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霞姐。

抗战期间，被日本兵杀害的中国军民有三千多万，战后，中国一些主要城市都设立了军事法庭，对2357名乙、丙级日本战犯进行审判，其中有149名战犯被判处死刑。

今天的记录就是其中一案。

战犯是日本宪兵队的军官，被他残忍杀害的是一名少将专员。

日本军官被缉拿后，在上海公审后执行枪决。

该犯是如何立案，成功抓获，并被绳之以法的？

小时候，除了父亲经常跟我讲爷爷，村上人也讲着玩：

噢，狄维城将军是你爷爷。

年长的人都知道，日本人投降时，在我们狄氏祠堂开爷爷的追悼大会。

几万人参加，老百姓、学生、工人……，人群挤了几里路，都到隔壁商桥了。

杀害我爷爷的日本军官，在上海提篮桥监狱执行死刑。还有6个汉奸，被押到溧阳来枪毙。

这些事，是我从小就知道的。

我的爷爷叫狄维城，出生于1902年。

小时候他在溧阳度过，就读于溧阳平陵书院。

从小爷爷成绩就非常好，17岁那年，一个人到上海，投奔当时狄姓大族中的名人狄平子，在他开设的有正书局里工作。

狄平子是康有为在江南的唯一弟子，又是梁启超的好友，一同参与了“公车上书”。

爷爷在书局里，每日早起生炉烧水、扫地掸灰、整理书架，做些杂活。

但只要一空下来，他就读书局里的书籍，他受到当时革命思想的影响，想要去报考黄埔军校。

他是凭着一腔热血，直接拦下了军校长官的马，成功报考了黄埔军校4期的政治科。

这位长官，就是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

北伐战争打响之后，爷爷因上前线，从4期生延到5期毕业。

爷爷的照片

1936年，民国政府给爷爷颁发了北伐战争十周年纪念章。第二年，抗战爆发，爷爷出任国民革命军88师中校副团长。

南京保卫战前夕，爷爷让奶奶带着我的父亲回到老家避难。

这枚北伐纪念章，也被带回老家避难，我父亲一直珍藏着。

1938年，爷爷在第3战区任中校参谋主任、忠义救国军第六支队上校编练官。

后来，爷爷长期在江南沦陷区战斗，与新四军协作，暗中与日军对抗。

到抗战胜利前夕，爷爷出任江浙两省军政少将专员，奉命从事敌伪军的策反工作。

1945年3月24日，他又再次冒险潜入沦陷区，准备策反汪伪政府高级官员。

没想到，他的行踪被敌特发现并报给驻扎在溧阳的日本宪兵队军官富田德。

那天一早天还没亮，大批日本兵就冲进家中，连放两枪后，翻译转述富田德的话，请狄将军跟他们到宪兵队去。

他们不仅绑走了爷爷，还抓了当时怀孕的方德贤（她是奶奶病逝后，爷爷另娶的妻子）。

方德贤担心捆绑伤了孩子，奋力反抗，却被富田德打了一巴掌。

两人被捕之后，富田德审讯他们。

由于爷爷没有跟妻子讲过自己的工作，方德贤也有孕在身，很快就被放了出来。

而爷爷却被审讯了两个月，富田德想劝爷爷投降，但爷爷经历各种酷刑，誓死不屈。

期间，新四军也曾组织力量想要去营救爷爷，却未能成功。

家人再见到爷爷，已经是他被残忍杀害后了。

6月4日夜里，村里的两个渔民在三尖渚荒地看到富田德和6名宪兵。

他们从所乘渔船中拉出我爷爷的尸体，将尸体埋在荒地的泥潭里。

爷爷的父亲和妻子方德贤知道消息后，跑去收尸，却被富田德派兵架起机枪阻拦。

两个多月后，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不久，方德贤生下了爷爷最后一个孩子，也是他的遗腹子。

父亲小时候和爷爷奶奶合影

随即，狄家开始追讨出卖爷爷的汉奸和杀害爷爷的凶手。

国民政府把此案定为重大案件处置。几名汉奸被迅速抓获归案，上海军事法庭也立即将日本军官富田德列为战争罪犯通缉。

可富田德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没人知道他的下落。

这样一个小小的军官，很容易就混在士兵里，随战俘被遣送回日本。

如果富田德真的回到日本，杀害狄将军的大仇就难报了。

第一批战俘中没查到富田德的名字，下一批遣返的日本战俘又马上启程回国。

稽查队立即逐个检查即将登船遣返的日本士兵，仍旧查无此人。

情况紧急，高检官找来方德贤，让她跟随稽查队到上海码头寻找罪犯富田德。

在挤满日本士兵的船舱里，只凭名字不可能找到刻意隐藏的富田德。

作为爷爷遇害案最重要的证人，方德贤不仅见过富田德，还知道富田德一个无法隐藏的特征。

爷爷被抓走的那天，就在方德贤反抗之时，富田德一巴掌扇过来，在身边的姑妈看到，富田德挥起的手掌上，比常人多一根手指。

方德贤后来被抓捕审讯，发火的富田德用手锤桌子，她也清楚看到，这个日本人竟然是六指。

码头上，方德贤与稽查人员一个一个舱位寻找，到了离开船还剩半小时，终于在最底层的舱内发现了富田德。

但他并不承认，说自己不是富田德，而叫另一个名字。

方德贤让他把手伸出来，众目睽睽下，这个人伸出的手，分明有六根指头。

富田德被逮捕后，在上海执行死刑，几个汉奸也被押回溧阳枪毙。

爷爷的仇这才得报。

溧阳市的一批社会知名人士发起了爷爷的追悼大会，向政府申报，很快得到指示。

蒋介石发来手谕，追授爷爷陆军中将军衔，并明令褒奖英烈，抚恤烈士家属。

1946年6月，爷爷牺牲一周年纪念日，国民政府在狄氏公祠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

那天，一路都是青松翠柏搭建的门楼，一直搭到胥渚狄氏公祠的追悼会现场。

村上人跟我回忆当年的追悼会，说参加追悼会的，有几万人。

政府把松柏搭建的门楼，从三尖渚的牺牲地搭起，一座一座搭到我们村的狄氏祠堂，有好几里路长。

有一块碑，几吨重，两人多高，上面刻了狄维城将军之墓等等字，字体非常好。

算是受爷爷的影响，我父亲16岁就参加抗日。

进了陈明仁的部队，随远征军到滇西和日本兵打过仗。

父亲给我讲过他刚入伍时候的事。

有一次查岗，父亲起晚了没有出操，陈明仁很严厉，要关我父亲禁闭。

他问我父亲：“你叫什么名字？”

父亲说：“狄的真。”

“你姓狄啊！”

“军长，我是姓狄。”

“狄维城是你什么？”

“他是我父亲。”

“好，下次不要这样了。”父亲因此被免于禁闭的处罚。

父亲跟我讲，爷爷是儒雅之将，正派人物，是做事情的人，部队里的人都服他。

爷爷被害的时候，父亲还在部队，他是在报纸上读到的消息。

他也没能回一趟家，而且那时候的溧阳还是沦陷区，还被日本人占领着。

后来，父亲随部队起义，加入了解放军，直到1949年7月，父亲才第一次回了溧阳老家。

一同回老家的还有我的母亲，当时爷爷安葬在溧阳的烈士陵园，父亲带着母亲去祭拜了爷爷。

父亲有一次讲到爷爷，痛哭流涕得说自己母亲也死了，父亲也死了，他当时在部队里，想救却也救不了。

解放后父亲回到家，就在家里务农，副业帮供销社养蜜蜂，能多赚一些钱。

村上人都讲，爷爷当年在这一片寻访，见到有国民党下来敲竹杠，都会批评并阻拦。

父亲和爷爷像，有外地逃荒者找到我们溧阳村上来的，我父亲也是先生先生地称呼，我小时候和人家吵架，父亲也总是骂我，却从来不指责别人的孩子。

受家人影响，后来有外地人逃荒到村里的，我也会说到家里吃。

他说，“不好吧，你家大人呢？”

我说，“我家大人怕什么？你也是人，我也是人，我可能有天也会这样的。”

当地人都知道爷爷和父亲抗战中的身份，所以我父亲也从来没戴过反革命的帽子。

溧阳统战部部长还跟我父亲说，“老爹啊，你放心，你们家不会是反面人物。”

可是村里面人，也没有谁把我爷爷当做是民族英雄。

我小时候也忍不住想过，如果爷爷没有牺牲，家里会是什么情况？

我家的红木家具都被我父亲扔掉了。

陕西潼关一个老和尚送给我爷爷的画还没裱起来，也被烧掉了。

还有张大千画的，何香凝送的，有他们落款，都裱好的，也都烧掉了。

父亲把这么多东西全毁掉的时候，附近村上都知道这件事，谁不可惜呢？

但没办法，爷爷是国民党高级将领，自己曾是国民党的下级军官，所以父亲还是害怕的。

家里只留下了一枚纪念章，章是一块紫檀木的底座，上面盖有我爷爷的紫铜人像，就是那枚北伐战争十周年纪念章。

我爷爷非常优秀，我父亲也很优秀，我是个一般人，小时候还经常被人说没用，傻里傻气的。

我也不在乎，管别人说不说。太没用了确实也不好，但我的本性就这样，也改不了。

我上小学的时候，同学里有的知道我爷爷，有的不知道，老师们肯定都知道。

有个老师，一米九大高个，戴副眼镜，他对我说，“狄琪美，你来。你个小鬼，你这个家庭你知道吗？你们是反革命家庭。”

我说，“放你这屁，你知不知道什么是反革命啊。我爷爷是抗日的，我父亲也是起义的，他又不是汉奸。就算我爷爷是反革命，我父亲反革命，我也不是，我是儿童啊。”

我当时就是这么骂的，骂完，我也后悔了，马上说：“黄老师，对不起我犯错了，我不好。”

老师没话讲，说，“你这么小，思想就比较复杂。”

虽然爷爷牺牲在抗日前夕，但我小时候还是介意父辈的国民党身份。

我害怕爷爷的北伐战争纪念章被抢走，就藏在老房子一块穿梁的洞里，有时候我会偷偷爬上去拿出来看看。

家里那块宝贵的纪念章

纪念章藏住了，可爷爷那块几吨重的碑，最终还是不知去向。

有人说见过，在黄家村上，做了桥头了，也有人说，也可能被人家敲碎了，砌成墙角了。

我十七八岁就去找过好几次，都找不到，这块碑想必还在溧阳城的某处。

我高中毕业后，也想当兵，一是体格好，二来祖辈都从军。

但村里这关就过不了，大家对我说，“狄琪美，你不要有什么想法。你就不要当兵了。一当兵就要政审，来审查你们家了。”

还有人对我父亲说，“老爹啊，当兵不当兵不一样吃苦，小狄当兵肯定是肯吃苦，但是你们家是两代反革命，就不要考虑了。”

不当兵就不当兵了，我种地一样吃饭嘛。

我爷爷是浩气长存的抗战名将、民族英雄，这点觉悟我还是有点的。

到2008年，我开了一家古玩店，每天店里来来往往很多朋友。

总免不了聊到我的爷爷，有说爷爷死得惨的，也有说英雄的，但都会说，作为后人，应该为爷爷做点事。

那段时期，正巧南京民政局有一个姓葛的人，到江苏省档案馆去查找资料，偶然看到了狄维城将军的档案。

一看，惊讶了：怎么我们溧阳还有这么一个将军？

正好上海的姑父和他在同一地工作，两人在通信时谈到这件事，姑父回信，狄维城就是我家人。

他立即写信给我父亲，说查到了狄维城的档案，有了这么详细的档案，就可以尝试为狄维城申请复烈。因为狄维城曾经就是烈士对待，他遗留的家属领过抚恤金——一千八百大洋一年。

我得知这个消息也非常兴奋，当时父亲年纪很大，让我去取资料，父亲说，“能成功最好，这样我心里的一块石头也落地了。”

但是父亲也说，这件事会很难。

我老婆潘锡妹得知，也陪我去查资料、申请、联系人，把这件事当做狄家后人的一份责任。

当年《申报》对爷爷一案的报道

我们去了宜兴，又去了南京，后来还去了上海，就这样反复几次。

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去江苏省档案馆，位于南京市鼓楼区青岛路1号，那天是大雾天，高速公路也封了，等雾开了我们出发，下午六点多钟才到南京。

去到档案馆，工作人员也说狄维城很了不起。他们从很厚很高的资料里找出涉及我爷爷的部分，重新拍照、打印，塑封，交给我。

这些资料中有爷爷的黄埔同学名录，有上海《申报》对爷爷遇害的报道，有下放抚恤的指令，还有爷爷的照片。

我还看到了一份泛黄的起诉书，是上海军事法庭审判日本军官富田德的。

里面详细记录了爷爷被害的经过。

起诉书记载：

1945年的6月4日夜间，富田德率部下宪兵6名，以草绳捆扎狄维城的双目和下颌，又用布条绑住他的嘴，然后将其一再高举摔地至昏厥。

他们把狄维城装在草包内，安排两名宪兵背出。发现狄维城尚未气绝之后，又连续高举，摔在地上。

爷爷就这么被他们活活摔死了。

不仅如此，他们把爷爷的尸体放在扣留的渔船内，运到被渔民目击的三尖渚荒地，将尸体由草包中取出，准备埋起来。

此时，富田德用他的刺刀，割下了爷爷的脑袋，又戳刺爷爷的腰部。

埋尸体时，因为挖的泥潭太小，富田德又砍下了爷爷的左手和右臂，以草绳扎紧尸体，把垃圾及瓦砾覆盖在上面。

法庭捕缉富田德归案后，将其关押于提篮桥监狱。

1946年7月2日，富田德因故意杀人罪，由上海军事法庭提起公诉。在审判庭上，方德贤曾到庭指认，而富田德浑身哆嗦求饶。

1947年4月17日，经上海军事法庭审判处以死刑，并呈国防部批准执行。

4月17日，上海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

执行枪决的这天，看守呼喊让富田德走出监舍，富田德知死期已至，面呈惨色。

宪兵上前对富田德搜身，富田德用汉语回答：“请勿搜身，我没有什么东西。”

他将纸包1封、绢布包1个、书信6封交给监狱看守，告诉他们把这些东西转交其家属及位于上海江湾的战犯拘留所等处。

9点55分，富田德被看守从监室提押至监狱空地上，于临时公案前站立。

此时，检察官宣布死刑后，问他有什么遗嘱。

富田德回答：“我知道这一天总要来临，我要写遗书。”

检察官批准后，他要了一支铅笔，在左边小桌上的十行竖式信纸上开始写，写信的手还在发抖。

富田德写的第一封信为：“江湾拘留所队长以下各位：八月十四日午前十一时命终，我活了二十九岁……以后事情托丸山、野口、森下三位照料，祝各位健康！……昭和二十二年八月十四日，富田德。”

第二封信为：“我的爱妻津江静子：我的生命到今天为止……我的灵魂永恒地跟随母亲和你。纸短情长，珍重珍重。昭和二十二年八月十四日，夫富田德。”

写到这个时候，富田德向罗翻译官要求吸支香烟，罗点头答应，在边上的《大美晚报》记者吴某递过“骆驼牌”香烟一支。

抽着烟，富田德继续写第三封致其母亲的信，称自己死后灵魂永随母亲左右。

遗书写毕，宪兵上前对富田德强制绑缚。

富田德被捆绑着在行刑椅坐下，子弹击中他的后脑，由口而出，门牙打落，四枚金牙仅剩其一，当即毙命。

我看着档案，也是想不通，何苦呢？他何苦杀掉一个中国将领。要没杀我爷爷这件事，他也许不会被枪毙。回国后种田也好、务工也好，还能和家人团聚。

那段时间，我和妻子天天忙着复印手头上的资料，复印了一二百份，分发给亲戚、朋友。

亲戚们都说，“小狄你很好，不管成不成，有这份责任心、孝心就很好。”

我也想，作为狄维城的长孙，一定要为爷爷树碑立传。

我们不要什么待遇，就是想给爷爷恢复他抗日烈士的名份。

放在全国来讲，爷爷没有什么不可替代的贡献，但当时就是爷爷这样的爱国年轻人出来和日本兵对着干。

要没有他们，那我们现在怎么样了？想都不敢想。

所以，于公于私都应该帮爷爷去争取。

我们把整理好的资料，先递交到溧阳市民政局优抚科，他们也很支持，在溧阳市通过后，提交到了常州。

常州领导还专门到溧阳开了座谈会，答复了追认狄维城为烈士的要求：

狄维城不是在战场上被日本人杀害的，而是在战场外，不能满足烈士申报相关条例中“确因对敌作战牺牲”的要求。

省民政局的领导来安抚我，说虽然还没复烈，但认可我爷爷的事迹。

他们还特别找了我妻子，表示以后只要能申烈成功，政府会给我爷爷树铜像，纪念馆也要建。

父亲得知结果后，说没关系，他早就知道这件事很难。

父亲（左一）和其他抗战老兵合影

原来，父亲在八十年代就到过南京，去找当时的政协邱行湘，他和爷爷是黄埔军校同期。

见面时他对父亲说：“你小时候我还抱过你，但是你父亲的事，我还做不了主。”

爷爷刚牺牲的时候，安葬在溧阳烈士陵园，解放后说爷爷是国民党，历史不纯，就把他清出来了。

村里人帮父亲一起把爷爷遗骸移出来，葬在村上的一块田地里。

后来农村用地变化，爷爷的坟几经搬迁，最后葬在溧阳农村的公墓里，在公墓重新立的碑，碑体不好，字也刻得不好，有的地方字都刻错了。

每年春节、清明、中元，我们一家人都会去上坟拜拜爷爷。

除了我们这些后人，再没有其他人知道爷爷的事情了。

我一直想，爷爷是为了抗日才牺牲的，日本人折磨他那么久，虽然他随便软一软就能活下来，但是他宁死不屈，因为这样的硬骨头才被日本人杀害。

在我心里，爷爷一直是英雄。

我们看到狄维城案件的资料时，觉得很不可思议，有这么详实的档案，怎么会鲜少有相关报道。

赶紧联系上狄琪美，听说要了解他的爷爷，他特别开心，热切说，一定知无不言。

而他的妻子却相反，让我们不要太用心做这事，她担心丈夫已经平静下来的内心再起涟漪。

之前为了给爷爷复烈，他们夫妻花非常多的精力物力。

夫妻俩一直强调，给爷爷复烈不是为钱，他们一分钱也不要。

其实，他们做这些，只是想要爷爷被后人记住。

而被后人记住，有很多种方式，讲好他的英雄事迹也是一种。

狄维城没有战死疆场，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彰显了中国人的不屈和血性，无人不敬佩他的民族气节和英雄气概。

这样的英雄，我们应该记住他。

编辑：思聪 霞姐

图片来源：口述者提供，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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