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材：刘卫东；文：老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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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上学的时候，我曾经一度很讨厌弟弟，因为他是一个聋哑人，让我备受别人嘲笑。如今我已经年过六旬，回想自己的一生，我总结：人这辈子活得就是个“情”字。

我叫刘卫东，1961年出生在陕南的一个农村。父母38岁的时候才有了我，在我5岁时，父母又生了一个弟弟。

弟弟小的时候粉妆玉琢，很是可爱，我时不时地跑去逗他，每次都被父母撵开。但就在他几个月大的时候，不幸降临了。

因为一次高烧，村里的医生给弟弟打了庆大霉素引发了不良反应，可怜的弟弟聋了。

全家人一开始并没有发现弟弟的异常，但感觉他反应比较迟钝。直到一岁多，弟弟还不会叫人，这下大家都知道了。

父母除了哭天抹泪也无能为力，这种情况放到现在都很棘手，更别说当年了。

等到弟弟能走路了，我就成为他的“保姆”，天天照顾他。父亲经常念叨：你是哥哥，不要嫌弃你弟弟，以后要看着他。

我们家在村里属于独户，父亲当年和家里人逃难过来，爷爷奶奶去世后他独自生活。1951年，他用了20斤玉米面做聘礼，从大山深处娶了母亲。

我从未见过母亲的娘家人，因为是外乡人，和村里人也没过密的来往。我上学后，没人照顾弟弟，父母下地干活时，便将他锁在屋里。

每次我放学回家打开门，弟弟总会扑过来抱住我的腿。虽然他听不到，嘴里也只能咿呀咿呀，但我知道他一个人在家很害怕，很希望看到我回来。

我体力很好擅长运动，上初中时学校组织了运动会，我拿了五十米、一百米和跳远的冠军。

等到接力赛时，班里的同学都不愿意和我组队。我听到他们在一旁窃窃私语：刘卫东显摆什么？家里穷得叮当响，还有个傻弟弟。

我怒不可遏，等到放学后，将那几个说“小话”的同学堵在路上，和他们打了一架。此后没人再敢当我面说这些话，但我被孤立了。

初中毕业之后，我回家干起了农活。经常看到父母长吁短叹，我的心情也十分憋闷，总想发火。

十六岁那年，我去参加村里一家人的婚礼。在酒席上，看到婚礼上的热闹场景，我也有些羡慕，憧憬自己再过几年也要讨媳妇了。

这时候，同桌有大人看我一脸羡慕，便开玩笑说：“卫东，你也想娶媳妇了？有那傻弟弟，你恐怕这辈子都难讨上媳妇了！”

说完一桌人哄堂大笑，我面红耳赤握紧了拳头，最后饭都没吃回家了。那阵子，我是真的讨厌这个弟弟，他让我成为别人的笑柄。

因为弟弟没有念书，所以很小他就开始跟在父母后面干活。我下地时，他总是跟在我后面。以前我不觉得有什么，但现在我觉得有些丢人，便撵走他，不让他跟着我。

父亲批评我，说我对弟弟不好。我的逆反心理也上来了，和他争执了起来。此后我的脾气变得很差，在家里也很少说话。

1978年11月，公社征兵的通知下来了，我跃跃欲试要去当兵，想离开这个压抑的家庭，去外面的世界看看。

父亲不同意，但我铁了心地要去，最后父亲无奈答应。我报了名，参加了验兵体检，凭借良好的身体素质，顺利当上了兵。

我参军的部队是工程兵61支队，是由水利电力部四川水电工程局整编组建。在我当兵的那几年，承建了多座水电站的修建。

我非常喜欢部队的生活，这里没有那么多的勾心斗角，即使偶有矛盾，但都是热血豪迈的汉子，说开也就过去了。

战友们很少打探别人家庭的隐私，佩服的是技术能力强，能吃苦的人。军队就是一座大熔炉，将一块块顽石都打造成了精钢。

我的表现也不赖，先后拿过两次嘉奖，一次三等功，是领导眼中的好兵，也是他人心目中的好战友，在这里我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尊重和满足感。

1982年6月份，我收到了村里发来的电报，上面写着：父亡速归！我大吃一惊，自我离家之后，一直没有回家探亲。

父亲能识几个字，母亲和弟弟都是文盲，所以我除了汇钱之外，写信很少。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我赶忙去向领导请假，要求归家。

连长和指导员没有二话，批准了我的请假申请，他们二位还分别给了我二十元和十五元，这份情谊我感念至今。

等我赶回家后，父亲在村里的协助下已经安葬了。母亲也已经病倒，弟弟在一旁服侍吃药。

看这情形，我只能去找村长，询问到底发生了何事。事情经过很简单，老家连着下了几天的暴雨，家里猪草存得不够，猪饿得乱叫。

父亲就冒雨出门打猪草，结果过小桥时，不慎滑倒掉到了河里。母亲看他久久没有回来，就带着弟弟到处找，最后惊动了村里，也没找到人。

直到第二天下午，下游传来消息，说从河里捞到一具尸体，辨认后发现是父亲。母亲得知消息后，当场就崩溃了，弟弟又是个哑巴，无法操持父亲的后事。

村里出面将父亲埋葬，并给我发了电报，让我赶紧回来。我向村主任表示了感谢，并偿还了村里代垫的24元安葬费。

村主任劝我节哀顺变，随后他又告诉我一个隐瞒多年的秘密。

原来我不是父母亲生的，而是他们捡来的。父母1951年结婚后，一直没有孩子，他们两口子到处求医问药，甚至还偷偷问神婆，但始终没有怀上。

1961年，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老家那边虽然也受了灾，但相比之下还是要好很多。当时经常会有丢弃婴孩的现象，父母就是在那个时候捡到了我。

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就在5年后，父母却意外怀上了弟弟。可能是年龄大的原因，弟弟出生后身体就不是很好，不到一岁时发生了悲剧。

这件事情村里人知道得不多，村主任就是其中的一个，当时给我登记上户口时，就是经他手的。

村长这番话让我一时没回过神，我没有怀疑他的话，因为这种事如果有心去打听，根本骗不了人。

我的心里五味杂陈，我甚至有些想逃避这里。待冷静下来后，我狠狠抽了自己一耳光，不说父母多年的养育之恩，单说我这种想法就是最让人不齿的“逃兵”思想吗？

回到家，我打量着三年多未见弟弟，他个头长了许多，面容也很清秀，如果不开口，外人根本看不出他是个聋哑人。

他看我的眼神有欣喜，有害怕，又有些渴求，我实在忍不住了，和他紧紧拥抱了一下。他身体一下子紧绷，然后又放松了下来，眼泪打湿了我的肩膀。

母亲身体垮了，弟弟又是个聋哑人，我不得不考虑从部队提前退伍。在家待了几天，等母亲身体恢复一些后，我踏上了返回部队的火车。

到了连队后，我向连部领导说了实际情况，领导很是不舍，但也支持我退伍回家，毕竟家里离不开我。

很快，我的退伍申请批过了。1982年8月份，我脱下了军装，告别队伍返回了家乡。

我和弟弟操持着家里的田地，母亲养了半年后，也能干一些轻活。我也能腾出手来，认真琢磨自己未来的出路。

当时老家已经实行了包产到户，但我们家总共就一亩五分水田和两亩的旱地，吃饱肚子没太大问题，但想要生活过得好，那不可能。

家里这种情况，我又不能像村里其他年轻人，到远处煤矿上班。我在部队里学的技术，在老家也无用武之地。

一时之间想不到主意，我就只能窝在家里种地干活。1984年春节前，在一次偶然的情况下，我发现了一个挣钱的契机。

一个县城的战友春节期间结婚，他提前回来收拾房子，邀请我们去帮忙。战友和我是同期兵，虽然工程兵部队在不断裁撤，但负责水电、交通和黄金任务的六个支队却一直没有裁军，1985年1月1日起，被转入了武警部队序列。

新房新气象，我们将许多破旧的家具整理出来，卖给了上门收废品的大爷。休息时，我给大爷发了支烟，闲聊起收废品的行情。

大爷也没有藏着掖着，说起其中门道来头头是道，可能他压根就没想到，我一个年纪轻轻的退伍军人，会想着去干收废品的活吧！

我借着帮老头送废品的名义，和他一起到了县里的废品回收站。等老头没在，我给过秤的发了一根烟，问需不需要什么手续。

那人哂笑一声，说道不需要办理证件，收到废品后直接拉到他这里就行了，过秤后立马给钱。

回去后我便琢磨此事，老家镇上距离县城十多公里，骑自行车最多也就一个小时，本钱投入也不大，这活能干。

我花了120元买了一辆二手的永久，在后座上焊了一个架子，两侧挂了两个箩兜，开始在镇上收废品，破铜烂铁、牙膏皮、胶鞋底、纸板、牙膏皮等什么都收。

镇上收得差不多了，我便开始往村里钻。我带着一些麦芽糖，去和村里的小孩子们换牙膏皮。虽然当时的供销社也收废品，但他们要求比较高，而且还需要自己送过去，所以我面临的竞争压力并不大。

这个活本小利大，但为何都是一些上了年纪的，生计无着落的人做呢？主要原因在于年轻人拉不下脸，而且这行当说起来不好听。

而我就没这个计较了，既然靠种地无法改善生活，我又不能离家太远，这个活计时间又比较自由，最适合我不过，只要能挣钱，也顾不上脸面了。

一开始周边的人对我一个大小伙子收废品，投来异样的目光。渐渐地，大家发现我不缺斤少两，遇到搭把手的事情，也会不吝出力，得到了许多人的认可。

1985年，我收废品只挣了500元，1986年便挣了800元，1987年的时候更是挣了1500元。虽然很累，但我很满足，不但挣到了钱，家里的事也没耽误。

母亲很担心我的婚事，虽然收入不比上班差，但女方一听是“收破烂”的，一般都会避而不见。我劝母亲不要着急，缘分到了自然水到渠成。

1989年，县里的废品回收站转让，在战友的帮助下，我接了下来，正式结束了“游击队”的生涯，有了自己的门市和仓库。

我将母亲和弟弟都接到了城里，母亲平时就做一些做饭和打扫的工作，弟弟帮忙做分拣和整理。

我发现弟弟虽然不认识字，但他并不傻，而且动手能力挺强，不但将东西分拣得明明白白，而且还修好了不少废家具，有点当木匠的天赋。

1991年，在我30岁那年，我遇到了后来的妻子。说起来也巧，当时我骑着三轮车到县城边上的一个村里去收废品。

路过一户人家门口时，一个姑娘急匆匆出来，求我帮忙将她母亲送到医院。我也没说二话，将车上的东西卸下来扔她家院里，车斗铺了两层纸板，将病人送到了县医院。

到了医院，才得知她母亲急性阑尾炎发作，不过送得及时，做了手术后很快就恢复了。

估摸着她们娘俩出院了，我便骑车去了她们家，将丢在那儿的废品带回来。她和她母亲，拉着我不让走，非要留下吃顿饭。

姑娘名叫张慧芳，今年24岁，她父亲也是一名军人，但在她很小的时候就牺牲了，只留下她们娘俩相依为命。

一来二去，我和张慧芳便熟识了，每次路过她们村时，也会拐进去喝口水，帮着做点力气活。

当年年底，我俩便领了证结婚。慧芳是个勤劳贤惠的妻子，在她的打理下，家里的事情我不用再操心，而是一门心思打理生意。

我将她老娘也接过来，住到了一起，两个老年人彼此也有话说，互相做个伴。

1995年，在慧芳的张罗下，弟弟也娶了媳妇。弟媳也是少年时用药留下后遗症，耳朵聋了。模样长得不错，见面后俩人比比划划地交流，看得出来，彼此都很喜欢。

废品回收站，后来变成了物资回收公司。不变的是，我们一家人始终在一起。

弟弟和弟媳生了一个女儿，怀孕后我们都很担心，害怕会遗传不好的毛病。但医生说他们两人都是后天致残的，应该不会遗传。

幸得老天垂怜，他们的女儿很健康，也给弟弟和弟媳增添了许多欢乐。加上我儿子，两个小家伙在院里飞奔打闹的场景，让人一辈子都难以忘怀。

如今年岁大了，儿子劝我们不要再做了，颐养天年。但我和老伴儿都是闲不住的人，哪怕挣不到多少钱，也不愿意歇着。

弟弟确实有木匠天分，当初回收的那些破旧家具，他拆了装，装了拆，渐渐地摸索出了一些门道。

后来我帮他找了一位老师傅，因为没法交流，只能是人家做，他在一旁看，看完回家后自己练手。

我们回收站里面的许多家具，弟弟修好后重新上漆，最后当二手的卖出去，收益相当不错。

如今他也是快60岁的人了，每天泡在工作间里，琢磨打造一些小物件。侄女将这些手工放在网上销售，还挺受客户的喜欢。

人这一辈子到底活了个什么？我总结：就是活了个“情”字。

曾经的我，一心想逃避家庭，到外边闯荡。养父的意外离世，让我得知了自己的身世，也背负起了照顾家庭的责任。

无论是父母的养育恩情，夫妻之间的爱情，兄弟姊妹之间的血脉亲情，这些都是围绕在我们身边的“情”。以前的一段时间，我不理解，也抗拒过这种“情”，但后几十年，我甘之若饴。

回望一生，自己未能做出惊天动地的伟业，也没能大富大贵，但我还是觉得：没白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