馆的课本不能进人销售。1910年学部颁布的中学课本，也不让商务印书馆承印和发行。这时，日股的存在，已经阻碍了商务印书馆的发展。
眼看商务馆在市场竞争中，有失去优势的危险，夏瑞芳决定收回日股。他与日商经过数十次磋商，并“亲到日本与金港堂附股诸君面商。”终于在1914年1月6日，商务馆与日商签订了全数收回日股的契约，并且辞退了所有的日方人员。从此，商务馆完全成为由中国人经营的出版企业。其后，商务馆继续扬帆远航，成为我国出版史上的一艘文化航母。
从商议退股到日本人同意签订退股协议，为期二年有余，说明了以夏瑞芳为主的商务馆经营者利用外资而不为外资所束缚，这种以我为主的精神是值得钦佩的！
1914年1月10日，上海的《申报》刊登了商务印书馆的一则广告：公司为完全由国人集资营业的公司，已经将外国人的股份全数购回。
1914年1月10日《申报》
这天白天，夏瑞芳坐在办公室里，看着报上登出的广告，深深地松了一口气，他再也不用担心同行们的抨击了。
这天傍晚，夏瑞芳下班回家，刚走出河南路上的发行所，准备上车，不料一颗子弹向他射来。夏瑞芳当即倒地，说不出话来。等到众人将他送到仁济医院时，已经来不及了。这位中国出版界先驱临终竟未及留下一句遗言，便匆匆离世，年仅42岁。
凶手是谁？
暗算夏瑞芳的凶手是谁？当时新闻报道连篇累牍，舆论不一，最后不敢再出声，不了了之。比较流行的说法，凶手的幕后人是沪军都督陈其美。夏瑞芳为维护商界的利益，反对督军在闸北驻兵，遂引来了杀身之祸。
其实，这种说法只是来自某一人的日记记载，并无确凿的证据，而且与实际情况有出入，夏瑞芳遇刺时，陈其美还未做都督。陈其美是在1911年11月上海起义后当上都督的。之前，他在上海从事同盟会活动，与江浙商人有着密切联系。纵然夏瑞芳还不能与虞洽卿、王一亭等比肩，但毕竟也在总商会担任议董，在上海滩上也是个有名人物，陈其美正当努力拉拢商界的时候，怎么会去刺杀同乡人呢？因此这种说法似乎可疑。
是否还有这样一种可能，夏瑞芳遭到暗杀的时间，与他收回日本人股权的时间相差无几，这只是偶然的巧合，还是存在着某一必然？联系到17年之后的1932年1月29日上午，日军炮火炸毁了商务印书馆总厂及其编译所、东方图书馆、尚公小学等全部设施，难道不觉得蹊跷吗？
1932年毁于日军炮火的商务印书馆
商务印书馆创办人之一高凤池（高翰卿）年迈时，曾《在发行所学生训练班的演讲》中谈及夏瑞芳之死时说：夏瑞芳“医救无效，遂被难，极其惨痛，其因公事而遭私忌，是显然可以想见的。益足见瑞芳先生爱护公司虽死不辞的精神。”他又说：“一二八之役，日本人恨中国，恨上海，恨商务印书馆。日本人的观念，仿佛反日是发源于商务印书馆，不惜给予极大之摧残，三十余年几千人心思财力所寄的公司，竟毁于一旦，损失之大，不可计算。”他的话更有可信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