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正的“春秋笔法”长什么样?只是减省笔墨吗?今天何必还在用?

愚鲁说文化 2024-04-27 07:31:41

大约,春秋笔法者,从来不只是一种凝炼的文体,而是兼有极深沉的“文明精神”在其中,不容怠废。什么样的精神呢?——至少三点:一曰实事求是;二曰国之大事,慎之又慎;三曰整体文明视野。

大家都知道,今天的官方新闻,字儿越少,事儿越大;外交部门的表述更是这样——即仅以“战略”、“合作”、“伙伴”等几个概念的排列组合,便基本给你理清了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有人就说,这不正是我们最传统的“春秋笔法”吗?一字之内,天地无垠。但,既然我们早已不受书写载体的限制,何必还在用这种“电报体”写作呢?长篇大论不好吗?大约,春秋笔法者,从来不只是一种凝炼的文体,而是兼有极深沉的“文明精神”在其中,不容怠废。什么样的精神呢?

——至少三点:一曰实事求是;二曰国之大事,慎之又慎;三曰整体文明视野。

分条缕析之前,先看:最传统、最纯正的春秋笔法长什么样?最著者:“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是的,这么大个事儿,《春秋》的作者孔子就这么写完了(《隐公元年》)。好吧,那,如何见得到“实事求是”呢?很简单,夫子他老人家虽然写得短,但时间、地点、人物、事件、事件的后果……皆一一道来,正大光明地摆给你看。但,又不对了,别的都好理解,“事件的后果”在哪里呢?太牵强附会了吧……根据《左传》的注释:其一,“段”这伙计的确是错了,郑庄公打他也没毛病——“段不弟,故不言弟。”

——然则,其二,郑庄公也有很大很大的责任,盖:“称郑伯,讥其失教也。”

所以,古来对这件事的定性——亦即是它的后果,是:这不是什么正义的战争,兄弟之间的争权夺利而已。此还见于这个“克”字,何必是克?“如二君,故曰克”——你们俩啊……你们俩就谁也别说谁了,“克段之战”非“诛段之战”,不存在什么“伐无道”。以此记事,更以此传道。再看今天的“悍然侵略”、“坚决反击”、“军事回应”诸语,一样的,一样的致力于实事求是——稍知春秋笔法者,稍知中国文化者,亦同时明确了我们对那些事的定性,及其或长或短的余波。

——春秋笔法的例子太多了,还可看它对外交事件的表述,如:“杞子来朝。”

事在鲁僖公二十七年。是的,还是写几个字而已。但这……这也能看得出实事求是的精神吗?太能了。《左传》注之:“杞桓公来朝,用夷礼,故曰子。”——你小子不讲外交礼仪是不是?不拿我们当回事儿是不是?装都懒得装了是不是?那就别怪我们给你“降格”了。视之于今,为什么我们有时候“超规格”接待?有时候又“降规格”接待?事已至此,道理自明。看完了军事和外交层面的春秋笔法,还可看一例它们的“集大成者”。如上文,今天我们仅以几个概念的排列组合便擘画出了复杂的国情、民意,实则自古如此。

——无非古人的更简单,更让人没脾气,如:州不如国,国不如名,名不如字。

《春秋》多称楚国为“荆”——“荆者何?州名也”(《公羊传·庄公十年》),其实宣告了楚人在中原老牌强国心目中的地位——那是真……真“不怎么样”。反过来,孔子、仲尼,皆美称也,鲁哀公甚至呼其为“尼父”——所以,孔子的“惶惶如丧家之犬”只是暂时的、阶段性的,只是他愿意为了理想吃这个苦(《论语》等)……时人对他还是很敬重的。倘再结合《左传》、《穀梁传》之属,则春秋笔法的“名教之序”、评价体系大约是:子>字>名>人>氏>国>州……

——述事凝炼,即也有军事、外交大事,不可不慎。何况,这不已经说清楚了吗?

即便后世史家不再受书写载体的限制,《唐书》、《明史》,又是怎么写的“玄武门”和“燕王靖难”?不也是照实去写,照核心信息去写,而尽量令史家们一己的意见不至超载——最多最多,“枪口抬高一寸”,言秦王“诛”之?否则,我们今天怎可能把各方面的责任都摆得这么清楚?至此,还是那话,春秋笔法的精神深有可思。其不仅仅为了减省笔墨而写得短,更主要者,把事说实,尽量精确地控制此一评价的余波——更神奇者,反而留给了后人转注史料的余地。不去长篇大论,亦即是不去扮演全知全能,是亦以区区“一家之言”而通“古今之变”之理。如此,则自会形成一种伟大的文明传统。

——一种理性的传统、公正的传统,也是深刻思考的传统。此亦凝住了中华文明。

所以,华夏儿女,不论在何时何地回望自己的文明——便是仅以史家的角度回望之,不再看其他,则那仍然是一种表述如一、名教有序、价值观稳定的文明。历史都是假的?史所有缺,100%的真相肯定不得知之;王权如山,且一山重于一山,100%“直书的真相”亦不可得。但这个传统假不了,此中的文明精神假不了——历朝历代,离散于传统的程度有异而已。司马迁即不能直书他的顶头上司的祖宗装神弄鬼,不得不把“斩白蛇”云云写得跟真的似的——但在《陈涉世家》里,又明说了起义之前的操作都怎么个意思……

——据礼写史,以史存义,秉义制礼。春秋笔法,要之如是。不好吗?何必怠废?

写于北京办公室

2024年4月26日星期五

【主要参考文献】“三礼”,“春秋三传”,《论语》,司马迁《史记》,司马光《资治通鉴》,柳贻徵《国史要义》,武黎嵩秦汉系列讲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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