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高万峰

一九四三年是抗日战争的艰苦时期。当时的冀中十军分区，由于敌人的封锁，我军部队和抗日政府在经济上十分困难，不要说药品、食盐、纸张等物资奇缺，就连布匹、粮食及指战员那点少得可怜的菜金也不好维持。为了坚持对敌斗争，十分区领导决定派人到敌占区去搞一批物资。

自从我四叔高士一带领队伍编入一二 O 师独一旅，于一九三九年随同贺龙师长开赴延安后，我们这些留下的人组成了一二 O 师工作团，由我四哥高万亭负责，在家乡白洋淀东边继续开展抗日工作。一九四一年我因病回家养息，不久，四哥高万亭带的工作团被敌人打散，他也回到了家中隐蔽。一九四二年，我们配合马建民同志开辟淀东四十八村，以后就一直坚持这里的工作，使这个地区成了隐蔽根据地。

一九四三年春，分区旷伏兆政委刚到不久。一天，他派人把四哥高万亭找了去，让我们以个人身份出面，到敌人的占领区去购买物资，并要求我们只能秘密地和分区领导直接联系，不要和其他人或组织发生关系，以免暴露目标。

万亭回家以后，就和我商量怎样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商量结果，决定以我们高家做买卖为缘由，通过一些和我们家有联系的商人，想办法购进物资。谁能帮我们的忙？我想起了王赫明和史玉桐。这两个人在七七事变前，曾在鄭州开过一家长兴永杂货铺。敌人占领鄭州后，他们把买卖迁到新镇，又开了一个孚成号杂货庄。由于他们长期做生意，交往的人多，门路广，在天津、保定都有熟人，而且他二人对我们高家素来敬仰，所以托他们办事估计还肯帮忙。

于是，我们请来王、史二人，寒暄过后，就问起新镇和天津的生意情况。

他二人简单介绍情况后，说："现在做生意，一是要有人，二是钱买路。"

我们说："今天请二位来，是想到天津买趟盐，不知可行？"

他俩一听，就说："哎呀，盐这个东西，涨头大，不过要想多赚钱，还得去塘沽盐滩。可这事不容易办，沿途卡子多，官面查得很紧，特务眼又多，恐怕．....."

经过我们一再劝说，他俩还是答应了。他们到天津找到了生意行的朋友李少石，李又托在塘沽盐厂的一个亲戚帮忙，几经周折，总算买到了五船盐。

可是这么多盐，运输就是个问题了。

如果真是自家做买卖，也许倒不会考虑那么多了，可是，这是为抗日部队买的盐，革命的责任感不容我们有半点疏漏，一定要把货如数交到分区。

经过我们几个人认真的研究，决定先由孚成号出面，在新镇办理好合法手续。手续办好之后，我们还是有点不放心，于是又想了个混过敌人关卡的巧妙法子，将盐装在木桶里密封好，然后挂在船底下。

就这样，五只挂着木桶的大船，混过了敌人的一道道关卡，于一天半夜里悄悄地通过了新镇，顺利地运到了白洋淀根据地。

利用这种方法，我们一共搞了三次，共计万余包盐。分区除留下一部分自用外，其余的都转到了平汉路西山区抗日根据地。

通过买盐这件事，我们也摸到了一些在敌占区搞经济工作的门路，使我们的买卖越做越活。

记得有一次路西要一辆汽车，怎么办？通过了解，我们找到了胜芳齐宝源。齐以前曾在天津汽车行跑过车，路子熟。过了不久，齐果然在天津买到一辆，先在城里开了一段时间，然后突然逃跑，送交给了我们。当然，我们给了他一些酬劳。

当时，我们的根据地十分艰苦，款项非常紧张。上级给我们的款，只是从游击区如固安、永清、安次等县收上来的为数不多的伪钞和日本"老头票"，其余的全靠我们通过各种渠道自己来筹措了。

有一次，领导说急需一批药品，可是又没钱。于是，我在家乡凑了一船肥猪，运到天津大红桥屠宰场，用假名字卖掉了猪，然后在西北角旅馆住下，找了个"跑合的"给拉线弄药，答应事成后给他几袋面粉。药是买到了，可是我也被特务盯上了。当天夜里，我把药挪了三四个地方，第二天雇辆推车送到郊外，到杨柳青又换了船，终于甩掉了"尾巴"，辗转将药送到根据地。

对付狡猾的敌人，我们也摸索出了一些巧妙的办法。天津帮会头子、大汉奸袁文会，在日本人跟前很吃得开，于是，我们就偷印了一些袁文会等的名片，拿着这些名片，可以说是畅通无阻。有一次，史玉桐买了两大车白纸，碰上特务检查，他把袁文会的名片一亮，很顺利地就过去了。再有，我们用船运输，有时叫船主加上一层底，将货物夹在当中；有时在船底下挂上桶，将桶密封好，货物装在里面很保险。

后来，党指示我们在牛驼开了一家杂货店和一个修理自行车的铺子，暗中为十分区输送物资和款项。一个时期后，又在昝岗开了个烧锅。不知底细的人，都以为是高家开的买卖，却不知这是专门为十分区筹款和输送物资的"专用商店"。

在那艰苦的岁月里，我们就是这样在另一个战线上巧妙地同敌人进行斗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