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8月17-18日以前，严禁部队进入出发地域（从该地发起突击，旨在使部队前出至敌军集团的翼侧和后方）。进行现地勘察的指挥人员必须穿着红军战士服装，只能乘坐货运卡车。

我们知道敌人会进行无线电侦察和窃听电话，为了制造假情报，我们拟制了全套无线电和电话通话计划。通话只涉及建立防御和秋冬战役的防御准备。无线电通话主要使用易于被破译的密码。

我方印制了几千张传单和一批战士防御须知，把它们投到敌方阵地，使敌人看到，苏蒙军队政治教育的重点是什么。

我方军队的集中（翼侧突击集群的集中）及进入进攻出发地域的时间预定于8月19日夜间。20日拂晓前，全部军队应隐蔽地进入沿岸树丛中预先构筑的隐蔽工事内。火炮、迫击炮、牵引工具及各种技术器材应小心地用就便器材制作的伪装网遮盖起来。坦克部队应在炮火准备和航空火力准备开始之前以小群为单位从不同方向进入出发地域。坦克部队的行进速度很快，因而容许他们这样做。

部队的夜间调动皆以各种嘈杂音响（飞机飞行，火炮、迫击炮、机枪及各种枪支的射击）掩护。各部队严格按照根据调动计划制定的时间表制造各种嘈杂声音。

为了伪装部队的运动，我们还使用了各种音响器材。这些器材能逼真地模拟打桩、飞机飞行、坦克运动等声音。在突击集团开始调动以前12-15天，我们就开始模拟各种音响，使敌人对之习以为常。起初日军把这种模拟的音响当成部队真正运动的声音，于是向发出音响的地方进行射击；可是后来，他们也许是习以为常，也许是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便对任何声音都不再注意。而这一点对于我们真正变更部署和进行集中时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为使我方进行进攻战役的消息不至泄露出去，在集团军群司令部内，总攻计划由司令员、军事委员、政治部主任、参谋长和作战部长亲自拟制。各兵种司令员和首长、后勤部长只根据司令员批准的计划分别制定有关计划。战役计划、命令、战斗号令及其他作战文书的打印只由一名打字员负责。

随着进攻开始日期的迫近，从战斗行动开始前四天至前一天，逐次向各级指挥人员传达战役计划。在进攻前三小时向战士和军士下达战斗任务。

随后的情况及我们进攻战役的全过程都表明，我们所采取的各种专门的反情报和伪装措施，以及其他造成战役突然性的措施，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敌人确实被我们打了个措手不及。

在8月战役的准备过程中，我们特别重视对敌人进行仔细的侦察。许多指挥员、司令部和侦察机关在战斗行动开始时，表现出经验不足。侦察担负了过多的任务，有些任务是无法完成的，有些是没有多大意义的。结果，侦察机关的力量分散了，有损于对重要侦察任务的完成。侦察人员由于仅根据某种征兆和推论得出一些假定的结论，往往自己把领导人员引入歧途。

当然，在过去的战斗、交战和战役中，也确有类似的推论被证实是正确的，但我们不应把严肃的作战建立在可疑的情报上。在当前这一旨在合围并歼灭敌军的战役中，我们主要关心的是敌军确切的配置和数字。

由于作战地域内没有居民，这就更增加了获取敌人情报的困难（从居民口中多少能了解一些情况）。日军方面没有逃兵，而跑到我方来的呼伦贝尔人通常对日军部队及兵团的配置和数目一无所知。用火力侦察得来的情报算是最好的情报，但这些情报只能提供前沿和浅近的炮兵和迫击炮阵地的情况。

我们的侦察机可以给我们提供很好的有关敌人防御纵深情况的照片，但是，由于敌人通常广泛地布置模型并采取其他欺骗措施，所以我们在得出结论时，必须十分慎重，并须反复核对，以分辨真伪。

由于日军对其军队配置地域进行严密的观察，我方难以采取用小股侦察群潜入敌人防御纵深的办法。

可是，尽管存在上述种种不利情况，我们还是成功地组织了侦察并取得了一系列有价值的情报。

摩托化步兵第149团在侦察方面搞得很好。团长列米佐夫少校对侦察业务十分熟习，他亲自组织团的侦察。我见过列米佐夫少校上课的情况。他给侦察人员示范，如何灵活机智地设伏抓俘虏，如何利用夜暗通过敌人的战斗警戒。列米佐夫在侦察方面有杰出的才能。侦察兵都非常高兴他们敬爱的团长能和他们一起操练。列米佐夫由于在哈勒哈河战斗中表现出的英雄主义而荣获苏联英雄称号。

我们认为，日军部署最薄弱的地方是其防御翼侧，同时他们缺乏快速预备队。至于地形，对于进攻部队来说，到处都难以通行。

我们还根据具体任务，拟制了战役的党政保障计划。该计划分两个阶段，准备阶段和实施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