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分享的故事主角，是个女兵。她给自己取名叫谢雪萍。

谢雪萍原是广东纺织厂的女工，为了讨生活，她穿着旗袍走到延安，在这里遇到一段传奇爱情。成了张作霖的儿媳妇，张学良的弟妹。她的丈夫就是张学思，新中国的海军少将。

朋友朱洪海历时八年采访，将她和张学思的口述编撰出版。我摘录了谢老一部分回忆，分享给大家。

看看百年前的她们。如何青春，如何热血、而后又如何凋零。

1938年9月18日，我到达延安，那年18岁。

去延安，就是为了奔生活。

我还不记事，父亲就过世，被过继给亲戚。没几年，亲戚家男人也死了，养母要把我嫁给人家做小老婆。我那时候十三四岁，于是从广西跑到广州，到广东纺织厂打工。

这时候就给自己改了个名字叫谢雪萍，为什么叫雪萍呢？就是我不在这里待着了，我要远走，像浮萍一样漂泊异乡，去改变生活、改变命运。

1938年日军轰炸广州，把我们工厂给炸了，被炸时我就在工厂里面。工厂被炸停工了，我没地方去，到哪去生活呢？

就想起一本进步杂志，刊登过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招生的广告。当时国共已经合作抗日了。

我拿着杂志去一问，说你只要有路费，自己到那以后，又管吃又管住，又管学习。哎哟，我一听高兴死了，就报名了。

当时我们一行去了6个人，先是坐车到武汉、西安。以后就没车了，只能走路。那时我身着旗袍，脚穿皮鞋，还提着一个藤箱子，脚走得疼得不得了，就这样一路走到延安。

到延安以后，我被分到抗大二大队。没过多久，同去的几个人因为生活太苦，受不了就走了。我因为没有其他地方可去，就留下来了。

广东住板床，延安住窑洞，广东吃大米，延安吃小米。对那些家庭条件比较好的大学生、大小姐，这个条件很艰苦，对我无所谓，什么情况都能过。

到1939年八九月份，延安成立了中国女子大学，我们就成了女大的学生，不再是抗大学生。

毛主席、周总理都给我们上过课。因为我不会普通话，听课都是糊听。女大的学生听课，延安的干部也可以随便去听，当时延安单身的干部很多。

有些是去听课的，有些就是去找对象了，说白了就这么回事。

但是像我们这样的傻瓜，当时不明白这事。

有一天，我们班一个叫顾红的同学问我，说你想不想去新市场？

我说去，星期天去吧，正好我本子没有了。

我们下了山，刚刚要过延水河的时候，就看见从延安城的北门那边，跑过来一匹马，马上的人穿灰军装过来了就跟顾红招手，说你们上哪去？

顾红说上新市场去，他俩一问一答的我也没在意，那个人听到后骑着马掉头就飞奔走了。

到新市场了，我正在那看东西呢，一扭头，呦，后面有个人牵着匹马，挺年轻的一个军人，穿得很整齐。

他在后面一站，也不说话，仔细一看，就是刚才那个骑马的人。

我那同学一回头，啊，张昉，叫他一声，他俩人说上话了。顾红就介绍，说这是我同学，这是张昉。

我也不知道张昉是谁，就点点头。

他就问你们干嘛来啊？我同学一指我，她要买本子。

我要买本子？呵！是她问我去不去，现在变成了我要买本子了。

张昉说不用买，他窑洞里有的是。我就愣了，怎么回事啊。再一说我才知道，这个张昉是抗大东干队的队长。

我这个同学就说，哎呀，去啊，去啊，他就住在山上。于是不由分说，把我拉上了他的马，让我和他一起骑一匹马，就到他窑洞去了。

他是干部有一个自己的窑洞，去了也没事，瞎聊一阵子，拿了俩本子走人了，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过了一个星期，我有天从山上下来去吃饭，去食堂的路上必须经过总务处的门口。走到那就看见一个人在门框那翘着脚往山上看，我仔细一看，呦，这不是那天那个姓张的人。

他一看到我就使劲叫我，干吗去啊？我说吃饭去啊。他说不要去，咱们出去吃。

那会儿人挺馋的，有饭就吃呗，管他什么事儿呢，就吃饭去了，就去离学校不远的一个小饭铺。他说第一次请你吃饭，你是广东人爱吃什么？

吃饭时就要这个要那个，我都不懂。他说，哎，要一个法国面包。我一听这名字，什么叫法国面包？

不明白，等端上来一看，什么法国面包啊，就是馒头片裹鸡蛋炸了一下。

我就笑了，哎哟，这就叫法国面包？这个挺好做的嘛。

他就开玩笑说，哎，挺好做的？那你天天给我做啊？我一听这个人怎么这么说话呢。吃完饭，我就走了。

第二个星期他还在那等着，还去那吃饭去，这么一来二去，我说这怎么一回事啊？不明白了，我就去问我那个同学顾红，到底咋意思？

顾红就告诉我了，怎么回事呢。

原来他去听大课的时候，就看见我了，跟我说过话，但我爱理不理的。后来他每次听课都去那里等我，结果我每次都没坐固定的位子， 他就再没等到我。

直到后来他找东北老乡顾红问，才知道顾红就和我住一个窑洞，于是求她帮介绍。那次邀我去新市场，原来是他们设的局。

张昉就是张学思的化名，我和张学思就是这么认识了，这时候是1940年，我20岁。

我对这个张学思印象很好的，觉得他是个挺英俊的人，又很美，又很直，一副非常正派的军人架势。

而且人家很诚心，从第一次见面就一直追你下来，你还怎么说？这么一来二去就聊出感情了。

直到结婚了我才知道他是张作霖的儿子，以前根本不知道。他给我看他母亲从香港来的信,我都没有回味过来他是谁。

人家都跟我说你知道他是谁吗？我说我知道他是共产党员就行了，别的不知道了。

到后来知道了，也不用问了，反正共产党员一切就交给党组织，知道不知道没有什么区别，所以干脆就不问。

张学思的母亲，是张作霖的四姨太许夫人。人非常能，对大帅府里的好多事情都是非常反感，从张学思打小起，她不许他沾的，要他学会自立，说张家的产业都是大哥张学良的。

张学思四个同母兄妹，他17岁在老师的介绍下就加入共产党，后来到了部队，是周恩来介绍去延安的。他的哥哥姐姐都在国外，母亲也去香港。

以前对大哥张学良的印象不好。张学良其实很孝顺，对父亲的姨太太们都是妈妈长妈妈短，也很关心弟弟妹妹的成长情况。

西安事变之后，张学良被扣押。张学思去溪口见过他一次。没有单独讲话的机会，只能用笔写字交流。张学良告诉他，要抗战到底，跟着共产党。

这之后，他觉得大哥还行，不是以前想象中的那种大军阀。

当时，张学良的不少部下也到了延安。于是根据组织要求，张学思在延安组建了80多人的东干队，准备打回东北去，队里都是东北人。

1940年年中，我和五个女同学也一起调到了东干队，都是干部爱人。9月6号下午，张学思叫我和他去见几个人，这时同去的还有高存信和白竟凡，这次吃饭是我和白竟凡第一次见面认识。

吃饭的时候，一个干部说这次是给你们送行了，也是为你们祝贺了，你们的婚姻中央已经批准了。

饭后在回队的路上，张、高二人就议论道：组织上已经批准了，我们今晚就正式结婚吧，把事办了。

说是“办事”也就把我和白竟凡同志的被褥分别搬到他们各自的宿舍。当时他们一个是队长一个是指导员，都有单独的密洞。

我们两位女同志都听他们的，搬过去就完事了。

到了第二天，队里同学听说我们结婚的消息，都向我们起哄，说队长、指导员结婚，不请客怎么行啊。

干脆五对新人一起办理集体婚礼吧。

两人结婚后的合影

结婚的地方就是我们东干队平时出操点名的地方，我们自己动手制作的桌椅围成一个长方形的大圈。

买了些花生，9月正好是秋天，枣子、海棠，花红果都熟了，有很多东西都是我们自己种。还让炊事班的去买了些猪肉，改善一下伙食。大家都非常高兴，一起拉歌、讲故事。

婚礼非常俭朴，但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1940年9月14号，东干队从延安出发，准备打回东北。谁知中途却留在了冀中。

没有车，全都是步行。第一天刚开始走，走不到几里就得停一停，累得不行不行了，有脚上起泡的、有走不动的、有掉队的。

开始那一段路，走得特别特别慢，走不动，什么洋相都有。都唉声叹气，到冀中多远呢？也说不明白有多远，这路怎么走啊？

刚开始一天走40里、50里，一直走过一个星期，差不多走出来了，那就能走了。

但是一定要有人打前站，烧热水烫脚，最关键的就是到晚上要烫脚，让血脉运转一下。

以后就能走到差不多1天100里了，我们后来还走过一天一夜240里的，而且不是一般行军，是跑啊，敌人在后面追呢。

我这两条腿现在不能走了，年轻时候能走着呢，没有马骑。

张学思有两匹马，一匹给病号了，一匹就他自己用。后来这两匹马都给队员用了。有个很胖的女同志，走不动，走走就不行了，就给她一直骑着。

我没骑过，还挺给我们老张长脸的，没给他添过麻烦，一路上有时候还帮大家烧水呢。

我们是9月走的，走到十一二月，一到晋察冀就遇着敌人大“扫荡”，敌人第一次实行“三光政策”。

我们天天白天行军，晚上休息。跟敌人转圈，敌人到东我们到西，他们到西我们再到东。

到了12月“扫荡”基本结束，这时候中央来电报了，在冀中就地分配，不让去东北了。

为什么呢？当时日本人对东北控制得很厉害，过去了生存很困难，也活动不了。

分配工作时，男的全部分配到司令部，女的分配到政治部或者是卫生部。张学思被分配到司今部参谋处当参谋处处长，我和张学思这就分开了。

我和白竟凡，我们在路上就怀孕了，所以这一路非常惨。

女同志怀孕走路你说惨不惨，又不能吃又累得要命，一闻着什么都吐。

而且那会儿还没有油，都是吃羊油，还是山羊的，特别特别的膻，那个膻啊，一闻到就吐，难受极了。

路上全是沙子，非常难走，走一步好像要退回来一样，而且又怀孕几个月了，走得特别难，简直要一步一哭的。

战争时代的女同志，特别是怀孕的女同志，非常痛苦，什么都没有不算，你自己吃的苦也不算、主要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敌人就来了。

一说有情況了，一律立马都上山，得隐蔽起来。就在野地里面，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生孩子，所以特别痛苦、特别困难。

第一个小孩生下来不到二十天，因为敌人来了有情况要转移，就得过河，那个水很凉，所以我也是一身病，没办法。

大夫就给开了剪子。当时麻药也没有，动剪子就剪，非常疼，最后总算把孩子弄出来了。孩子能生出来算是很幸运，他要是横个腿、弄个胳膊就更麻烦了。生完孩子以后，没有三天，就又跑。

以后就把孩子托给老乡了，等过了一年再回去一看，孩子没有了，老乡没有了，那个村也没有了，叫敌人全给烧了，“三光政策”嘛，烧光抢光杀光。

所以我的第一个孩子叫敌人给杀了，这是1941年。所以后来我对日本人的恨，很长时间都过不来。

我们有个女干部，她有对双胞胎男孩，几个月大，那天就遇到敌情，敌人进村了，没办法，大人出去躲了，孩子在炕上。

等敌人走了，回来了一看，孩子被劈了，煮到锅里去了。妈回来看到差点死了。

遭遇敌人的情况经常发生，敌人到跟前了，哨兵已经跟敌人接触上，枪响了才知道。

那次是我们在山坡上休息，敌人老远都知道我们在这个地方了，我们连望远镜都没有，附近情况也不了解。

敌人一个队过来了，等看见了就到跟前了，下边的哨兵与日本鬼子接上火了。

当时是两座山，我们要钻山才能隐蔽，从这边山转到那边山，必须经过一条小路，敌人跑得快，很快就封了那条小路。

要过路就非常危险，我和白竟凡就坐在这边山坡上的一棵大树下，听到下边枪声一响我们立刻起来就跑，我们跑得快，很快就上山了。

那机关枪“嗒嗒嗒嗒”，他总是要换子弹吧，就在他间歇的时候，就是“嗒”停的时候，“喇”就过去了。没过去，第二次“嗒嗒嗒”一打，就倒了。

现在说起来好像是笑话一样，实际当时就是那么残酷，那么一下子，你过了就过了，过不了就完事。

那种情况下还知道什么怕？你跑了就是跑了，跑不了就死了。

我们只有手榴弹、只有步枪。那会儿一个人发两个手榴弹，放腰这儿，一个给敌人，一个给自己。

两个手榴弹的任务就是这个，只能有两个手榴弹，多一个还没有。

没有想回家的想法，家敌人也在那占着呢，那是全国抗战啊，没有什么安全的地方。那时候脑子特简单，一门心思打日本。

活着，就是你能逃过这一劫，下面还有希望，接着走。

因为没粮食，冀中有一段很难的时候，反“扫荡”整天走走走，又没有吃的又没有喝的。

有时候用什么解渴呢，渴得不得了了，就拿地里的高梁秆、玉米秆嚼吧嚼吧水，那渣子咽不下去，吐了。

没得吃了，饿得不得了了，揪一个玉米棒，咬两口，都是生的，慢慢嚼着，那时实在饿得不行了，真是没招了。

有时候饿了挺难受，但是渴了比饿了还难受，各种滋味我都挨过。

有一次我们转移，临出发了领这一天的口粮，我就领到一个玉米粒。一个玉米粒怎么吃啊，饿了只能含着，还不敢咽。

我怀孕时吃的那东西，现在想都不敢想，蔓菁，长得像萝卜似的，但是它那味很呛，用羊油炒蔓菁，那个难吃啊简直没法说，特别特别难吃。

行军的时候，背一张被子，手榴弹两个，再就是一个干粮袋。

装干粮的时候里面是什么东西呢？炒面。有时候是磨的小米炒面，再好是白面炒面。到时候有点水和里头吃了。

有时候行军，一个星期根本生不了火，也没法煮饭，就吃干粮。

你背着粮食，但粮食不是归你自己的，是归这个集体的。到哪把粮袋都拿出来，走的时候有新粮灌上，一个个都背上。伙夫背得了那么多粮食吗？他只能背个锅。

这些加一起能多少斤哪？起码有三十来斤。一天走一百来里。

走到平原就更难了。平原没办法，他给你封锁了，那你就等着吧，一锅煮了。

为什么有地道呢？为什么有交通壕呢？没办法啊，人要活着，就得想办法活着，有时到了再没办法的时候，就钻梯田。

什么叫钻梯田呢，就是一个梯田，下面掏空了，上面种的庄稼，人从下面钻进去，外面人把你封死了。

我怀第二个孩子时就是钻的梯田，钻了一个反“扫荡”，敌人要来了我们就进去了。

一家三口

那里面能装几个人呢，最大的梯田能装三个人，最多四个人。进去以后不能坐下来，要坐下来就是曲着腿、弯着腰那种，梯田嘛，一梯一梯上去的，上下很矮的嘛，上面种庄稼呢。

在那里面待着。敌人路过，我们能听到外面响，他不知道里面是有人的。

在冀中卫生部的时候，他们就做了好多这样的梯田，都是为伤兵做的，重伤员动不了，就送梯田里去。

唉，抗战的时候，什么土办法都想了，还不都是为着活命。你说怎么办。吃饭就是干粮。上厕所那就憋着吧。外面没什么动静了，就抠开石头出来了。

我告诉你，什么事，人到什么时候，他总有办法。我现在想着没办法、绝望了，到时候了全有办法。

这一进去，那起码得五六个小时，或者十来个小时。你得听听周围有动静没有，敌人要在这叮叮哐哐总有响声。

我们那儿的梯田离村不太远，村里狗叫、猫叫基本听得见。外面太安静了，你可别出来，不了解情况。

当时不害怕，现在想想那个日子真不知道怎么过的，多难，我那时带着个孩子。

有孩子的很麻烦，不能让他哭。一哭把奶塞过去，堵他的嘴。实在堵不了就掐死他，都得很下这个心。

那时候都有规矩，孩子哭了，你实在堵不了了，而且外面实在有敌人，你只好把他掐死，都是这么安排的，做起来非常残酷。

真要把孩子掐死，怎么下得去手啊。可是来了敌人真没办法，他站到旁边了，你那孩子真哭了，那你只能下手。

你下不了手別人就遭殃，到时候你就得下手，你把大家都毁了，实际上孩子也得毁了，也不可能让你活着，所以说战争很残酷的。

我们有一个女同志，刚生完孩子，就遇到敌人“扫荡”，也进梯田了，孩子没弄好就死了。死了怎么办，就扔到沟里去了，半夜狼就来了，叨那孩子来了，嚎的声音那个惨哪。

狼的叫声听得非常惨，嗷敷叫，我们那个同志哭得不得了，你有什么办法。

翼中大扫荡非常艰苦，我印象最深的是掌史战斗。

我看有一些回忆录里面他们记得很清楚，哪天哪个时辰，到的哪个地儿，但是我确实不记得了。

但有一个地儿，我还记得，因为我在平原里面转来转去，就参加这次战斗了。后来中央也认可这是一个比较突出的战例。

因为什么那一仗我记得呢？因为那次我掉到沟里去了，受伤了，起不来。

我们走路的时候都不能走上面的路，是走路边挖下去的交通壕就是走地下。

因为我带着民运部的章，所以就规定我可以有匹马，经常是强行军啊，机关里没有别的女同志，就我一个。

那天晚上转了那么一夜。转到天快亮、大概三四点钟的时候，我骑的这个马，走着走着突然从壕底下跳上来了，一下子把我摔得好远，摔了个半死。

那会年轻啊，二十一二岁，自己还能爬起来，他们别人把马抓回来了。

天亮了，也就是12号了，到了掌史村住下了。走了一夜又摔这么一下子，进了老乡家，我倒到炕上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就睡了。

我倒在炕上一下什么也不知道了，那炮咣当咣当老打进来，墙上的灰都震下来了，我也不醒。

他们两个就奇怪，这炮都打到跟前了她还不醒？其实他们也不知道我还摔了一下，因为我也没说。摔都摔得半死了嘛，还知道什么事。

到晚上突围了，人家就说了，你们这路从这突围，前面有个沟，沟上过去就是平地，突围出去在什么地方集合，都说好了。

三个人小组，互相帮助，因为白天打仗看不清楚地形，晚上突围时有沟有坎的，三个人可以互相帮助一下。

谁知道掌史村的沟一下子就下去得很深，晚上稀里糊涂地走，我这一脚踩下去就不知道了。

我摔下去后肯定是晕了，可能就掉在边上，那人就一个挨一个叭叭全都下来，人家身体好的个子又高的，下去以后能起来，三步两步就跑到前面那个口从那上头出去了。

过去了多少人也不知道，等我醒来爬起来一看，什么都没有了，人家全跑光了。

就看着人乒乒乓乓地打枪，不知道哪是方向，打多久了也不知道，不时有敌人打的照明灯，可就是不知道别人都哪去了。

看对面好像有豁口似的，让人走得已经有点斜着了，那就往对面走吧，我也跟着上去了。

上去一看完了，茫茫一片也不知道哪是哪，找人找不着，不过后来向远处看去，哦，在月亮的照耀下，前面天上有堆土飘着，肯定是很多人往前面走，路上尘土飘起来。

学过军事的都会看风向，一看就知道这人是往哪个方向走。当时你没别的办法，琢磨吧。

唉，那我就看着这堆土跟着跑，跑了好久，路也不是正经路，坑坑洼洼的惹人烦。走到一个树林子里，人家正在那里集合查人数，査说丢了一个，把我丢了。

那时候丢了人是很平常的事，等我找着了我那个队，人家说正往上报把你丢了呢。

这个事我从来没给张学思讲过，反正我也找回来了。

在冀中，睡觉时是不脱衣服不脱鞋，一有情况起身就走，情况严重时甚至不解背包、不进村庄、不进房屋。

在太行山区，大家终于不用三天两头转移，甚至一天转移几个地方，也可以脱光衣服、盖上被子睡觉了。

调到平西后，安排我做审查委员会的秘书工作，负责审查账目，怎么审查自己都闹不明白，反正给你个工作你就做吧，连带孩子带工作。

我和张学思经常是分开的，结婚了还是各人做各人的事，各有各的单位，结婚归结婚，生活归生活，能够碰到一起就在一起了，一转就不知道转哪去了。

打仗就是这样，你白天还在这呢，没准晚上人没有了呢，战争啊。

但是一见面就有孩子，这才倒霉呢，非常倒霉，就恨自己这是怎么回事。那会儿还不懂得什么叫避孕，现在咱们有的是办法，过去不明白。

我俩经常在一块是从平西开始的，虽然在一块，也都在一个司令部里面，但是他呢，经常在外面打仗。

那个时候，他经常领人打碉堡啊。

打仗的事他很少说，他回来了就说好或者不好，缴获了什么战利品。

我在平西没有遇到遭遇战，我们到了平西以后，我基本上不跟部队走了，在平西的机关工作带着孩子，都是住在比较偏僻的地方。

一有情况我们就钻山沟，上山了，躲开敌人。敌人要到这来了，我们老早以前就跑掉了。敌人把这地方占了，就再往远了走。

机关一下令家属钻山，全钻山了。事先山上都有一些预防，像存的粮食了，日用东西了，存的咸盐啦，老早以前后勤给你安排好啦。

那时候吃咸盐最要紧，没有盐吃。

平西比冀中好多了，那有山哪，有山就可以藏起来，在山里最好办，敌人怎么多也占不了所有的山，山连山，你封锁得了吗？敌人也没什么办法，所以山地比平原好在这。

冀中的武工队，不是打仗的组织，是专门做开辟工作的，但是它有武装，所以叫武装工作队。

遇着情况就打，一般就是发动群众，教育群众，或者收集公粮啊，做这些工作。做政治宣传工作比较多，讲讲政策啊，有些老百姓不知道共产党什么政策啊。

张学思不会给我讲打仗的那种残酷，讲了让我多操心啊，他不讲，要难了就告诉我很难打。

说一千道一万，人家就是武器比你厉害，你想怎么打，只有手榴弹顶什么用啊，就是土炮也不顶用。人家是机关枪，“突”一下你们什么都没有了。

我打过枪，但不是打得太准。步枪也用过，手枪也用过。

我前面俩孩子都没了，头一个叫敌人给抢光杀光烧光了。第二个得了小儿肺炎，没有药死了，非常可惜。也是个女孩，很漂亮，她那眼睛太漂亮了。

那老百姓一看就说你这孩子活不成了，我不相信，结果后来真是活不成，一岁多吧。那时也不懂，要是现在的话呢，可以吃点芥子，用点萝卜桨水，给她弄弄。

两个孩子，一个是1941年生的，一个1943年生的，两个都没有了。所以战争时代的女同志，她们是很惨的。

到1945年“8·15”那天，已经半夜了，高鹏先到院里喊：“哎哟，大家起来起来。”

大家睡得糊里糊涂的，半夜呢，什么事呀，以为敌情来啦，立马起来。那都习惯了，反正有敌情立马就转移了，以为敌人围圈来了。

大家起来起来，大家起来，好消息好消息！什么好消息？说日本投降了！

“哇——”大家之间闹啊。

就这样，我们这才到了沈阳，张学思的老家。

张学思是先到的，他一到就是接了辽宁的省主席职务，非常忙。我臭哄哄到沈阳时，他穿着西装、戴着礼帽，都快不认识了。

没多久，国民党就打过来。我们就从沈阳撤出去了。

谢雪萍和孩子在一起

1949年了，我又有了一个孩子，这个是老三。生完不久，正好这时重庆舰起义，这是国民党最大的一个军舰。

我也不知道怎么想的，忽然间就跟学思说，哎哟，将来别给你调那，干这个海军去。当时俩人随口一说，后来他成了海军参谋长。

1955年授衔他少将的时候，我当时在念书。33岁，重新从中学读起，之前基础文化太差呀。

要授予他少将的事我根本不知道，那天我们吃早饭，七点钟听广播、都是拿着碗一边吃饭一边听广播，一听，呦，张学思评上少将了，大家的眼睛瞪着我，我也觉得挺奇怪的。

到了“文革”，一大批人倒了，不知怎么就把他搅进去了。到死也不知是什么罪名。

那天一大早，早晨四点来电话，天都没亮。我们床头有两部电话，一部红色的，那是直接通到海军的，一部普通的。

红机子响了，说有急事马上去开会，平时他们军务繁忙的时候，就是一个电话就走了。他就立马起来，赶紧安排司机去开会，结果到了就被扣住了。

等天亮了，一大群人就来了，抄家。我有点蒙了，也谈不上蒙，已经见多了。

抄家时把桌上的四节电池也抄走了，我说完了，这就是怀疑他是特务了。那几节电池是前几天学思刚买回来的，新的，放在桌上还没用呢。

张学思被关后不理解，想不通，顶得很厉害，很生气，一根一根地抽烟。

1970年3月通知我去医院看他，小女儿和我一起去，女儿都认不出他了，很惨。

医院不给什么吃的，只有咸菜和一点黄豆。我问是怎么回事，病人不该只吃这些东西。医生说不能浪费。

张学思去世的时候，大夫给他最后下的结论是极度营养不良，是播散性肺结核。实际上那是把他折磨得够呛。

1970年5月29日去世，54岁，他是1916年生人。

要火化了，我去309医院看他遗体。我围着他转圈，转了半天。以前不能讲他。因为我一讲就受不了，人整个就要疯了。今天我向你们讲一讲吧！

什么样子呢？他两个眼睛半睁着，面频上留下了两滴血泪，是血泪呀！口是半张着的，是有话要说的……

我围着他的遗体转了好几圈，转了半天。我回家后心里特别难过，无法安睡，一闭眼就是那个形象。两眼半睁着，面颊上有两滴血泪！

现在提起来，仍然都很难过。想想他的一生。他一生为什么？他从没有为过自己，他一生忠于党，忠于人民，他也忠于家庭，这点是很难得。

在我来看，我跟他不是很匹配。当时同学里有人反对，说我配不上他，我也觉得人家说得对。

他是什么人，我又是什么人，来撬杠的也大有人在。可是，他从来没有动过歪心。

我现在已经100岁了，跟我同时代的人，从延安一块走出来的，没有几个活着的了。我要替学思活着，替他看看一生为之奋斗的事业，正在变成现实。

祖国变化有多大，特别是海军有了我们自己的航母，这是他做梦都在想的事。

我这一辈子，非常丰富，也非常艰苦，这期间变化太大。命运给你带到哪，你就走到哪，随着浪潮发展跟着浪潮走，觉得奋斗挺值得。

朱洪海编撰谢老的口述史时，他说脑海里经常浮现出保尔的一句话：

“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一个人的一生应该是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后悔，也不会因为碌碌而为而羞耻。”

谢老在接受采访时说过，她的这一辈子，非常丰富，也非常艰苦，觉得奋斗很值得。

这句话，朱洪海用在了《从延安出发--开国少将张学思夫人谢雪萍口述历史》一书的结尾。

这是谢老总结给自己的，也是总结给他们那一代人的。

看过他们的浮沉往事，翻过纷纭众生，再审视我们的自己，说的还是这句话——人的一生，究竟应该怎么度过？

当然，各人有各人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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