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七年七月八日早晨，人们惊慌不安。公寓的主人说：“你昨夜没听到炮声么？”我说：“睡熟了，一点儿也没听见。”“听说是日本人在卢沟桥打炮。”说着，主人又出门打听消息去了。

我和张慎斋、李都的弟弟李少园住在一个公寓里。张慎斋说：“我去找组织问问。”我也到西单一带去走了走，但除了看到人们在慌慌张张地交头接耳之外，什么也没有打听到。

当时，北平驻军是二十九军宋哲元的部队。宋哲元不在北平，回乐陵老家探亲去了。城中无主，人心惶惶。

中午，张慎斋回来了，说是见到了一位领导人，这位领导人估计：日军进攻华北的可能性很大，我国在华北兵力不足，加上南京的不抵抗政策，形势很危险。现宋哲元不在北平，他若坚决抵抗就不应回平。

李少园才十六岁，北平如果打起来，他就成了个负担。我们商量了一下，把小李送回东北了。

我当时参加东北救亡总会的工作。我去找东总的负责人张西尧同志。他说，先看看形势的变化，要做坏的准备。

我们在不安中度过了两天。

九日以后，报纸登些消息了。中央社报道：“七日夜，日军演习，与我军冲突，炮击宛平城”,“八日九时已停止射击”。“八日传遍牯岭，要人均甚镇静”,“外长王宠惠回京主持交涉。”“八日下午六时，亚洲科长向日使馆提出抗议”;“九日下午六时，日使馆副武官签复，希望事态 z 致扩大”。从这几天的报纸上根本看不出坚决抵抗的姿态。

八日晚，双方议定三条协议：王一、双方停止军事行动：二、双方出动的部队各回原防区；三、卢沟桥由中方驻军。十一日，铁路方面报告，从辽宁开来日军车十二列。形势这样明显了，中央社还在报道：日内阁和军方亦称不愿扩大事件。

十二日，南京外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日军不遵守八日晚协议，又于十日炮击宛平城。希望和平实现，停止事件扩大。”同一天，宋哲元回平。从此，报纸上的消息便很少了。

街上，店铺仍在开张。西单十字路口有用少数麻包堆成的工事，里面只有一挺轻机枪。我在东北军学兵队学过一点儿军事，一看就觉得不象要抵抗的样子。

南京和宋哲元与日方有些什么幕后活动，不得而知。日方一方面声称不愿扩大事态，一方面又大肆增兵，但看不到宋哲元有任何坚决抵抗的准备。如此过了二十多天。

党组织做了两手准备：一是尽量通过关系将党员疏散到各地去做地下工作；二是如果日军占领了北平，就组织一批同志出城去搞游击队。

东北救亡总会也只是做了些宣传工作，因为它是半公开的，所以活动受限制。

二十八日夜，宋哲元率部队从西直门撤走了，形势急转直下，日军进了城。城里的警察不仅不抵抗，反而替日军加岗维持秩序。

北平失陷了。城里前些天坚决抗战的标语不见了。不少人都逃出了北平。古老的北平就像是一座死城，但地下党员、救亡志士还在秘密地活动。

地下党组织要我们等候参加游击队。一天，张慎斋告诉我，明天可以出城，上午九时在东北大学门口集合，游击队有人来领。

第二天，我到东大门口一看，有十几个人，大都是学兵队的，有王远音、尚英、霍志德等。接组织关系的是王远音，带队的是纪亭榭。他们告诉我们，出城时拉开距离。我们从西直门出城。城门口站着两排警察，但没有对我们进行检查。我们出城后，向西走了不远又向北转。城外都是农田，高粱、玉米都长高了。一两个小时之后，我们来到一个叫铁狮坟的地方。坟地的前面有两个铁狮子，后面是一片丛林。纪亭榭拍了三下手掌，丛林中也传出三下掌声，接着，从丛林中走出一个人，我一看，原来是我们在东北军学兵队的同学金振中。略叙几句，他就引我们到游击队去了。这一天是八月十八日。

我们又走了几里，到了队部。这个游击队是由辽南义勇军的十几个人搞起来的。他们有枪，在二十九军未撤出前就出城了。日军占领北平后，他们举起了抗日的旗帜。他们有军事经验，又是东北人，地下党组织利用东总的关系给他们输送人，他们很欢迎。当时，他们有三十多人，加上我们，共四十多人，分成几个班。我领到一支捷克式步枪，被编到翟宝林的班内。

外驻地是个小村子，四面都是青纱帐。我身穿蓝布长衫、西装、黑皮鞋，当天夜里就手持步枪站岗。从这一天起，我的革命军事生涯开始了。（作者：王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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