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围剿”胜利后，我适当集中部队整顿了一下，各团都武装起来了，莫说梭镖，就是土造五响枪也不要了。15团（原万泰独立团）最阔气，他们在拦截蒋鼎文部独立旅时，缴获三挺重机枪和两百余支步枪，四个连都武装得和主力红军一样。我像在红4军3纵队一样，对“带枪的农民”进行整训，想使部队迅速来个“铁军化”。

这次整训重点抓政治教育，办了一个党支部委员训练班，我亲自当教员，讲红4军“九大”决议以及苏区中央局和总政治部编印的时事教材等。“十月革命”到了，我们开纪念大会，我亲自讲话。参加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回来后，我又请他们传达大会精神。总之，那时有个责任感，觉得自己是师长又是师党委书记，没有参谋长，司令部的工作不能放松；没有政治部主任，政治工作更不能马虎。

经过一段教育，干部的水平有了明显提高，我也逐渐了解了他们。缺的干部慢慢配齐，部队也严整了，能做到“令行禁止”，可以集中，可以分散。

1932年1月底，红1方面军围攻赣州，我师奉令西渡赣江，在万安、泰和、遂川地区游击，配合主力攻赣州。两个月后，赣州撤围，我们又回河东，在永丰、乐安活动。

当时，乐安县城被敌人占领，但乡下大部分是我们的，只有一个叫万崇圩的大镇，我们没有控制住。本来，这一带是老根据地。1929年冬季，我曾到这里做群众工作，结识了一位叫邱汉杰的地下革命者。他在大革命失败后，一直在当地坚持斗争，我们走后，他干得很出色，把这一带的群众都发动起来了，建立了游击队，他当队长，还打出苏维埃的旗帜。

1931年5月以前，这块苏区已发展到两万多人，但邱汉杰与县委的一些同志搞不拢，“肃反”时，有人就怀疑他是“AB团”。邱汉杰知道后闹独立，当“山大王”。但他不投敌，不改变苏区时期的主要政策。乐安县委要求5师帮助恢复这一地区，我就带了一支小部队来到这里。当地老百姓中的壮年男人都走了，只剩下些老人、妇女和小孩。有的老人认识我，我就问：“邱汉杰哪里去了？”

妇女们说：“我们是妇道人家，哪里知这些事啊？”

老人们说：“我耳朵聋，听不清啊！”

我知道邱汉杰在当地搞了几年，在群众中有威信，我就想争取他。

我写了一封信，交给一位老人，说：“请你送给邱汉杰。”信送到了，邱还回了信，但他不敢与我见面。我与他通了两三次信，再三劝说，他就是不肯出来。

县委有的同志说：“不要对这种人存有幻想啦！”后来我离开那里，县委调动周围的游击队打他，他就投敌了。

我总觉得这是一个教训。由于我们不能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于本来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采取扩大化和简单化的方法处理，结果把一些人从革命的队伍逼走，甚至逼到敌人一边去。1928年的郴州事件，闽西的傅柏翠事件，就是这样做的结 果。虽然这些人本身有大缺点，缺乏坚定的革命性，但从党的领导思想来说，这种做法，只能削弱自己而增强敌人的力量，对革命没有一点好处。这个教训是深刻的。

1932年6月，驻乐安的敌人一个团出动，我率独5师去迎战。战斗中，一颗子弹从我左胯穿到右腿根，这是我从军以来的第四次受伤，而且比前三次都重。天黑部队撤离战场，我被抬往设在兴国茶地的红军医院。

在医院一住就是三个月。这期间，在中央军委工作的张云逸到医院巡视。我们以前不认识，但一谈起来，都参加了北伐战争，又都是当时“铁军”即第4军的，就很投机。

张在粤军中有声望、地位，与张发奎也很接近，他给我讲了不少关于粤军的历史和4军上层的事， 又讲了卢德铭任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长的经过等，他说：“警卫团建立时，叶挺想让共产党员卢德铭去当团长。但他想到自己色彩重（指共产党员色彩），就让我去说，因我年纪大，资格老，张发奎对我更信任。同张发奎一说，他果然同意，这样才有一个共产党员当团长。”我听了他的话，很佩服他善于在国共合作中工作。

住院期间，得知独立5师编入红22军，成为主力红军的一个师，还听说，中央局准备调我去当红22军军长。9月，我的伤基本好了，就从医院搬到驻兴国县城的江西军区司令部，那时，陈毅任江西军区司令员，李富春任政委，郭天民任参谋长，蔡会文任政治部主任。

记得刚从医院出来不久，一天蔡会文同我谈，说中央决定调他任湘赣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同时也调我去湘赣军区任红8军军长，政委由他兼任。

这个消息对我有点突然。我原准备去22军，陈毅司令员已同我谈了话，据说命令都下了，因我在医院治伤，未到职，现在又决定调我到湘赣任红8军军长，虽说都是当军长，但这中间却有很大不同。 红22军属红一方面军序列，在中央苏区活动，上有方面军和中央军委的直接指挥。红8军则不一样，它是一个独立战略区域的红军主力，担任这个军的军长，就意味着要担负起一个战略区域的主要军事领导责任，要独立自主地支撑起一个局面。

我感到担子很重。蔡会文对我说：“我们都是从井冈山下来的，也算是湘赣的'老人'了，对这个地区情况熟悉，你又有带农民军的经验，军事上有一套，我们好好配合，一定可以干好。”

这番话使我很受鼓舞。蔡会文是参加秋收起义的老同志，井冈山时期同在红四军。1930年6月汀州改编时，我任红4军3纵队司令员，他任红12军3纵队司令员，后来我到独立第5师当师长，他到黄公略的红3军，第三次反“围剿”后，调到江西军区任政治部主任。他政治坚定，有政治工作经验，也曾带过农民军，正像他说的，我俩对湘赣地区民情、地理都比较熟悉，我们密切合作，上有中央军委的领导，下靠苏区广大群众和红军指战员的支持，还怕搞不好？

大约在10月中旬，我同蔡会文一起去河西了。记得那天陈毅司令员为我们送行，送了很远。信任之情，期望之殷，尽在这相送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