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我们刚才一起了解了《复活》这部小说的主要情节。托尔斯泰的创作被视为“最清醒的现实主义”，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托尔斯泰是在什么社会背景下进行创作的，以及，他在小说中作了哪些批判。

我们知道，托尔斯泰在1889年开始创作这部小说。在19世纪80年代初，激进的革命派，认为沙皇在推行农奴制改革时还不够坚决，就刺杀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可是，沙皇统治阶级并没有因为这次刺杀行动而土崩瓦解，也没有因此妥协从而加大改革力度，导致许多进行到一半的社会改革大幅度倒退。亚历山大三世继任沙皇后，开始在全俄范围内安插密探，以各种理由大肆搜捕革命人士，加速了后来革命的爆发。可以说，《复活》的故事背景，正是沙皇统治阶级对底层百姓压迫最重的时候。

托尔斯泰在小说中通过主人公的见闻，以白描般的手法，展示了当时俄国法制社会背后的现实情况、东正教会的虚伪以及俄国贵族的虚伪。

先来看，俄国法制社会背后的现实情况是怎样的。拿玛斯洛娃庭审时被错判来说，整件事可悲又可耻。这一幕法庭闹剧，能让我们看到当时俄国法律制度中的一些弊端。

俄国在结合了许多国家法律特点的基础上，确立了俄国陪审员制度。法庭上一共有三位法官，其中有一位是庭长，法官不仅要负责维持法庭秩序，还要直接负责审理案件。另外，还有十二名与原被告无关的公民组成的陪审团。所有人不论出身，都有资格成为陪审员。不管是农民还是贵族，都有权利去评判一个人是否有罪。

在当时的俄国，能有这样的陪审团，是值得肯定的进步。然而，其中也有很多弊端。

一个是，陪审员并不了解自己肩负了什么职责。没怎么受过教育的人，很可能不清楚自己的职责，甚至还有人搞不懂，法官在审问嫌疑人时说了些什么。而受过教育的贵族来参加庭审，只是因为不履职就会被罚款，他们只希望快点结案，丝毫不关心事实究竟如何。

还有，法庭上的审问完全由法官主导，可法官又不参与判决，这就让法官的主观意见，成为审问的关键影响因素。举个最夸张的情况，如果法官觉得案情很清晰，他甚至可以不审问，在公诉人陈述之后，就直接让陪审员作出判决。另外，俄国出现了一批通过利用法律漏洞钻营的法律工作者，他们利用大众对法律的无知，获取了大量财富，受害者里除了农民，还有不懂法律的贵族。这些人把法律玩弄于股掌之中，用法律为自己的私利服务，他们甚至以此为荣，认为钱和地位是衡量一切的标准。

玛斯洛娃在监狱生活时，看到了为罪犯举行的例行礼拜仪式。这一段描写，展现了俄国当时东正教会的虚伪。监狱的礼拜仪式每周日都要举行，整个过程就像一场闹剧。教堂修建得金碧辉煌、光彩夺目，而犯人们却衣不蔽体、身上的锁链叮当作响。

司祭想要安慰囚犯的心灵，就用古怪的假嗓子机械地重复赞美词，声嘶力竭却毫无慈悲的胸怀。他并不相信那些赞美词会对犯人的灵魂有益，他相信的只是他必须相信这个信仰。而大部分犯人明明不理解司祭的话，却认为自己听了司祭的赞美词能让自己在今生和来世都能获得好处。

至于俄国贵族阶级的虚伪，更多是通过聂赫留多夫的视角展现。比如，他见到了一个管理彼得堡监狱的老将军，这个将军“把男女政治犯关进单人牢房，要让这些人在十年之内死掉一半，一部分精神失常，一部分得肺结核病死，一部分自杀……”谈话中，聂赫留多夫提到，政治犯们在监狱里的处境十分艰难。老将军却说，自己为犯人提供的条件很舒适，是其他监狱里少有的。

还有，聂赫留多夫觉得姐姐是自己最亲近的人，所以去西伯利亚之前，他对姐姐说，要把除了土地之外的其余财产留给姐姐的孩子继承。姐姐嘴上说着“请你别说这样的话”，但是聂赫留多夫却发现，姐姐其实很是开心。

其实，托尔斯泰并无意夸大事实或是追求喜剧效果，但是俄国社会现实的荒诞实质，让真实描写产生了讽刺效果。正是这些讽刺所产生的力量，让聂赫留多夫在内心开始怀疑自己所属的贵族阶层，乃至整个俄国的统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