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虽然同四方面军初次见面，但亲如兄弟，一种阶级的情感，体现在双方容颜举止和交往之中。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虽去前方，对两军的团结非常关心，他在会师之前恳切地对其他领导人说：“去年我们会师没有搞好，现在二方面军来了，一定要搞好啊。”四方面军的同志很体会徐帅的指示，当我们到蒲玉隆那天，后面有近百人掉队，四方面军立即派马数十匹接他们回来。又给我们大部分同志打了毛背心，还从理化和瞻化、甘孜，送牛羊给我们。

在理化南之甲洼，六军团与远道而来迎接我们的32军会合，我和军团政委王震、政治部主任张子意等一起同何长工、罗炳辉、刘型等同志见了面。他们原来都是中央苏区的，有的还一起打过仗。老战友见面，话题很多，他们说的最多的是中央红军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遭受严重损失的情况。

大家心情沉重，从井冈山斗争到转战赣南、闽西，一、二、三、四次反“围剿”，经过了多少艰难苦战，才开创出中央苏区的大好局面，现在不但根据地丢了，中央红军也只剩下万把人。大家对造成损失的领导者有怨愤情绪。

我联想到在湘赣苏区时，17师奉命北上，苦战数月，结果劳而无功；第五次反“围剿”，那些领导者要我们以堡垒对堡垒，同敌人拼消耗，结果把湘赣苏区拼完了，我们不得不作战略转移；六军团西征，又指示我们“搬家”；沿途我们不断向中央报告多带行李辎重的不利及损失情况，但中央红军出来，搬家更为厉害，损失也更大。大家都认为这些领导人博古、李德等太主观，对革命不负责任。

在闲谈中，他们又说起中央红军北上没有告诉总司令、总政委就走了，关系没搞好都有责任；还说到张国焘另立中央，但不久前又自己撤销的情况。我对这些问题过去没有听说过，没有插话。

几天后，在蒲玉隆见到了许多年不见的朱德总司令，我们谈起了中央红军在遵义会议前后的情况，谈到中央撤换“左”倾错误领导博古、李德，确定毛泽东同志在党和军队的领导地位的事情，都很高兴；对张国焘另立中央的事感到愤慨。朱总司令还说，张国焘搞分裂，另立中央，是大错误，这个人有野心；但是，今后还要对他注意争取、团结，促使他一起北上抗日云云。

7月2日，我们到达甘孜与四方面军大会师。5日，按照中央军委的命令，红二、六军团组成红二方面军（将32军编入红二方面军）, 贺龙为总指挥，任弼时为政委，关向应为副政委，我为副总指挥。从此，我们就用红二方面军的番号了。

在我们到达甘孜前，徐向前、李先念等已率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出发北上了。11日，红二方面军组成两个梯队，也由甘孜的东谷出发，向哈达铺地区前进。从甘孜向北，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地。草地人烟稀少，即使有些村落，也没有多少粮食。当地群众以畜牧业为生，反动土司常常把牛羊牵走。四方面军走在前面，对后面虽有照顾，但他们自己也很困难。我们虽然努力准备粮食，常常不能完成计划。部队因缺粮疲劳，体力下降。我们的口号是：“走出草地， 就是胜利。”大家用野菜代粮，许多人牺牲在草地。

人们通常的印象，以为草地行军，没有敌情顾虑了。其实不然，同反动骑兵作斗争，也不是小问题。四方面军有经验，组织了骑兵师，各军、师也有小的骑兵部队。我们初到甘孜是没有认识的。

有一天到总司令部开会，总部的领导人向我们指出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并指定刘伯承教我们打骑兵的战术。伯承同志来二方面军，向干部讲述了打骑兵及草地行军注意事项，这是我第一次直接听他传授丰富的军事学识和作战经验，直到现在仍有深刻印象。由于有对抗骑兵的精神和战术教育，在遭到骑兵几次袭扰中，虽然不能消灭他们，但也没有吃亏。经过两个月的艰苦奋斗，终于在1936年9月1日走出草地，到达了岷县的哈达铺。

这时，红军三大主力都进至陕甘地区。蒋介石一面准备把胡宗南部由湖南迅速调到陕甘：一面命令位于定西、陕西和武山地区的第37军毛炳文部和位于天水、秦安和武都地区的第3军王均部，阻止红军会合；同时，强迫东北军和西北军执行他的“剿共”计划，进攻红军。

中央军委于9月拟订了一个战略计划，要求：一方面军西出并南下，占领西兰大道以北海原、固原地区；二、四方面军兵分两路，四方面军为左路，占领岷州、武山等地区，继续向东向北，会同一方面军向定西、陕西及西兰大道进攻，吸引毛炳文部；二方面军为右路，东出甘南和陕西两省西南部，配合一、四方面军消灭毛炳文部，实现三大主力会师，并准备打击和消灭胡宗南部，进而逼蒋妥协，促进全国的抗日战争。

但由于张国焘按兵不动，错过战机，毛炳文部没能消灭，胡宗南先头部队也已调到了西北。中央军委于9月18日提出了在静宁、会宁地区打击胡宗南的作战方案，要求二方面军在甘南和陕西积极活动，钳制和侧击胡宗南部队，先敌北进，占领静宁、会宁、隆德、定西，以配合控制西兰大道的四方面军和南下的一方面军，夹击胡宗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