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材：王建国；文：老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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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老王是小区邻居，一次偶然的聊天，得知了他曾经参军入伍的故事。谨以此文，感念那个年代的人和事，细节部分有虚构。

人常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回首过去的六十多载，我身上发生的事完美印证了这句话。

我叫王建国，1950年出生在四川省南江县的农村。老家是山沟沟，地无一尺平，收成又少，可以说在我去部队之前，我都没吃过一次饱饭。

家穷加上山区的医疗条件差，父母虽然有过四个孩子，但最终养大的只有我和妹妹。

好在四川是兵源大省，每隔两三年老家那边都会有部队来征兵。对于农村青年而言，这无疑是一条不错的出路。

1970年冬天，征兵通知下来了，我第一时间就去大队民兵连长那报了名。

因为我是独子，父母不愿意我去当兵，害怕万一有个闪失，断了老王家的香火。妹妹此时十五岁，已经在生产队挣工分。

我劝父母，这次征兵的是后勤部队，又不上前线，没什么危险，而且还能挣津贴。家里少了一个大肚汉，三个人挣工分，还能吃得更饱一些。

我虽然个子不高，只有1米63，但体格还算壮实，体检合格，后续的政审、家访也是顺利通过。

1970年12月11日，我背起行囊，告别家人和乡亲，踏上了北去的列车。

经过五天的行程，我们抵达了兰州的新兵连。还来不及熟悉部队的环境，就开始了三个月的新兵训练。

训练中我吃了大苦头，练习队列训练时，我才发现自己原来是“顺拐”。不但自己每次走错，还把战友们都带偏了。

我们的班长是一个三年兵龄的副班长，他很无奈给我加练了许多次，才治好了我这个“毛病”。

可能是这个原因，最后分连队的时候，竟然没人选我。最后还是新兵连的连长，将我带到了他们二连，安置在了炊事班。

这次被嫌弃的经历，让我十分沮丧。炊事班胡班长看出了我的失落，他鼓励我：多想想自己的长处，炊事班干出成绩，也是好兵。

在炊事班，我一开始负责种菜。好在之前在老家，我也是干惯了庄稼活，对这也不陌生。其余时间，我便在厨房打杂，渐渐地我喜欢上了在厨房里忙活。

地处西北，军营里也是以面食为主，主食大多是“二合面”馒头。蔬菜品类也少，特别是冬天，日复一日的都是土豆、大白菜和白萝卜。

想起家乡的泡菜，我便拿白萝卜做起了泡菜，没想到得到了广大战友们的青睐。不管是佐餐馒头还是稀饭，泡菜成了必需品。

在炊事班干了一年，胡班长推荐我当了给养员，也就是专门负责买菜的“上士”。在这个岗位上，我一干就是三年。

虽然初中都没毕业，但我的账目从未出过错。因为可以外出，我又是个乐意帮人的性格，所以和战友们的关系也是非常融洽。

1974年冬天，胡班长退伍了，我接替他成了炊事班的班长，不久后入了党。

从入伍到当班长，我用了四年时间。刚入部队时的青涩已经褪去，我也成了一名合格的解放军战士。

本来我当个班长就满足了，没承想我得到一次难得的机遇，差点提干。

我们连队养了3头母猪，1975年冬天的一天夜里，一头母猪生小猪了。恰好饲养员又回老家探亲了，面对“接生”的难题，大家都有些束手无策。

虽然我也只是见过，但作为班长，此时也只能硬着头皮上。折腾了大半夜，产下了六只小猪，但母猪一时还没奶，小猪饿得吱哇乱叫。

我想了个办法，将钢笔灌墨水的胆清洗干净，用针扎了个小眼，里面装上米汤，挨个给小猪往嘴里喂。小猪吃上东西了，终于安静了下来。

等到中午的时候，母猪奶水下来了，我也松了口气。司务长也非常高兴，将这事上报了连部，年终评选时，我得了一次个人三等功。

因为这次立功，加上我平时的表现，在1976年，我上了机务站党委提干上报的名单。

可就在我等待上级组织谈话时，收到了一份电报，上面写着：父病速归！

我收到电报后，忧心忡忡，赶忙请假。连部领导知道事发突然，虽然在提干紧要关头，但还是准了假。

当我赶回家时，已经是五天后。在南江县医院，我见到了刚做完手术的父亲。

原来他去山上捡柴火，不慎跌落，腰椎磕到了石头。被乡亲们发现后，就用驴车送到了公社卫生院，卫生院看病情严重，又转到了县医院。

我仔细询问了医生，得知虽然手术还算成功，但后续得要好生休养。康复好的话，还能下地走动，如果康复不好，将会瘫痪。但不管是哪种情况，体力劳动是无法再干了。

这消息给了我当头一棒，父亲年龄并不大，当时还不到50岁。如果后半生真的瘫痪了，无论是对他自己，还是我们这个家庭，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妹妹去了嫁人，此时刚怀有身孕，让她在娘家照顾也不现实。而母亲，既要下地干活，又要照顾卧床的父亲，她身材矮小，也是力有未逮。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我退伍，撑起这个家。

我没有跟家里人说，自己大概率会提干。将父亲在家安顿好后，我又马不停蹄赶回了部队，跟连队领导说了家里的变故。

连领导知道我要申请提前退伍，都感到非常可惜。我也知道，提干的机会难得，但事已至此，也无他法，命中注定我与军官无缘啊！

快速办完手续后，1976年4月份，我退伍回到了家。

离开了熟悉的军营，重新投入到生产队的农活中，有时候我也会想，自己提了干，一个月能拿52.5元该是有多好。不像现在忙一年，到年底一算账，一户连20块钱都分不到。

但看到母亲如释重负，父亲能拄着拐慢慢走动，我又觉得当机立断回家又很值得，毕竟父亲的身体更为重要。

因为当过兵，而且又是党员，我回村后那年年底，就被推选为生产队队长。

面对严峻的形势，我感到肩膀上的责任重大，必须得重新找出路，才能改变这落后的环境。

60年代初，我们县开始搞金银花种植，70年代初，全国供销总社还召开了“金银花人工栽培现场会”，但这么多年，因为种种原因，这个项目一直没能搞起来。

我想了又想，还得把目标放到这个上面来。当时农村的经济政策已经放松，我们以合作社的名义搞起了金银花种植。

我带着社员到附近公社，去拜访当年种植的农户，请教其中的窍门。得益于我在部队的磨炼，我也学会了规划统筹，慢慢摸索育苗、栽种、加工等环节中的关键点。

老天爷不负苦心人，在我的努力经营下，我们合作社的金银花种植产业效益凸显出来了。其他的生产队，纷纷过来取经学习。

我知道，要想把这个产业做大做强，就必须上规模成体系，这样无论是后期打造品牌，还是和下游合作，我们种植户才会有更大的议价空间。

随着包产到户政策的落地，农村的生产和经济活动受到的管制也越来越松。我们的合作社规模也越来越大，甚至影响到了整个县。

1986年，在我三十六岁那年，我被推选为村支部书记，肩负起了更大的责任。在我和村里人的努力下，我们终于找到了一条稳固的“致富路”。

我一直在村书记的岗位上干到了58岁，后因为身体原因卸任。回顾自己的一生，曾经有过跳出农门的机会，但因为机缘巧合，我又回农村待了一辈子，成了一名货真价实的老农民。

想想当初，如果我不选择回家的话，也许我留在部队会提干，然后按部就班地升迁，最后转业回老家，安排个工作，能够进城吃上商品粮。

但子欲养而亲不待，在父母最需要我的时候，我毅然决然回了家。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在农村的广阔舞台上，我没有愧对军队的教导，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