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位原子弹之父的悲剧。主要是两件事，国际原子能控制机制的流产和在安全许可听证会上被公开羞辱，都是美国政治凌驾于科学之上的结果。

先讲第一个悲剧。到1944年德国确定将战败时，很多科学家开始怀疑是否还要继续开发原子弹，奥本海默再一次说服了他们，这种可怕的武器在让全世界都了解其威力之后，应该由马上成立的联合国所接管。当然科学家内部也有不同意见，冯·诺伊曼、泰勒、劳伦斯等科学家都反对限制核武使用，他们认为应该由美国开发出更强大的核武器来对苏联和其他国家形成威慑。

无论如何，到1945年最终完成核试验时，奥本海默和大多数科学家都寄望于在日本的使用是人类最后一次使用核武器。但即便是科学家自己，也低估了核武器的威力和诱惑。后来奥本海默回忆说，当时他想起了《薄伽梵歌》，在心里默念了那句“我成为了死神，世界的毁灭者”。直到广岛和长崎两枚原子弹爆炸前，他都在游说美国政府赶在核武投入使用之前就向苏联分享信息，否则将难以逆转苏联对美国的恐惧。对于奥本海默来说，洛斯阿拉莫斯所体现的过度保密原则，不但限制了科研，还对人类的和平共处有害。

然而，赞成他意见的罗斯福总统在那年早些时候就已经去世，他的继任者杜鲁门对科学家傲慢、无礼，在投弹前的最后讨论中奥本海默的意见被完全驳回，但他像《薄伽梵歌》中的王子，默默履行自己的职责，默许了所有政治决议。见识了核武器的恐怖威力，美军更加不想放弃了。在杜鲁门继任后，美国外交重心极速转向美苏对抗。最终选择在日本投下原子弹，除了加速日本投降，有一部分原因是为了赶在苏联参战之前取得战果，确保日本投降的对象是美国而不是苏联。这是一个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电车难题，轨道一边是可能上百万的伤亡，另一边是几十万伤亡，而奥本海默在这个问题当中，扮演的只是那个造变轨器的人，可他却觉得自己应当负责。

当奥本海默意识到美国政府的意图之后，他游走在各派意见之间，一方面接受了美国政府保留核武器维护安全的想法，另一方面还是推动美国放弃核垄断。然而杜鲁门拒绝了他的想法，把他设想中完全中立的国际原子能开发机构改为由美国控制的傀儡机构，苏联当然无法接受这种提议。奥本海默阻止核武竞赛的努力失败了。

1949年苏联进行核测试之后，局势雪上加霜，美国很快就决定要研究氢弹，维持核武器优势，而奥本海默代表科学家公开反对继续进行无止境的军备竞赛，得罪了更多人，最终酿成了第二个悲剧，1954年奥本海默被吊销安全许可并被公开羞辱的悲剧。

是哪些人和奥本海默过不去呢？作者用了大量独家档案揭发背后黑手，我为你总结为三大势力。

首先是埃德加·胡佛领导的美国情报部门，也就是FBI。虽然在战后，FBI才开始监听奥本海默的起居生活，但胡佛作为FBI局长早在20世纪三十年代就已经盯上了奥本海默。胡佛私自对美国政府批评者实施了大规模窃听和跟踪，甚至绑架和暗杀他认为有嫌疑的人物，奥本海默也在他的名单中。胡佛从对奥本海默的监视中盯上了他的前女友塔特洛克，认定她可能是苏联间谍。有证据显示塔特洛克1943年可能不是自杀，而是被暗杀。胡佛还从1946年开始秘密调查对和原子弹有关的所有政府人员，在五十年代极端反共的麦卡锡主义时期，这些调查帮助麦卡锡掀起白色恐怖。

然后是爱德华·泰勒代表的学界对手。奥本海默一直怀疑氢弹的可行性，而泰勒对此耿耿于怀。泰勒后来又带着劳伦斯一起另建了一座有核武开发能力的美国国家实验室，奥本海默则反对这种美军和学界的进一步合作。泰勒并不担忧威力没有上限的氢弹会毁灭人类，而是认为炸弹越有毁灭性人类越不敢用。他也完全不觉得开发武器有什么道德负担，他只是负责开发，怎么使用是别人的责任。此外，泰勒和冯·诺伊曼一样偏右翼，他们反对奥本海默的进步主义政治，有强烈的保守倾向，不能接受奥比受人崇拜。

最后，是美国政府的右翼政治势力，他们的代表是原子委员会主席刘易斯·斯特劳斯。斯特劳斯靠自己在华尔街的财富逐渐获得政治影响力，成功在海军军械部谋得了一席之地，1946年由杜鲁门委任进入新成立的原子委员会。他当时还代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董事会邀请奥本海默去当新任院长，而奥本海默不久后接受了他的邀请。后来，奥本海默拒绝和他分享研究院的管理权，让锱铢必较的斯特劳斯怀恨在心。实际上，他一开始就不喜欢奥本海默。斯特劳斯赞同美国军方，主张用大规模核报复威慑苏联，而不是建立核控制协议。不仅如此，1949年，斯特劳斯代表美国军界反对美国出口研究用的同位素，奥本海默作为专家出庭作证时，冷嘲热讽反对出口的人不懂科学，斯特劳斯感到被公开羞辱。奥本海默渴求别人的认同，但又不顾别人的感受。他张口就来的黑色幽默有时是魅力，有些时候就太不顾后果了。

最重要的是，斯特劳斯联合了所有反奥势力。1953年，他被支持核报复策略的新总统艾森豪威尔任命为原子委员会主席后，马上就开始布局打倒奥本海默，特意交代当时风头正盛的麦卡锡把奥本海默留给原子委员会来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