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期，诸葛亮组织得北伐是最出名的。

不过，受限于蜀汉羸弱的国力，诸葛亮北伐规模只能限制在10万以内。

相比之下，他的侄儿诸葛恪所组织的北伐，其规模就大得多了。诸葛恪北伐，征发国内20万之众，规模远大于叔父诸葛亮。

作为与曹冲并称的神童，诸葛恪的智力水平自不必说，又投入了如此庞大的力量。

可是，诸葛恪的北伐，却败得很惨很惨。

这是怎么回事呢？

汉末三国时期，人才辈出。

但是，说起智力水平明显高出一大截的，只有2个人：曹冲、诸葛恪。

“曹冲称象”，“诸葛恪之驴”，与“司马光砸缸”一起，长期以来都是我国最出名的神童故事。

当然，诸葛恪可不只是神童。

稍大后，他表现出的军政才能，也令人称奇。

丹阳山上的山越民，骁勇善战，但常常为祸，让东吴头疼了很多年。

诸葛恪自告奋勇，表示自己愿去丹阳，“三年可得精甲四万”。

孙权让其领丹阳守后，诸葛恪以武力围困+招抚之策，三年间，招抚山越民十余万，诸葛恪选得精锐四万，如其此前预计的一模一样。

其实，招抚山越民为兵，是东吴常见的募兵渠道。据统计，东吴以山越人为兵前后共得精兵十几万，占总兵力23万人的60%以上。

而诸葛恪此次“得甲士四万”，是其中成果最大的一次，甚至胜过陆逊。

诸葛恪在“不得与战”的情况下，安定国内的同时不战而增兵甲四万，确实表现出惊人的军事政治才能。

此后，诸葛恪又因其卓越才能而步步高升。

当时，诸葛恪每出一策，孙权就采纳，“中外翕然，人怀欢欣”，诸葛恪积累了很高的威望！

孙权去世前，“诏有司诸事一统于恪”，将除生杀大事外的一切权力都交给了诸葛恪！

其后，诸葛恪在东兴筑堤建城，魏军兵分三路来攻。

诸葛恪判断敌情后，决定集中兵力攻破其东兴一路，令丁奉、吕据等人为前部。

丁奉“雪中奋短兵”攻破魏军前屯，其余各部杀到后，奋力攻杀。

一战之下，魏军“死者数万”，被缴获的牛、马、骡、驴车各上千，资粮器械堆积如山。

此战后，诸葛恪因功进为丞相，荆、扬州牧，督中外诸军事，位极人臣。

由此可见，诸葛恪，确实是才智卓绝之人！

到此时，诸葛恪表现出的才智，不在其叔父诸葛亮之下，但东吴的国力远在蜀汉之上，诸葛恪若要北伐，应当是能有很多作为的。

与叔父诸葛亮一样，诸葛恪也是有心北伐之人。

早在诸葛恪当年在庐江皖口屯田时，诸葛恪就做了各种情况工作，表示要直袭寿春，但被孙权所劝阻。

在执东吴大权后，诸葛恪自然更要如叔父一般大举北伐了！

对于北伐，诸葛恪有自己独到的看法。

1、时不我待：此时不伐，以后很危险！

诸葛恪认为：曹魏早期经验丰富的兵士现在老了，而后生兵家子弟还没有成长起来，正是青黄不接之时；而东吴此时兵士正值壮年。

如果此时不抓紧时间北伐，过个十年，魏军士兵成长起来，兵力有是现在一倍，而我东吴士兵又老了，那时候就危险了！

要北伐，就要趁现在！

2、司马家父子此时指挥能力存在问题。

诸葛恪还认为，司马懿父子刚刚执掌大权，魏国的智谋之士还来不及为其所用。

因此，这个时候，曹魏的指挥能力存在问题，正是北伐之机！

于是，诸葛恪认为应当立即发起北伐！

诸葛恪的分析，总体上是有理有据的，但却暗藏了轻敌之意。

1、时不我待，需尽快北伐的总体判断无疑是正确的。

别的都不说，以魏国的人口基数和土地，大家都发展，随着时间推移，魏国的实力优势无疑是要更明显的。

何况，魏、吴皆以世兵制为主，世兵制之下，新老交替之时容易形成青黄不接的局面也是实际存在的。

东兴之战中，丁奉“雪中奋短兵”，以进攻的手段一举破魏，吴军在此时表现出的军事素养也确实高于魏军。所以，长期关注魏吴动态诸葛恪，此时的判断也应当是精准的。

应当尽快北伐，这是精当的判断。

2、对司马家的稳固性和指挥能力有所低估。

东兴之战时，司马师掌权，司马昭是征吴诸军的都督，为东吴所败。

战后，司马师兄弟主动承担了罪责，并将司马昭削去爵位。

因此，诸葛恪觉得司马家指挥能力不怎么样也是自然的。

而且，东吴常年比较头疼的对手，满宠、蒋济此时都已经去世，诸葛恪认为曹魏暂时没有新的智者相辅，似乎也是有理由的。

但是，仅仅因一战，就认为司马家尚缺乏智谋之士相助，指挥能力下降显然是过于轻率的。

3、分析角度虽精当，但失之片面。

诸葛恪仅仅只是从世兵交替、司马家新立的角度分析了问题，而不及其他。

这样的分析，失之片面，不但可能使决策本身发生错误，而且，也缺乏对国内的说服力，从而得不到广泛、坚定支持。

因此，很快，北伐尚未开始，问题就来了。

一直以来，东吴长期奉行“限江自保”的国策。

这倒不是孙权无四方之志。

自周瑜、鲁肃等淮泗人士去世后，江东政权逐渐“江东化”，江东大族具备决定性影响力。

对江东大族来说，大举北伐，大举征调，无疑会破坏其经济利益，因此，他们都反对大举北伐。

自然，没有任何悬念。诸葛恪提出北伐之意后，迅速遭到了同僚的一致反对。

群臣皆认为，应当“按兵养锐，观衅而动”。

诸葛恪遂做文章一篇，企图说服众人。

“若不早用之，端坐使老，复十数年，略当损半，而见子弟数不足言。若贼众一倍，而我兵损半，虽复使伊、管图之，未可如何。今不达远虑者，必以此言为迂。夫祸难未至而豫忧虑，此固众人之所迂也。及于难至，然后顿颡，虽有智者，又不能图。此乃古今所病，非独一时。昔吴始以伍员为迂，故难至而不可救。刘景升不能虑十年之后，故无以治其子孙。今恪无具臣之才，而受大吴萧、霍之任，智与众同思不经远，若不及今日为国斥境，俯仰年老，而仇敌更强。欲刎颈谢责，宁有补邪？今闻众人或以百姓尚贫，欲务闲息，此不右其虑其大危而其小勤者也。昔汉祖幸已自有三秦之地，何不闭关守险以自娱乐，空出攻楚，身被创痍，介胄生虮虱，将士厌困苦，岂甘锋刃而忘安宁哉？虑于长久不得两存者耳！每览荆邯说公孙述以进取之图，近风家叔父表陈与贼争竞之计，未尝不喟然叹息也。夙夜反侧，所虑如此，故聊疏愚言，以达二三君子之末。若一朝陨殁志画不立，贵令来世知我所忧，可思于后。——《三国志.诸葛恪传》

文章中，除了阐述前面所说的内容外，又引用古今之事，指出坐守江东以图安是没有前景的，再次阐述了必须北伐之意。

然而，姑且不说此文是否有足够的说服力，如此大事，岂是一篇文章就能说服的呢？

因此，“余皆以为恪此论必皆为辞”，认为诸葛恪是强词夺理，只是搞辩论辩不过诸葛恪而以，所以也就不说什么了。

但是，人家不说什么，不代表内心就支持你。

而诸葛恪的急躁，又加剧了“人和”的破坏！

253年三月，诸葛恪征调州郡兵20万，百姓骚动，诸葛恪渐失人心！

其实，孙权时期，也曾有过征发10几万大军北伐的事情（如234年“三道攻魏”），没有发生过这样的问题！

显然，诸葛恪此次征调，引发百姓骚动，不完全是规模大了一点的问题，而是因为：三月，春耕之时！

东吴军户，虽然不是征兵制下的自耕农，但自己要承担生产任务的！

春耕时大举征兵，是“违农时”，人为破坏了生产秩序！

如此，未战，即失“人和”。

253年五月，诸葛恪出兵，耀兵淮南，围攻合肥新城。

诸葛恪之意，是企图引魏军来救，围城打援。

看来，诸葛恪的方略，还是建立在他的两个基本判断上：1、魏军此时战斗力下滑；2、司马家战役指挥能力不足。

然而，诸葛恪到底还是低估了司马家及其党羽的谋略能力。

奉命督20万大军去解围的司马孚表示：进攻方是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的！所以，咱们不必急着去救，让他们耗一耗再去！

司马昭的中书令虞松也指出：诸葛恪投入全部精锐，本足以暴师，但却坐守新城，不过是企图引我们一战嘛！不如然让他们先打一打，师老兵疲，势必退兵！

如此，魏军迟迟不去，诸葛恪围城打援的计划落空了！

围城打援的企图，也就变成了攻坚战！

我们知道，吴军最不擅长的，就是攻坚战！

而诸葛恪所围的合肥新城，又是曹魏专门为防御所建的，城小而坚，是一个专业化的军事堡垒！

如此，战事一开，诸葛恪就带领吴军开始了“以短击长”，陷入被动！

北伐前，诸葛恪特意提出刘邦、韩信“还定三秦”来激励全国。

然而，“还定三秦”时。刘邦、韩信“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一开局就掌握主动，牢牢把握战局的发展。

而诸葛恪却开局就陷入被动···

诸葛恪，到底是有韩信之志而无韩信之才！

围城打援不成，那就攻城打援！

如果真能打下合肥新城，破坏魏军这一军事据点，诸葛恪仍不失功。

诸葛恪起土山急攻，打了90多天，终于就要打下来了。

此时，新城内只有张特所率的3000兵，生病和战死者过半，已经难以抵抗！

于是，张特喊话：我们愿意投降呀！但是，我们的家属还在国内呀！以曹魏的军法，被围百日而援兵不至，投降的话家属可以不被连坐。现在九十多天了，能不能缓个几天，等到百日我们出来投降？

诸葛恪···居然答应了。

于是，张特连夜毁屋取材，补城缺口，筑成两重！

次日，张特告诉吴人：我但有斗死耳！

吴军大怒，再猛攻，但昼夜猛攻，已不能下！

吴军攻城艰难，眼瞅着要打下，却因一个简单的谎言而停了下来！

以诸葛恪之智，如此简单的谎言，本应无论如何都是不可能上当的。

想来，应该是吴军连日攻城，疲惫不堪、死伤惨重，见敌有降意，生侥幸取巧之心吧！

但是，越在关键时刻，越需要坚持最后五分钟的斗志，越不能给敌人喘息之机！

诸葛恪上了如此简单的当，想来不是智力不足，不过是缺乏坚强意志罢了！

当初，诸葛恪的叔父诸葛亮攻陈仓，知不能克，迅速退军。

不甘心是自然的情感，谁也不甘心。

但是，事已至此，承认现实，及时纠错，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诸葛恪的选择，却是如鸵鸟一般的逃避现实！

当时，吴军疲惫且饮水不洁，腹泻，脚肿，病患很多。

诸葛恪却认为报告者在扰乱军心，几乎杀了报告者。

由此，再没有人向他说真话了···

其实，这个时候，报告人说的是不是真话，诸葛恪下去看一看就一清二楚了。

之所以不看，之所以迁怒于报信者，无非是不愿意承认失败而已！

诸葛恪心知失策，愤怒形于色！

将军朱异与其意见不一，他竟然吧人家兵权夺了！

都尉蔡林屡献计，皆不被采纳，一怒之下，去投奔魏国，将吴军情况全部泄露！

魏军在侦察核实后，下令援兵前进！

如此，前有坚城不能下，后有敌援兵靠近，手里的兵马疲惫不堪，诸葛恪只好退兵。

退兵后，诸葛恪仍然驻于浔阳，有再战之意。

再战就再战吧···问题是，将士疲惫多病，怨声载道，诸葛恪却怡然自得，不作安抚！

直到朝廷一道道诏书催促，诸葛恪才慢悠悠回军！

由此，吴人对诸葛恪十分怨恨！但是···诸葛恪却毫无察觉！

不久，诸葛恪被诱入宫，遇害！

诸葛恪北伐，征调20万大军，引起了国中骚动，不可谓不尽力。

但是，其结局却是屈辱而惨烈的！

1、征调20万大军，倾尽国力北伐，连魏军主力都没有遇到，就因攻3000人的城而失利！

可以说，东吴是拼尽，甚至透支了国力，但对曹魏的打击却是微乎其微的！

其中，自小有神童之称的诸葛恪，还被名不见经传的张特一个简单的谎言所欺骗，可谓是奇耻大辱！

2、东吴付出了惨痛代价！

吴军损失十分惨重，退兵时士兵伤的病的，一路都是，有的倒毙在坑沟里，有的被俘虏，活的哀，死的痛，大大小小呼天喊地，一片惨状！

3、诸葛恪被彻底终结！

北伐前，“众莫不悦。恪每出入，百姓延颈思见其状”，诸葛恪是东吴的全民偶像，不仅拥有尊贵的地位还拥有崇高的威望！

但是，一次北伐，使诸葛恪成为东吴的全民公敌，更使诸葛恪的政治生命、肉体生命，全部终结！

诸葛恪死，被夷三族···

其屈辱、惨痛，吴蜀历次，没有可以与诸葛恪北伐相比的！

诸葛恪自小有神童之称，统军治政，一直很高明，可谓才智卓绝。

东吴的国力，远远胜过蜀汉，配上其卓越才智，本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但是，结局确实如此屈辱、惨痛，其教训是深刻的。

1、片面看到魏吴差距，低估东吴自己的问题。

诸葛恪仅仅从世兵更替的角度看待吴魏之间的差距，毫无疑问是片面的。

诸葛恪看到了曹魏面临的问题，却没有深刻洞察东吴自身也面临严重的问题。

东吴江东大族出于自己的利益考虑，一直不支持大举北伐。

所以，诸葛恪要北伐，首先就要耐心地，花费大量工作去统一意见！

但是，诸葛恪自负其雄辩之才，企图仅仅靠一篇文章就统一意见，这怎么可能呢？

在这种前提下，诸葛恪备战准备又十分急躁！

大举征发州郡兵马20万，本就是很大的事情，却选在三月进行，误春耕，破坏生产秩序，自然引发百姓骚动，也自然会影响士气！

2、战略大而无当，作战方针缺乏多手准备，缺乏针对性准备。

诸葛恪北伐，以韩信“还定三秦”激励。

但是，诸葛恪可没有“暗度陈仓”之类的神来之笔，毫无新意，又一次扑向了孙权一辈子都打不下的合肥···

诸葛恪企图围攻合肥新城，引魏军主力在淮南决战。

但是，当魏军没有按照诸葛恪的设想乖乖来援时，诸葛恪就没有预备方案了，唯有顿兵攻打军事堡垒合肥新城！

如此，魏军一面以极少兵力极大程度损耗吴军，一面以主力在旁待机，战役主动权已经完全被魏军所掌握了！

而从具体作战过程看，诸葛恪完全是没有针对性准备的！

从史料看，吴军此次作战，影响最大的不是攻城伤亡，而是流行病！

而这个流行病，本是诸葛恪应该能有所预备的！

诸葛恪此次攻合肥，从五月开始，到七月结束，整场作战都是在暑期。

234年孙权攻合肥新城时的教训已经表明：江东子弟暑期攻合肥，容易产生流行病！

倘若吸收孙权的教训，预先做好准备，吴军可以先行准备，通过各种手段避免或缓解。

但是，诸葛恪不但没有这么做，反而在流行病发起来以后还认为报信者在撒谎！

可以说，北伐，诸葛恪不但物资没有准备好，连头脑也没有准备好！

3、性情问题严重，导致不可控的后果。

胜败乃兵家常事，攻之不克，及时退兵，还可来日再战。

最重要是尊重现实！

但是，诸葛恪却刚愎自用，不但拒绝及时退兵纠错，反而愤怒形于色，迁怒于人！

尤其是剥夺朱异兵权，更是心智不成熟的表现！

当时，朱桓、朱异父子，是江东大族中，唯一积极主张北伐的！

你和朱异关系闹得这么僵，还有谁认你诸葛恪的北伐呢！诸葛恪可谓是在江东大族中失去了最后的支持者！

到吴军退却后，不安抚三军，不主动请罪，反而怡然自得，甚至有再战之意···

你不把士兵当人看，士兵何以把你当人看！

失民心，失大族之心，再失军心，诸葛恪的政治生命，也就到头了！

诸葛恪，自小为神童，初入仕途时，诸葛亮就指出：我这个侄儿性情疏漏。

诸葛恪因为才智而被孙权重用时，陆逊指出：诸葛恪气势侵凌下人，藐视下属，性情不足！

也就是说，诸葛恪虽自小为神童，才智卓绝，但是，却身上也有严重的问题，不具备担负一国之任的雄才和性情。

所以，其北伐，结局屈辱而悲惨，也是自然之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